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视域下灾难新闻传播的地缘差异

　　一、消费性的凸显：从文化对接中理解差异

　　“文化，或许只会是前现代或后现代的东西，如果它繁荣在现代性的时代，也主要是作为过去的踪迹或未来的期望。”雷蒙·威廉斯这句话的语境置换到现代社会，有了更现实的功利化应对，文化的实用主义意义的重申是由媒介文化所引领的，提到媒介文化，人们自然地将其分为权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三类，媒介文化的分类本身即彰明媒介环境所形成的文化生态，从适用性上带有工具的性质。客观的新闻信息，一方面来自客观实在的新闻来源，一方面来自人为的主观挖掘，在新闻报道的组织行为背后，实则潜藏着人类自有文化形态以来，对信息先天性的需求欲，这种信息欲之根源，在于战胜敌寇保卫家园的求生欲，在于对未知力量的恐惧，在于生存与生活的不安定感，这一切潜在的危机意识都成为新闻需求度的最大动力。现代社会中传递信息的载体——媒介，早已将其编码、解码文化符号的能力发挥至极致，技术的创新与突破使得媒介传布的信息内容惠及普通民众，而普通民众作为新时代不自觉的受众，也无形中利用易掌握的媒介技术，形成媒介的大众文化。正如麦克卢汉开拓了“媒介即讯息”这一概念作为短语内容及形式的双重内涵，人们有理由从“媒介即文化”的短语形式背后，领悟其宽泛的传播学旨意。

　　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催生并巩固着大众文化，并在市场化不断完善的今天显露其三大特点：消费性、标准化、通俗化。对于媒介经济而言，市场化的需求绝对来源于“人之为人”的需求，即信息欲使然，对包含信息价值同时满足个人需求的新闻的关注，使得消费性这一特点成为大众文化的唯首准则和终极目标。每一个政治经济体，每一个地缘文化共同体，都享有大众文化的繁荣和嘈杂，在国际化交流对接的过程中，意识形态与经济、军事实力的差距驱使文化中的另外两类即权威(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倾向于二元冲突的局面，例如文化的挑战与应战，思想的侵略与反侵略，观念的清洗与反清洗，两类文化在不平等进程中艰难交手、相识，但却并不一定相互承认相互理解，反观大众文化，由民众自发吸纳并且兼收并蓄的多元化文化，反而容易经由媒介的帮助，实现国际通行的文化体系对接，同时相互传播各自的社会文化风俗。

　　灾难新闻的传播，是跨文化传播领域中最为特殊的一项传播活动。新闻本身的负面性和基调的沉重感，从途径上有可能会拖慢新闻传播的速度，从把关上亦有可能削减其传播的质量，然而是什么力量推动着、甚至是加速灾难新闻传播的速率并使灾难新闻发挥巨大的舆论压力?唯一的原因，便是在篇首便已提出的“信息欲”之根源：身为人的危机意识。人的社会化过程，也是人的中介化的过程，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都仰赖于媒介，久而久之作为大众文化代言人的媒介便使生活在其羽翼下的子民，拥有通过媒介传递的信息做出某种条件反射式行为的能力：感同身受。远在事件发生源之外的人们，之所以愿意为不在人们期待范围之内的灾难新闻付出报酬，实现新闻作为大众消费性文化中的一部分功能，是因为他们通过该举动，能以此证明，自己正在与自己所关心的或所认定的文化主体共度文化成果惨遭毁灭的经验，这个过程不能为他们自己带来任何利益的好处，但共同的参与性、共同的见证感能从悲剧经验的深沉情感上为早已麻木的内心注入一丝暖流，尚未泯灭的人类的良知，也在关注灾难新闻里救助、重建的传播获知中，推动希望之火下文化认同的进程。

　　地缘经济、地缘政治业已形成，地缘媒介圈会否形成仍然是个未知数。但无疑，灾难新闻能超越地缘政治的压力，实现跨文化传播的第一时间交流。雷蒙·威廉斯对文化的经典定义包括了“一种标准的尽善尽美的观念，”灾难新闻在传播过程中亦是有标准可言的。2011年3月11日的日本大地震中，中日两国通讯社通稿在3月11日当天对本次巨大灾难做出即时反应，双方的新闻都围绕死亡、失踪人数、地震震级、震中自救措施以及福岛核电站情况展开，这些信息都是灾难新闻中最为受众所需要、必不可少的因素，也因此得到了第一时间的传播。然而灾难新闻传播的地缘差异也较显著地体现在消费性上，中国对于日本地震新闻的消费状况远不及日本本国民众，欧洲列国对该灾难新闻的消费状况也比不上中国，其中原因就在于地缘距离远近，如果欧洲列国与中、日共享一个太平洋，那么新闻的消费状况也许就能有所改变，所以一切既成结果是允许被理解的。值得反思的，并不是地缘相近国家之间、一衣带水的中日两国之间互相传递信息情况的差异对比，而是分属于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两个，或是多个国家对灾难新闻的深度报道，何以差距拉开至如此地步，有关日本震后的福岛核电站的新闻，是由日本记者在克服政府、企业双双沉默的情况下独立发掘并报道的;关于核电站变化状况的跟踪报道，美国各大媒体网站竞相做专题报道，并且有民间专家自发将思考、研究的结果发到网站，广泛传播;在中国最开初只有果壳网转发了美国民间人士的研究情况，转发文章的背景是国内谣言横飞、百姓争抢碘盐的场面，舆论辟谣由“新浪微博辟谣”做起。稍作区分便能知道，日本受众，对于灾难新闻的消费性需求是钢性的，美国受众对于灾难新闻的消费性需求是旁观着求知的，中国受众对灾难新闻的消费性需求是弱化并依赖权威媒体信息的，缺乏一定的经济动力和鼓励机制，中国对于国际传播中的灾难新闻的报道与挖掘深度便只能停留在现阶段水平。因此从这一点上，人们能较容易明白：文化的消费性内涵，是灾难新闻传播的地缘差异因素之一。

　　二、接近性的反超：从新闻价值中感受差异

　　灾难发生地距离受众越近，与事件本不相干的受众便有了惊吓和担忧，为了安抚身在一衣带水的文化共同圈之下的民众，这便是新闻接近性原则之所以是新闻报道价值之一的原因。国与国之间的地缘关系的确应得到重视，但接近性的报道原则并不意味着灾难新闻传播之广度、速度、深度与地缘距离之短成正比，灾难新闻报道的差异背后，实则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

　　在可能性分析的前提下，灾难新闻的接近性原则在国际传播主体的报道能力、传媒生态的信息管理、国际人道主义支援三大点中有所势微。

　　首先，从国际传播主体的报道能力上看。信息传播的质量与传播主体的素质绝对有着直接的关系，在灾难新闻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介入使得信息更具及时性与权威性。中国对发生在国家内部的灾难的报道，向来是保守却积极乐观的，这符合受众常年受权威媒体影响所形成的所谓新闻文化的期待，即期待灾难报道中的生还奇迹，期待灾难发生地的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转，期待众志成城八方支援的先进事迹，受众的心理期待反映了一定程度上的客观真实，却也反映了新闻文化中心消解的现象，在灾难新闻报道中，受众已经很难获知灾难发生地的民俗文化是否受到影响、受灾群众心理的真实变化的信息，因为文化作为社会事务中看似最“软”的一项已经难以吸引受众的眼球，于是媒介传播的灾难性内容中已经少有文化信息的影子，然而对于受灾国家的民族凝聚力而言，文化恰恰是最坚挺的支柱，却被当下灾难新闻所形成的偏倚的新闻文化所隐瞒、忽略。一旦错位的新闻文化氛围形成，国际传播主体的报道能力便已定性，制度的迫力使得他们再也找不到创新性的报道视角来还原受灾地区的真实信息，作为国际传播主体的个人力量正逐渐消失。相反，在传播主体个人、组织、政府、企业四大力量相互持衡的国家中，他们对于灾难新闻报道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这是源于四大力量都想尽一切办法把各种信息以自我立场传播出去，良好的竞争机制使得传播主体内部的任何一方都没有仰仗他人的疏懒机会，报道人数的增多本身就增加了报道质量提升的博弈可能。

　　其次，从传媒生态的信息管理上看。良好的媒介生态为媒体人的职业伦理道德的培养、新闻敏感能力的锻炼都有很好的影响，可以使得本民族自有的优秀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品格溶入个人或组织的职业生涯的日常奋斗中去。比如在3·11日本大地震中，日本本国媒体的许多记者便发挥出日本民族与日本文化的优秀品质，新闻记者将日本民众的窥私文化往职业正路上发展，挖掘出地震事态进展的各方消息;日本文化中的内敛、细致等受到极致推崇的品格也在地震新闻的报道中得以展现，日本民众对于地震防护措施的采取、面对余震临危不乱的心态，以及日本新闻媒体侧重反映社会正常秩序得到日本民众的自觉维护、社会救助得到日本民众的共识支持，以取代灾难新闻对死伤人数、财产损失等的报道早已形成的既定模式。在本次大地震中，日本媒体对灾难防护措施的详细报道是准确的，这使得中国媒体从中发现两国跨文化传播的信息交集，寻找到传媒生态信息管理的共同策略，即唯有在自然外力侵蚀下保持传媒信息的新陈代谢，才能恢复传媒生态下文化的欣欣向荣，这种生态学意义上的新陈代谢表现在媒介报道内容上便是各国应灾救灾措施的共享、核辐射指数与应对措施的共享，对于这种交集所得的信息的管理各国有所差异，但宗旨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度过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危机。

　　最后，从国际人道主义支援上看。对国际人道主义支援是否重视，也会反映在灾难新闻地缘覆盖范围之内之外的差异之中。比如中、美派专家前往日本进行核辐射的防御指导，各国派救援队伍前往日本进行人道主义救治，这些在各国的新闻报道中都有所体现，所存在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报道视角和报道叙事方式上。新华社的稿件主要聚焦于救援队伍的生命安危以及救援成果上，也包括中日救援人员文化接触的融洽气氛，美联社的新闻稿件则多以故事见长，生动形象的故事性新闻再现反映了灾难中的人间温情。

　　三、权力的联结：从符号传播中解码差异

　　在灾难新闻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于权力的潜藏性反映也存在着较大的地缘差异。之所以强调其潜藏性的特点，是因为有关权力的反映在各国都太过敏感，在欧洲，有关政府官员的新闻报道80%以上是负面报道，在美国，受众关注政府要闻也是因为政府的举措关乎切身利益，美国的白宫以及国会议员时刻受到美国民众略带质疑的眼球关注，权力阶层与非权力阶层的矛盾冲突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中，在世界各国范围内都不会得到正面而直接的报道，因为重建家园需要强而长的注意力集中。因此，试图参透秘密的受众对蕴含在灾难新闻报道中的权力席位的符号解码是自主而恒久的。仍举3·11日本大地震为例，与中国地震新闻的报道有所不同，中国一旦发生地震，第一时间的报道内容一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该事的关心程度有关联，领导人深入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是新闻报道的重心，国家一把手与二把手“相继”、“多次”、“轮流”来到灾区的新闻，也会大肆宣传，日本的新闻报道则不然，一般等到灾难发生的第一周期(一般为一周)过去之后，日本的媒介组织才会开始大范围地宣传政界人士对于地震的举动，前期新闻报道都以反映政要的措施、发言稿为重，而不会加入过多的有关政要个人行为和个人形象的画面报道，这也和日本文化有关，据(韩国)朝鲜日报社论分析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官贵民轻”的国家，而在与日本本国民众的接触过程中人们易发现，日本媒体更多的是站在百姓一方，灾难新闻的报道内容更多体现的是“轻官重民”的新闻文化，罗兰·巴特尔说过：“没有任何政治权力可以通过赤裸裸的高压政治而满意地存在下去。它将会丧失太多的意识形态的可靠性，所以在出现危机的时候结果非常危险的脆弱。但是为了获得它统治的那些人的赞同，它需要更密切地了解他们，而不仅仅是作为一套图表或统计表……因此要成功的统治，权力必须理解男人与女人隐秘的欲望和他们所厌恶的事情，而不仅是他们的投票习惯或社会抱负。如果权力要从内部规范他们，还必须能够从外部想象他们。”日本权力在新闻文化中的符号能指与所指是模糊而难以捉摸的，也因此在地缘传播的过程中给近文化或异文化，总之不是完全相同文化下的受众造成了传播差异，就比如福岛核电站核辐射的严重程度，全世界的媒介报道与分析都介于理性解读与感性解读之中，在各国造成或大或小的恐慌，日本本国的民众泰然自若的原因之一，便在于他们对新闻文化中的符号解码有着文化历史的根源，他们的判断分析来源于灾难新闻报道中权力符号的缺席——即并未出现天皇家族避难国外的新闻，作为大和民族和现代化国家的象征，只要这个象征主体安然无恙，天皇崇拜的日本民众就能从文化的“想象”中解码出这一特殊权力文化符号的个中意义：核辐射灾难仍在人类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不管事实真实与否，不管日本民族信赖日本文化与权力的紧密关系是否具备科学原则，在灾难新闻的报道中，身处文化内核与文化边缘甚至文化外部的受众，在对待同样的新闻信息传播中，的确存在着差异，并且是相当大的差异。想要在跨文化传播之中打破这样的差异是徒然并且本不必要的，因为对于任何国家的媒介体制而言，最重要的，是建构本土国家的文化符号学意指系统原理并培养媒体在受众心中的公信力，从而使得在紧急情况发生之时，本国受众不至于沦为造谣的群氓，而凭借冷静的理性来分析同源文化符号背后的涵指系统，守住本国媒体报道的第一话语权，实现本国媒体对内传播的实用主义效度，对外传播的文化扩散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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