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型切勿轻犯的十个错误

 　　四、确立中央权威之后，切勿忘记全国一盘棋的纵横协调

　　国家治理僵化，部门和个人利益甚或理念凌驾于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命运之上，国运衰微。所以，当政者需对全国一盘棋进行必要协调，而非僵化，现在经济转型也需要吸取这个教训。

　　一是去产能化和结构调整之艰难，根源在于如何既服从大局又平衡利益。中央去产能的决策;地方维持产能的利益，相关行业和企业从业人员的焦虑，都指向了去产能的痛苦成本谁来买单或如何分摊?如果一项总体决策缺乏局部平衡的配合，最终可能举步维艰，或索性推诿给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来买单，并埋下金融风险潜伏增长的不安。

　　二是对部门和地方庸政懒政的批评，根源也许在于如何平衡激励和约束。要将原有的利益阶层惯性打破，需要承受压力和风险，甚至需要矫枉过正。但无论中央，部委办局，地方还是基层，对企业和民众而言，其都是政府部门。因此，有效的政府治理应该在体制内完成沟通协调，使决策清晰执行无误。如果政令未能通达，既需反思决策的民主集中过程，也需反思对部门，地方和基层的激励约束是否大致平衡。但体制内若无法达成全国一盘棋的纵横协调，反而噪音向体制外反馈放大，则政府公信力必然受损且对体制内磨合进程并无裨益。

　　三是顶层设计的决策基础应当在于底层调研和试点，从群众中来，实事求是。错误的方向再勤奋地努力，也不能集聚成美好的正确答案。如果政策本身宏大开阔，对仗工整，面面俱到，左右逢源，但地方或基层却难以执行，无法执行甚至无力执行，那缺乏底层基础的顶层设计就有可能沦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五、国有经济清晰定位之后，切勿漠视非公经济

　　目前对国有经济定位已异常清晰，即做优做强做大。对非公经济定位坚持不变，但仍待清晰化。外资，民营和个体工商户等非公经济，其在就业，GDP，税收，投资等多领域的贡献和占比，已无需多用笔墨，数据昭然。面对非公经济的困境，企业家普遍处于思变求生，思变创新，而不是守旧不变，常有促进非公经济发展的各种意见，鲜见非公经济的清晰战略定位。

　　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应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建立基于规则的公平经济环境。强调国有经济做优做大做强的同时，可能也应考虑公和非公的进退平衡，考虑打破垄断，歧视和过度竞争，使混合所有制能够在阳光下，基于规则公平竞争，共同发展。

　　六、推出经济刺激政策时，切勿忽视优先呼应民众的切身需求

　　目前似乎形成了这样的趋势，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始终在扮演主角，其实从长期来看，宏观政策是中性的，仅局限于短期刺激，即治标不治本。货币刺激大行其道暗示着各国回避根本性的收入分配，偏离有意义的科技创新太久太远了。

　　一是中国推出经济刺激措施时，自上而下的供给超出了自下而上的需求。比较一下1998年以来的宏观刺激政策，似乎在走一个轮回。总结关键词，无非就是去产能，当年叫做减人增效;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注入国债、银行贷款或PPP来推动基建;金融背负不良资产重担，然后是一些零打碎敲的消费端补贴，大致是机械电器产品入户下乡。近期流行的是海绵城市，地下管网，雨污分流等等。关于基础设施建设，白重恩等的研究指出，即便以不直接指向产能刺激的基础刺激，也同样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恶化。至于因洪涝灾害而流行的海绵城市和地下管网建设，无非也只是基建刺激的细节变种，它并没有着眼于根治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夸大了西方城市管网面对自然灾害的神奇效果，看看美国新奥尔良洪灾和加拿大阿尔伯特的火灾，美加城市和政府面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恐怕比中国只有更糟。

　　二是宏观经济刺激，更多在于刺激GDP，和民众需求有明显偏离。所供给的，大致不是民众关心或所需的;民众痛心的需求短板，没有在刺激政策中得到呼应。民众始终关注的仍然是环境，教育，医疗，养老四大问题，如果要加上一项，那就是食品安全。

　　三是自上而下的刺激，和自下而上的需求之间为何未能呼应?可能在于政策目标和政策难易。刺激政策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侧重维持经济增速;民众需求短板积弊已久，多为中长期努力方向;刺激政策需求往往追求四两拨千斤，侧重速效易行，民众需求短板则牵涉利益盘根错节，知易行难。如果顶层设计和供给侧改革逐渐依赖刺激政策的长期化，那么前景堪忧。爱因斯坦曾说，如果我们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却总是期待得到不同的结果，那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将刺激政策长期化，却忽视优先呼应民众切身需求，可能也是面对重症，麻药多于手术。

　　七、追求创新立竿见影时，切勿忽视夯实创新的长期基础

　　目前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印度经济何时追赶上中国，目前印度人均GDP大约相当于中国2005年的水平。这让人醒悟到就在不久之前，中国仍然相当贫穷但却富有勃勃生机。也让人反思为什么中国能迅速缔造经济奇迹。苏东解体带来的全球化进程、集权和勇于进取的政府、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常常被认为是印度不具备的因素。在我们看来，另外两个因素可能同样举足轻重，即中国可能是大规模标准化制造的工业3.0的终结者，此后全球加速向数字地球和工业4.0转型，以至于并没有给印度留下类似当年中国那样的工业化的机会。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相对成功的教育体制和雄厚的人才储备，目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9年，而印度仅4.4年且人才持续外流。这决定了印度复制中国奇迹的难度极大，同时也显示出，良治的政府和良教的国民，是创新的长期基础。

　　一是创新的前提在政府治理的创新。现代政府治理和科技革命，大致源于1687-1689年，这期间英国出现了牛顿力学和微积分，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以及后续创新的不断深化，催生了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和平崛起的中国方案如何尽可能地吸收人类文明精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是创新的源泉在国民教育的创新。进入城市化和工业文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科技的进步贡献不彰。在经济增长日益依赖技术进步的浪潮下，没有教育良好，纪律良好的国民群体，要让经济有持续创新活力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看来，科技和教育创新应当成为经济刺激政策的重要领域。民众普遍抱怨基础教育均等化的进程，其背后是寄生在基础教育链条上的利益群体过于庞大和顽强;民众普遍抱怨中国的大学仍然不够优秀，没有一个跻身于全球一流大学的大学群体。科研体制改革还需要大力推进。

　　以高考改革为例，如果我们假定各省考生在天赋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那么从大样本看，各省考生分数的显著差异很可能主要折射出基础教育的不均等，因此也许各省之间拉平高考录取率是合理的。以高等教育学费为例，中国大学生四年大学总费用大约为城镇职工1年到1年半的收入;而美国大学生四年公立大学总费用至少相当于美国劳工(中位数收入)2年以上的收入。因此总体上中国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费用不算太高，但我们仍然必须看到，城镇家庭能够承受的子女上大学费用，农村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未必承受得了。可否制定一些相应的刺激政策，向基础教育薄弱地区多投入，拉平各省高考录取率，减免中低收入家庭子女的大学费用，或者减免艰苦和紧缺专业学费等。对大型企业的职工技术培训中心或学院也应予以扶持。而如何激励科研教学人员的创新能力和人格独立，避免他们主动或被动成为政策注脚;如何做好知识产权保护避免企业过度竞争，则另需长篇大论。

　　三是良治的政府和良教的国民共同推动创新。开明的政府治理，然后有活力的国民教育，然后才有持续创新的源泉。如果总是追求弄出个新产品，新行业，新商业模式，新工业或者新技术，多少有舍本逐末的味道。提出国家创新体系已非一年半载，呼吁人人去创业，个个搞创新的急切心态情有可原，但难遂天愿。创新鲜有立竿见影的，良治然后良教，在实践中将创新沦落为新奇特产品，能工巧匠的浅急，和旧时中国将科技一律贬称为奇技淫巧，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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