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的发展是中国经济能否走出经济下行压力挑战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北大国发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2016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时值201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天津召开,天津市副市长阎庆民、外交部原副部长何亚非、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北大国发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等政府、学界领袖齐聚一堂,为新经济、新金融建言献策。
新产业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发展
黄益平分享了三个观点:新经济和新金融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能不能持续增长,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根本性地挑战;为了适应新经济发展,中国需要很多金融创新;无论是发展新金融还是发展新经济最主要的还是要遵循市场化原则。
对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下行压力原因,黄益平认为,过去三十几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实主要是靠两架马车——出口和投资,背后就是两个制造业,一个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另外一个是资源型的重工业。这两个产业目前已经没法支持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第一个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失去了竞争力了,后面一个面临非常严重的过剩产能。
“所以下一步能不能走过去,在一定意义上就相当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成本提高了,过去的产业很难适应新的经济市场形势,走下去的唯一途径就是在高成本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一批有新的竞争力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或者是服务业,这是我理解的新经济。”黄益平如是说。
黄益平表示,他对中国经济不是很悲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新的经济其实是在不断起来。他举例道,“尤其是越往南走,经济形势越好。深圳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正在从过去的低端的制造业、服务业,走向高端的制造业、服务业。”
“从总体的经济形势来看,服务业在快速增长,消费在高速增长,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相对稳健,其实是看到新的产业和旧的产业不断的在博弈。未来一段时间,这两个产业的博弈可能意味着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还会持续。主要是新的产业还不够大,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和发展。”黄益平说。
在中国经济新旧两种动能转换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同时,世界经济形势依然严峻。原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说:“现在距离2008年金融海啸已经过去8年,世界经济还没有好转,发达国家高债务、高失业、低增长的现象还很突出,发展中国家也遭遇了很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可能还有持续一段时间,各国都在进行结构性调整。”
何亚非从全球经济层面来分析新经济。他指出,现在影响全球经济的一个不确定因素是反全球化的力量增长,不少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在上升。大国之间地缘政治的矛盾也在加剧,这种世界经济去全球化导致孤立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增强,世界经济增长所必须要有的大国的合作现在没有或者比较缺乏,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在世界金融市场形成了剧烈的动荡。
他认为,在这样背景下国际社会自然关心中国,希望中国经济能够顺利的转型,能够保持中高速的增长,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并且为世界经济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中国的思想和方案。
何亚非认为,中国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中国经济转型发展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贡献。其次,要充分发挥中国作为G20三驾马车和今年轮值主席国的核心作用,积极推动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宏观金融政策的协调。最后一点,中国应该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这种体系的改革可以把金融体系的改革作为切入点。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强调, 面对经济下行不必惊慌,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新常态繁荣”状态——城镇化没有结束、消费强劲、出口也没有什么问题。要把精力放在供给侧改革上,落实中央的供给侧改革刻不容缓,不能转移注意力。
应对新经济发展 需要金融创新
黄益平表示,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存在两大问题。第一,中国的金融改革已经持续3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留下了一些非常明显的特征:第一,金融体系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我们的金融体系主要是服务于大中企业,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导致一个直接的结果,中国的杠杠率比较高,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主要是债务融资,债务融资直接结果是提高了杠杠率。
第二,传统的金融机构比较擅长为大中型企业服务为有钱人服务,金融体系虽然很庞大,却显现服务不足,有70%的老百姓和70%的中小企业没有获得良好的金融服务。而且现有金融体系不是特别适合支持创新、创业。
对于目前这样的金融体系,黄益平认为需要金融创新。首先是需要更多的直接融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一方面可以把杠杆率给降下来,另外更重要的是为创新创业提供更多的直接支持,当然也包括支持产业升级。
黄益平还指出,金融创新实际上是需要提供更多的普惠金融。所谓的普惠金融并不是简单的把成本压低,把价格压低,为低收入的群体或企业提供融资,而是在商业可持续基础上提供市场化的融资,互联网金融在普惠金融发展中扮演非常有意义的角色。
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表示,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主流社会开始关注金融两大主题,一个是金融的稳定性,另外一个是金融的普惠性。
“较弱小的中小企业,小微企业,低收入的人群家庭,他们本来社会地位就低,他们也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由于不能获得金融资源使得他们不能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甚至经济地位更加降低。”贝多广说,现在金融排斥这些弱势群体的原因是市场失灵,造成金融结构的不平等,这就需要政府来发挥作用,建立普惠金融战略。
黄益平最后强调,新经济、新金融的发展还需要遵循市场化的原则。对于当前各个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推进创新创业的效果,他是持怀疑态度。“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更好的公平竞争环境,以及更加优良的金融监管,保证我们有市场活力,同时也保证我们的风险能得到相应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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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谈未来降息问题:可能性有 空间小于前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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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需要考虑经济增长目标的平衡。 “当然,GDP的增长非常重要,特别对于低收入的经济体而言,它意味着获得更好生活的机会,更高的收入和更大的购买力。”黄益平说,“在全球不仅是在中国,我们讨论金砖经济体,印度做的更好一些,而俄罗斯就做的不太好,其实还是从GDP的增长速度去判断这些经济体的表现,特别是当这个国家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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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人民币是贬值还是升值,取决于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可持续增长,同时还要看政府能否把金融风险稳定住。只要中国经济不出大问题,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是完全有可能的。 黄益平称,靠人民币贬值来提振经济增长得不偿失。人民币贬值对中国经济有诸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