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煤重生 大安山乡摸索中前行

没有了呼啸而过的卡车，瞧煤涧村终于恢复了山村应有的宁静祥和。

2007年的2000多对种鸽数量已经顺利地翻了15倍，乡政府希望肉鸽能代替煤炭成为大安山的新标志。

据乡政府统计，截至去年全乡林地覆盖率已经达到85%。平整土地、植树造林的工程也安置了大量农民就业。

　　大安山乡煤矿全部被关闭后，“靠山吃山”的百年煤乡也断掉了最后“一口粮”。失去了煤炭这个惟一的支柱产业，昔日黑山黑水黑土地的大安山乡，不得不向绿色经济、生态经济转型。

　　从“吃煤”到“吃生态”，大安山乡完成这种巨变，可能还需要经历较长的摸索期。但是，在北京打造山区“沟域经济”的绿色发展大规划下，百年煤乡的重生希望已经清晰可见。

　　失去支柱产业

　　煤乡经济“断粮”

　　“这眼见就晌午了，还没个动静，我看今天又歇了。”上午11点，刚起床的郑秀中端着刷牙缸子站在大路上张望。郑秀中今年40多岁，他是新瞧煤矿销售站的负责人。这个销售站正好设在大安山乡出口处，是出山的必经之路。出城到大安山乡90公里的国道上，是目前惟一能见到的还在营业的煤炭销售站。

　　2010年7月5日，距离这个乡最后一个煤矿——新瞧煤矿关闭已过3个月。在屋子里的几个伙计似乎对过往车辆毫不关心，对于他们来说，车来得越少，就意味着他们还能拿到这份儿煤炭行业“高薪”的时间就越长。

　　与那个年代众多淘金者一样，郑秀中是上个世纪80年代跟着煤矿主到山里来的，他的妻子也是这站里的伙计。即使矿山关闭以后，他们在这里卖煤，每人每月的收入也有900多元。郑秀中说，现在矿上还有1万多吨的存煤，这是他们这个站最后的工作，卖完了以后他们就只能到村里去当护林员，而护林员的工资每人每月仅400元。

　　这个煤站，这1万吨煤，是大安山乡，也是整个房山区最后一份“煤炭产业”。大安山乡宣传部部长王志强介绍，2005年大安山乡开始关闭煤矿时，正值煤炭价格高涨，1吨煤价格平均超过500元，其利润高达400元以上。而煤矿关闭以后，乡政府的经济收入直接减少了95%。

　　今年4月，随着新瞧煤矿的关闭，大安山乡最后“一口粮”也彻底断了。在京西，围绕着煤炭生产形成的运输、餐饮、服务等产业链，随着小煤矿的关闭瞬间崩溃，乡级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大安山乡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到了历史上少有的特殊困难时期，”王志强说，“以前乡里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靠煤炭行业，现在乡、村自有资金来源都断了”。

　　大安山的煤炭私人开采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此后逐步兴旺。根据大安山乡政府的统计，在采煤业最辉煌的2004年，乡财政收入九成以上来源于煤。煤矿和由其衍生的运输、餐饮等二三产业产值占到大安山经济总量的94.8%。

　　煤矿的兴旺也带动了运输业和很多相关产业。王志强说，原来在煤矿边开个小饭馆都能挣大钱。矿区边上的一个小加油站，一天就能销出3吨柴油。矿区的路边，修车换轮胎的摊点随处可见。来自国内各地的务工者来到大安山“淘金”。

　　王志强介绍，小煤矿关闭前，全乡家庭收入每月平均超过3000元，小煤矿关闭后，平均收入直接降到100元以下。就连政府的正常运转也面临资金困难，从前能解决的教育补贴、老人生活补贴、生活用煤补贴、新农村建设、环境整治等费用，也出现了短缺。

　　经济来源完全断绝，失去支柱产业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矛盾也日渐显现，关矿给乡里经济带来了毁灭性打击，不仅乡村集体失去了几乎全部经济来源，大量村民也没了工作。

　　乡政府给乡里的新建项目都下了一个硬指标：除专业技术人员以外，能用本乡农民的一律不得外招。就这样，一大批低收入的工作岗位被硬挤了出来。护林员、筑路工人……这些劳动强度极大的工作，对于绝大部分没有一技之长、进城打工而又急需钱生活的村民来说，不管老幼，都是乡里惟一能给他们找到的工作机会。而这些工作的月收入通常只有400-800元。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农民收入太低了，”大安山乡乡长胡建光说：“去年底，农民人均年收入4800元，还不及全区平均水平的一半，原乡村煤矿供养人员经费没有来源，供养标准大幅下降，有的村子逢年过节给老百姓发米面的钱都没了，还要由乡政府给予支持。”

　　艰难“取经”路

　　乡政府“串门子”摸索经验

　　“经济怎么办？”关矿后的产业转型成了大安山乡政府必须全力破解的难题。在大安山乡境内，随处可见“调整产业结构”的宣传语。

　　2005年，大安山开始了探索之路，迫切需要找到一个能够大面积推开并且适合全乡发展的支柱产业。在北京市的发展规划图中，房山区被染成了浓重的绿色，这意味着，在这一片生态涵养发展区内不能发展工业。这让大安山本就局促的产业选择，可选范围变得更小。

　　绿色被无可选择地定为了这个乡未来发展的主题，原乡级永红煤矿转为大安山绿鑫商贸公司，副矿长张春民新的职务是生态恢复工程指挥部支部委员。从“吃煤”到“吃生态”，对于这样一个污染严重，除采煤外没有任何技术和硬件基础的乡村来说，努力的结果往往也不随人愿。

　　“你以前来过大安山，如果告诉你那个连麻雀都是黑的山村能够发展绿色经济，你会相信吗？”王志强说：“面对这样一个难题，我们确实缺乏经验，所以只能学习。”乡政府的干部组织了“串门小队”，采取“炕头拉家常”的方式到情况临近的乡村学习经验，短短一年时间，他们几乎跑遍了怀柔、延庆、河北任丘、遵化等数十个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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