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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工业振兴 我国工业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发布时间:2016-02-26 10:57 搜集整理:中国产业网

  近年来,我国工业增速持续下行。2010年,工业增加值增长12.6%,2012年7.9%的增速已低于国际金融危机最困难的时期,2015年进一步下降到5.9%,处于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工业增速已从2010年的高于GDP增速2个百分点下降到低于GDP增速一个百分点。在工业增速下降的同时,许多工业企业的库存增加、经营状况持续恶化,破产、倒闭和外迁增多,形成了众多的“僵尸企业”,持续而严重的产能过剩在钢铁、有色、建材等许多行业出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承接产业转移,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国和加工制造基地,但是自2014年以来我国商品出口已经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沿海地区的纺织、服装、电子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或制造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正逐步向内陆低成本省份及越南、孟加拉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原来将我国作为工厂首选地的三星、富士康等跨国公司的新建投资项目也开始转向东南亚国家。

  2012年,我国第三产业比重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分别为45.3%和45.0%),此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比重差距不断拉大。2015年,第三产业比重比上年提高2.4个百分点,首次超过50%(达到50.5%),高于第二产业10.0个百分点。从产业结构变动的角度来说,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是结构优化的表现,但另一个方面,不能因此而忽视工业和制造业的发展。我国当前尚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工业化的任务到2020年才能够基本完成。我国无论是物质财富总量还是人均拥有量均与发达国家存在显著差距,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必须要发展工业;工业技术创新最为密集的领域,尽管我国工业和制造业规模已经居于世界第一,但是在高科技领域、关键材料、零部件和重大装备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实现增长方式由资源和劳动投入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我国的产业竞争力和增强国家战略安全必须发展工业;前一阶段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粗放式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等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要放弃发展工业,而是要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发展工业,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生态的修复也需要工业提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总体来看,我国当前工业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但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工业水平的提升不可或缺。

  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工业当前的困难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当前我国工业增速下行与遇到的困难是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经济发展阶段转换、传统竞争力削弱和外部国家政策调整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自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状态、鲜有亮点,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国际贸易增速放缓,国际直接投资萎缩。第二,我国经济在经历了30余年接近10%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体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按照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人均GDP水平进入中高收入国家之列后,经济增长速度回落是正常现象,因此我国经济整体和工业都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特别是以钢铁为代表的传统重化工产业在经历十年的高增长之后,“重化工业化”时期已经结束。第三,随着近年来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快速、持续上涨,我国制造业建立在低生产要素成本之上的价格优势正在逐渐削弱,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第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机遇、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世界竞争格局的调整,发达国家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促进中高技术产业回流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吸引国外直接投资,从而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我国工业正面临来自发达国家从高端和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端挤压”。

  尽管困难重重,但未来一个时期,有利于我国经济和工业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有利因素仍然较多。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呈现较快的增长势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0年的19109元增加到2014年的28844元,增长50.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2010年的5919元增加到2014年的9698元,增长63.8%。我国节能减排、工业升级的推进蕴藏着对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的巨大需求,从而会进一步引致对上游高性能材料的需求,即使存在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有色、玻璃等产业也存在向高端升级的市场需求。我国城镇化率2014年达到54.77%,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并且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地铁、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城市连接通道(高速、城际铁路)还有较大的缺口。因此,无论是从居民消费还是从经济升级发展都为我国工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拉动力。然而我国工业发展水平低、工业产品供给能力与国内外需求存在严重的错配,特别是国内居民快速增长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第一,国内存在大量无效过剩产能的同时,适应市场需求的有效供给不足,许多工业产品国内仍然不能生产,或者质量不过关、性价比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第二,我国工业品整体价格、附加值偏低。在制造业内部,即使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两大类产业即纺织、电与光学设备的增加值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由于产品的附加价值低,我国没能充分分享到全球化的利益。第三,由于附加值低,我们在获得同样增加值的时候,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排放更大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对环境造成更多的破坏。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工业增速的下降固然受到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增速放缓的冲击,通过扩大需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工业的复苏。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发展表明,单纯从需求端发力、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可能在短期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但也造成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不断积累以致化解难度加大。我国发展面临“三期叠加”矛盾,前期刺激政策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需要经过较长时间加以化解。供给侧的发展滞后不但造成当前的产能过剩等问题,而且也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升级的趋势。相反,在通过继续推进我国城镇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等途径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企业进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创新,促进产业的升级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能够使我国产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减轻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压力。

  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

  对于工业发展遇到的困难,我们既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又不应过度悲观。当前中国经济和工业遇到的问题已经和十几年前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经济大国和工业大国在较高发展水平上遇到的问题,无论是工业的基础条件、政策的回旋空间,还是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都要大得多。我国不仅工业和制造业的规模世界领先,而且与领先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研发人员数量、研发经费投入、科技论文数量和被引次数、发明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均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在诸多领域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异,某些领域已经由赶超者转变为同行者甚至领跑者,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企业已经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门类,电子、纺织、服装等行业具有完善的产业配套企业。完善的产业配套一方面能够决定一个国家的劳动成本优势能否发挥出来,一些低成本发展中国家尚未对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重大威胁,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还不具备我国这样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活动需要与加工制造之间保持紧密的联系,因此也是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先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仍然相对较低的制造成本、不断提高的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素质,加上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我国有望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此外,经济衰退、企业经营困难也并非全是坏事,生存的压力同时也构成了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最大动力。例如,面对工资的上涨和制造业向内陆和东南亚地区的转移,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企业纷纷开展机器人代人,提高自动化程度、优化生产流程和工艺、改进产品质量和开发新产品,进而推动制造业的升级换代。我们应充分看到经济增速回落过程中出现的积极因素,看到结构优化的成效。未来我国工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工业产品从低端到高端升级。我国许多工业产品已经解决了有无的问题,但是在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以及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譬如我国钢铁产能超过10亿吨,钢铁产量8亿余吨,占世界钢铁产量的比重约为50%,但主要以建筑用钢材等低附加值产品为主,高端装备、汽车、精密仪器用钢都大量依赖进口,并且产品深层次开发的水平较低,不能将钢材通过精深加工转化为高附加值产品,包括圆珠笔头上的钢珠都需要进口。因此,工业产品从低端到高端的升级既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对于提高我国工业增加值率也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在既有的工业产业和工业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上已经具有了丰富的积累,更容易通过进一步的投入实现产品的创新和质量的改善。

  促进从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机器人、智能传感器、新材料、新能源和生命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兴起。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并不是让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回流,其重点在于抓住新工业革命的契机,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后起国家实现对领先国家赶超的良机,美国、德国、日本工业由大到强的发展都展现了相同的规律。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与地域面积小和人口少的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在地区之间具有更大的异质性。当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比较优势仍然适合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对于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高、创新资源和高素质人才密集,已经具备了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条件。因此我国工业也应抓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时间窗口”,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促进工业从以传统产业为主向以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为主转型。

  促进从加工制造向服务型制造发展。传统上,制造业主要是利用各种装备和工具将原材料转变为供人们使用的各种产品。为了使用户能够使用工业产品,制造企业也会提供譬如安装、调试、监测、维修等简单服务。但是随着工业产品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对研发设计的投入越来越大,最终产品用户越来越缺乏掌握产品运行原理、操作和维护的能力,就需要制造企业向用户提供更复杂和先进的服务,服务活动逐渐成为制造企业的重要利润来源,这就是制造业服务化的过程。特别是在智能传感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制造企业能够通过对用户使用设备过程中产生的数据以及用户自身产生数据的分析,进一步推动服务型制造模式的创新。服务型制造的发展在提高制造业技术含量、增加企业利润的同时,还能够减少对资源的浪费,使整个制造业更加清洁。因此,未来我国工业应从以加工制造为主向提供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整体解决方案、个性化定制、在线监测等各种服务型制造为主转变。

  推进工业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使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各司其职。政府的作用在于完善市场竞争规则、纠正市场失灵。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仍然不彻底,政府干预过多,尚有许多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秩序没有建立。因此,政府一方面要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另一方面要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加快建立完善市场竞争秩序。政府还要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建立共性技术平台、加强人才的教育培训、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措施纠正市场失灵。但是政府对市场失灵的纠正要改变过去那种支持特定产业、特定企业和特定技术路线的“选择优胜者”的做法,转而实施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在技术的发展方向上更多地通过技术愿景、技术路线图等形式对企业进行引导。工业的转型升级根本上还是要发挥企业的积极性,由市场选择转型升级的方向,东莞“腾笼换鸟”的初步成功让我们见识到市场的巨大力量:在制鞋、玩具等工厂衰落的同时,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为代表的IT产业展现出了蓬勃的活力。

  我国未来工业发展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困难重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技术能力的增强、新竞争优势的培育、产业的转型升级都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有稳健的宏观政策、精准的产业政策、灵活的围观政策、切实的改革政策、托底的社会政策,兼之全面改革开放、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经历一段困难的时期,更能够激发企业的创新创业活力,更能够筛选出最具市场竞争力的企业,中国经济、中国制造业必将能够实现凤凰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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