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皮书：劳资借贷民商等五大社会矛盾凸显

 　　劳资矛盾多发频发、借贷矛盾集中爆发、官民矛盾仍需调和、民商矛盾依然突出，此外还有互联网新兴行业引发的新型矛盾。

　　29日发布的《社会体制蓝皮书：中国社会体制改革报告No.4(2016)》称，我国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建设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应进一步加强行政行为的规则程序建设，加强“行政-司法-社会”矛盾化解体系建设，加强社会矛盾预防预警机制建设。

　　该蓝皮书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国家行政学院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日在京联合推出。

　　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教研部副教授曹海峰在蓝皮书上撰文说，随着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期，经济社会转型的步伐进一步加快，社会稳定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突出表现为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集中凸显。如何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成为当下我国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曹海峰列举了五个方面的社会矛盾：

　　劳资矛盾多发频发

　　2015年，我国劳动争议和劳资纠纷问题依然较为突出，劳资矛盾多发频发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遏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立案受理总数为60.7万件，涉及劳动者85.2万人，同比分别增长16.3%和18.2%;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督促补签劳动合同284.3万人份，追发工资等324.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9.1%和41.2%

　　2015年国内因工厂关停、落后粗放产能淘汰、企业搬迁、公司裁员或重大人事变动等因素引发的劳资矛盾和劳资纠纷多发频发，有的矛盾纠纷甚至演变成集体讨薪等对抗性较强、参与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

　　如2015年1月19日，惠普中国的子公司华三通信公司因高层人事变动激化了劳资双方的矛盾，引发杭州和北京公司近3000名员工抗议;2015年2月5日，西铁城公司因突然宣布关停广州的生产基地并终止与工人的劳动合同，引发上千名工人围堵厂房，与资方就赔偿问题展开谈判。同时，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依然存在。2015年全国多地发生多起因欠薪导致的农民工集体讨薪事件，甚至引发极少数恶意讨薪事件。

　　蓝皮书说，根据国务院2016年初提出的压缩粗钢产能1亿~1.5亿吨的目标，此轮钢铁去产能意味着将有50万左右的钢铁职工面对调整岗位或重新选择职业。职工安置将成为此轮去产能的关键环节，如果持续就业等问题处理失当，这些经济问题将极有可能传导至社会领域，转化为社会矛盾甚至发展为官民矛盾。

　　借贷矛盾集中爆发

　　2015年，资金借贷纠纷引发的社会矛盾和不安全事件集中爆发，涉众型非法集融资案件呈井喷态势，大案要案频发，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

　　蓝皮书说，此类案件发案范围广，影响人群范围大，涉案金额巨大，连锁效应显著，且极易诱发群体性上访甚至群体性事件。据有关部门统计，2015年全国涉众型非法集资案件同比上升85%，涉案金额达到1500多亿元。

　　2015年2月，西安联合职业培训学院非法集资案发，引发西安多起群体性上访事件，随后陕西22个地方信访局设立“处置西安联合学院群众集资工作组”。目前公安机关已追缴、冻结资金1.7亿元，在37个市区设立核查清退接待点。

　　2015年7月以来，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推出的理财产品“日金宝”因无法出金引发昆明等多地出现投资人群体上访事件，牵扯投资者20多万人，事件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7月20日，300多名泛亚投资者在云南省政府门前聚集。

　　2015年，通过在线上网络平台，假借P2P网络借贷实施非法集资，成为当年非法集融资矛盾纠纷的一个重要特征。蓝皮书说，与传统的线下民间借贷、购买理财产品不同，网络融资活动隐蔽性更强、牵涉人数更多、地域范围更广，对社会稳定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由此带来的社会恐慌更甚。

　　2015年12月，“e租宝”非法集资案件引起全国关注，钰诚集团打着网络金融旗号，在一年半内非法集资500多亿元，涉及投资人90余万人，遍布全国31个省区市。

　　因非法集资、非法金融活动或资金链断裂等问题引发的涉众型集融资事件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多个重要场合指出，目前非法集资问题比较突出，要加强全方位监管，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妥善处理风险案件。银监会、公安部等多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非法集资问题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私募基金、P2P网络借款、理财等行业内存在的非法集资活动。

　　官民矛盾仍需调和

　　蓝皮书介绍，目前官民矛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部分基层部门和领导干部缺乏服务意识，行政执法行为失范，怠政、懒政或者慢作为、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有个别官员贪污腐败导致政府形象受损，造成干群关系紧张;

　　二是一些地方政府在重大事项决策过程中与群众沟通欠缺，群众参与和意见表达渠道有限，群众的呼声未能得到及时回应，造成政府与群众之间出现隔阂，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部分干部的履职不到位、执法不规范等行为长期累积，产生集聚效应，往往会带来政府公信力的丧失，进而可能激化干群矛盾、诱发干群对抗。”曹海峰说，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以一些敏感偶发事件作为“导火索”，引发大量群众参与的群体性事件。

　　2015年以来，新闻媒体中仍不时有城管暴力执法的相关新闻报道，此外还有诸如证明“你妈是你妈”“未婚证明未婚”等各种“奇葩”证明。这些都说明基层部门服务能力仍然有待进一步提升。 2015年12月28日，甘肃永昌县一名13岁初中女生因偷拿超市巧克力等物品受到家长责打，随后该女生跳楼坠亡。这一事件引发上千人在超市门口聚集，部分人员起哄并冲击超市。

　　蓝皮书说，当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项目的立项、论证和上马仍然是引发各地官民矛盾的主要诱因。一方面是地方政府促经济、调结构的发展需求，一方面是公众日益觉醒的环境保护诉求，如何做到双方诉求的平衡，仍然是当前各地政府面临的一大考验。

　　2015年，因群众反对可能重大项目上马而引发的去群体性事件仍偶有发生。如2015年4月12日，广东河源数百市民走上街头聚集，抵制河源火电厂二期扩建项目上马。2015年6月，上海金山区因化工区产业发展规划环评的公众参与工作引起当地群众的广泛关注，部分市民聚集，后金山区政府及时发布《告市民书》说明规划环评工作，化解消除群众的误解。

　　民商矛盾依然突出

　　蓝皮书称，当前，民商矛盾在各地最为突出的表现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失地农民、被拆迁市民以及业主与开发商(或相关单位部门)等之间的经济纠纷和冲突，属于典型的利益矛盾。

　　2015年1月，国家信访局会同有关部委对5个省市的40件涉农信访事项进行了实地督察，其中80%为征地拆迁相关问题事项。

　　征地拆迁中的问题集中在实施征地拆迁过程中相关规定和程序未能严格落实，或者双方就征收方案及补偿安置标准难以达成一致意见等方面，这些问题久而久之就会引发双方的矛盾纠纷或对抗，造成相关利益人拒不配合或者不断上访甚至出现个别极端行为。

　　2015年，各地强拆案件仍时有发生。强拆事件往往会使普通的拆迁利益纠纷升级为刑事案件，从而将民商矛盾升级蜕变成官民矛盾，不但损害了群众的利益，而且对基层政府的形象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弱化了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如山东平邑县“9·14”事件就是一起因基层干部法律观念淡漠、作风简单粗暴、强制拆迁而引发的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侵害的恶劣案件，事后15名涉案人员被抓获归案。随后，在11月19日，山东省平邑县北苑社区又发生一起开发商强拆涉嫌寻衅滋事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后犯罪嫌疑人被警方抓获。

　　蓝皮书介绍，此外，业主与开发商之间围绕房屋建筑质量、房屋价格、配套环境建设等各方面的纠纷也是近年来各地普遍出现的民商矛盾类型之一，由此引发的业主集体维权或集体上访等活动屡见不鲜。如2015年10月，郑州保利百合小区258名业主集体将开发商告上法庭，要求赔偿业主在就学、出行等方面的损失3000万元。

　　涉网行业引发社会矛盾

　　蓝皮书介绍，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传统行业与互联网加速融合，由此对传统行业从业人员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2015年表现最为抢眼的互联网打车软件，对传统出租车行业影响较大，并在各地引发了出租车司机与打车软件公司及从业人员等利益方的矛盾纠纷和集体对抗。

　　以滴滴、快的、优步等移动APP平台为代表的新兴运营商的合法性受到出租车司机群体的质疑和挑战，新旧从业人员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2015年5月27日，河南省郑州市的几十位出租车司机聚集在滴滴打车公司门口讨要说法，当天先后发生两起滴滴专车被出租车司机围堵打砸的刑事案件。由此引发连锁反应，随后在12月，郑州的滴滴总部再一次被出租车司机围堵，要求叫停廉价的快车和顺风车。

　　5月25日，湖北武汉市的数百名出租车司机聚众抗议抵制优步专车抢占出租车市场。8月10日，武汉出租车司机为抵制私家专车，又一次在道路上集体缓慢行驶，堵塞交通。2015年6月，杭州市部分司机围堵并打砸了“优步”杭州车主之家。12月7日，青岛部分出租车司机在福州北路滴滴出行公司门前聚集，围堵滴滴合作车主，抗议滴滴出行加价不公，一度造成交通拥堵瘫痪。12月8日，北京滴滴出行总部遭到出租车司机围堵，大量出租车司机聚集在公司楼下进行抗议。

　　蓝皮书说，互联网行业方兴未艾，其在资源整合、便捷性等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预期，今后随着互联网技术平台向传统行业的渗透，类似的矛盾将有可能常态化，如何适应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快新旧产业的融合，促进新旧行业从业人员的共赢，将成为衡量各级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一项重要标准。

　　曹海峰说，除上述几类典型社会矛盾以外，2015年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社会矛盾也值得关注，如贫富矛盾、医患矛盾等，尽管这些矛盾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但它们所反映出的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对抗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

　　蓝皮书分析，目前社会矛盾化解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法律途径运用不充分。矛盾化解主体政府一家独大，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公众诉求表达渠道不够顺畅。蓝皮书认为，应进一步加强行政行为的规则程序建设，进一步加强“行政-司法-社会”矛盾化解体系建设，加强社会矛盾预防预警机制建设和完善社会矛盾基层就地化解机制，赋予基层部门更多的权限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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