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快速、可持续增长之道

 　　中国经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有供给的地方没需求，有需求的地方没供给。而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更为本质的问题，实际上还是一个市场和政府之间关系的问题。

　　2016年8月12日,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接受了和上海赫桥智库的专访，纵论当代中国经济的症结所在以及进一步推动改革，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释放制度活力对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意义。以下为本次访谈的文字摘要。

　　世界经济若是周期问题，

　　中国经济就是结构性问题

　　问：法国经济学家克里门特·朱格拉(Cl ment Juglar，1819-1905年)说，经济周期是一种商业社会现象，它可以被预见，甚至采取措施被缓和，但不能被抑制。商业社会的经济活动总是在衰退、萧条、复苏、繁荣的宏观周期中周而复始。那么您认为世界经济处于宏观经济周期中的哪个阶段?中国经济处于宏观经济周期中的哪个阶段?

　　陆铭：世界经济若是周期问题，中国经济就是结构性问题。最近一次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它爆发前，很少有经济学家真正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到来。这场经济危机的确对整个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趋势其实已经出现了某种分化。这次经济危机的策源地美国的经济，现在处在恢复期，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指标就是它的股市价格。美国股市指数已经涨到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之上。失业的情况也是这样，经济危机到来的时候美国失业率曾经高达近10%，现在它也是持续往下滑。虽然美国经济也存在一些不是很稳定的迹象，但大家基本上都认为，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毫无疑问。

　　相对表现较差的是欧洲，欧洲经济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后经历了几场不确定性和持续的负面影响。前几年所谓的欧洲债务危机，对欧洲影响非常大，最近这一两年又出现了难民危机。难民问题、恐怖主义问题对于欧洲经济是不确定因素，欧洲的前景不是特别明朗。

　　我们看中国，情况跟美国和欧洲的情况又不一样。

　　2009年实体经济危机到来时，中国政府采取4万亿元支出计划，用比较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短期内好像让中国经济引领全球经济走出了经济危机。但从最近这几年的趋势来看，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对当时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反思。因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问题是结构性矛盾和产能过剩，但是当时4万亿元支出计划被中国政府采取以后，很多重点的投资领域恰恰是当时产能已经过剩的领域，特别集中在重化工业的一些部门，还有就是基础设施。从地区来看，当时中国政府采取强烈政策支持的这些部门，又大多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样一来，实际上当时的投资重点恰恰在经济增长潜力比较弱的地方，从整个宏观总量来讲是加剧了产能过剩的局面。

　　所以基本上可以下个判断，在当时4万亿元支出计划重点扶持的行业和地区，就是现在产能过剩最严重的行业和地区，而经济下行的压力最大的部门和地区也就是这些部门和地区。很难去判断中国今天的经济到底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是持续下滑还是复苏。

　　对中国所处经济周期的阶段问题要下判断，必须要明白今天中国经济走到这个阶段的原因。如果原因是当时一些经济政策导致的，那么是否能够调整当前的政策，就决定接下来是能够很快走向复苏的路程，还是像很多经济学家所讲的那样，中国经济增长的深L形还不知道深到什么时候。

　　也就是说，中国今天看上去像经济周期的问题，实际上需要分国内国外两面来看。如果单纯从国际角度看，中国经济的确受到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但如果从国内角度来讲，中国经济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所以，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来判断中国经济复苏了还是衰退了。很多事情在中国都取决于改革的力度，如果改革的力度大，改革的措施到位，改革调整的方向符合经济发展趋势性规律的话，很可能中国经济就会走向复苏，反之，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困境就不知道要持续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中国结构性问题的实质

　　是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问：您提到的结构性问题，是不是中央一直提的结构性改革?请解释一下您对结构性改革的看法?

　　陆铭：简单概括，结构性矛盾问题，其实就是供给和需求的不匹配问题。说得再简单一点，中国有需求的部门没有供给，或者没有足够好、足够多的供给。而供给多的部门又没有足够的需求。

　　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上学难、看病难，民众对这种类型的服务有很强的需求。再比如说旅游，比如说电饭煲跟马桶，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商品，好像民众非常喜欢去买进口货，甚至出国去买，国内却没有相应的供给能力，或者民众对国内产品缺乏信心。比如说中国的三四线城市造了大量的房子，一些新城现在变成鬼城，实际上是没有相应的购买需求，也没有那么多人到那边有长期居住的意愿。再比如说基础设施，你到一些中国偏远的地区，你会看到当地的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铁路都造得非常好，但是你看路上有多少车在跑?答案恐怕就不太乐观了，有通畅的路不一定有足够的车。

　　中国今天是工业园遍地开花，而工业园遍地开花的现象背后是什么?是政府大量的、零散的、分割的投资，你会看到全国的三四线城市都有自己独立的工业园，甚至不止一个工业园。工业园已经把地征好了，也建设好了，基础设施也投资好了，但是没有足够的厂商到工业园进行生产。

　　所以，简单总结的话，结构性矛盾就是，有需求的地方和部门没有相应的供给，而没有需求的地方和部门供给是大量的。这背后反映出什么呢?反映出经济学家最近这几年一直用的一个词，就是“资源错配”。

　　我们把大量的投资和相应的资源配置到了需求不足、回报不高的部门，而资源错配又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上。

　　第一是所有制维度。大量国有企业在执行政策和主导投资方向时，实际在实施一些刚才讲到的低效率、重复建设的投资，这里面也包括了很多地方政府推动的一些投资。另一方面，大量民营企业生意做得不错，但是想要投资或者银行的贷款却没那么容易，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占用了大量的金融资源，包括银行的贷款、地方政府的负债，但是这样一些资源投向的地方，却很可能是过剩的或者是回报比较低的部门。

　　第二是城乡关系维度。我国目前有40%以上(不到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城市尤其是东部的大城市却面临劳动力短缺。现在很多政策主张，比如说提倡就地城镇化、发展中小城市，希望把劳动力引导到中小城市，希望农民工不要跨地区流动，希望农民工少到大城市来，但农民工在自己的老家附近其实没有足够的投资和足够的就业岗位。所以一边是劳动力找不到工作，一边为劳动力短缺，这又是一个结构性矛盾。

　　第三是地区间维度。一方面中国的东部有非常强的经济增长潜力，但人们长期以来就觉得中国东部的经济发展已经足够好了，所以可以把大量的投资用到欠发达地区了。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不足，到底是因为投资不足，还是因为它本身就没有经济持续发展的自然和地理的条件?前面提到工业园遍地开花，我到外地调研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政府把工业园建在偏离大港口、远离交通基础设施枢纽的地方，甚至有些工业园建在山区里。像这种投资，哪怕你把基础设施建好，恐怕企业也不会过去。

　　由于存在所有制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资源错配，使得投资回报持续下滑。以前如果说中国经济不好，增加投资就可以了，增加投资可以带来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因为当年我们的基础设施都不是很好。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境是什么呢?再进行投资，如果不改变投资的方向、方式和地理位置的话，现在的投资是拉动不了经济增长的，这就是中国今天经济持续下滑并且呈现出所谓深L形迹象的一个深层次矛盾。

　　我们的投资是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现在所讲的供给侧改革，或者说结构改革的关键点在哪里?就是让有需求的地方增加供给;有供给的地方，如果要是没有需求的话，就要去产能，去杠杆。什么地方有需求而供给不足呢?从部门来讲，大家有需求的，比如说公共服务，包括我刚才讲的教育、医疗，不够就多造学校和医院。像有些产品，有需求，如果提高国内厂商的供给能力，给它提供融资、技术和市场各种各样的便利，需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但是在有一些显然已经产能过剩的地方和地区，就要下定决心，把产能给降下来。这样的话，结构性改革就使得供给和需求相匹配，下一轮的投资也可以有更多的需求做支撑，投资的回报率可以上升，中国经济的增长就可以重新回到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去。这基本上是我的判断。

　　让市场成为

　　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问：您讲到需求和供给的错配，那么中国所采取的措施是在朝解决这些问题的道路上推进吗?

　　陆铭：有些是，有些不是，中国的问题极其复杂，很难用一句话来判断那些措施是否符合我刚才讲的方向。我举几个例子。

　　有些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比如比较明显的就是重化工业，整个产能是比较过剩的。最有代表性的是钢铁、水泥这样一些部门，现在基本上也认识到要削减产能了，这个是好的。但是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削减产能?现在看起来恐怕方式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又在采取计划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来削减产能，比如说给每个省下指标，说A省减多少，B省减多少。其实问题没有那么复杂，一个行业就算是产能过剩，只要内部仍然有高效率的企业和低效率的企业，你在削产能的时候就不应该是一刀切，而应该让低效率的部门、低效率的企业去产能，高效率的部门和企业保留下来。那你怎么看哪个企业是高效率，哪个企业是低效率?你就看产品能不能卖出去，看银行的贷款能不能还回来，看职工的工资能不能发出去。如果能，市场就会去保留它，如果不能，市场就会淘汰它。

　　现在的行政命令方式产生什么弊端呢?如果你把淘汰落后企业或者过剩产能的工作交给政府而不是市场，政府就会去挑选它想保留的企业。而它想保留的企业是不是一定是有增长潜力和有效率的企业呢?不见得。它可能想保的是所谓大企业，或者跟政府有很强关系的企业，比如说国有企业，或者是为地方创造了大量就业的企业。但这些企业不一定效率高。要保留这些企业继续生存下去，怎么办呢?继续输血，比如说给它持续放贷。而把这些不创造价值的企业保留下去，持续输血的过程，反而有可能把市场上一些有竞争力的企业挤压了。那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是更强的资源错配。这个是我们要谨慎的第一个方面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涉及刚才讲到的城乡之间的问题和地区之间的问题。仍然还有大量的政府官员，甚至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东部基础设施已经饱和，要把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引导到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比如对农民工进城问题，哪怕现在城市里面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一些官员还是觉得现在城市人太多了，要把人口引导到那些欠发达地区和三四线城市，希望实现中小城镇的发展和农民工的就地城镇化。但他们忘记了，市场经济应该是哪里有更好的就业和工作岗位，哪里有更高的收入，劳动力就往哪里流动，劳动力流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力资源最优配置的过程。但一些官员现在却希望动用行政手段来扭转这个过程。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不打破的话，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特别城乡间和区域间的结构性问题，恐怕很难化解。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最近出现了房地产去库存问题，我们注意到一线城市，甚至个别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很厉害，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去库存的问题。在一些一线城市，可能目前房产销售库存只能维持几个月，但官方仍然严格限制一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土地供应，有需求还限制土地供应，房子不造，或者说造得不足够多。政府希望把农民工引导到三四线城市，消化那里的房地产库存。但仔细想想，就算他农民工今天有钱去买一个三四线城市的房子，未来用什么来还贷款?不是还是需要有持续的现金流收入?那么持续收入的现金流在哪里?如果农民工认为在三四线城市可以有持续的现金流，为什么今天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向是向东部，是向大城市或者向特大城市流动呢?

　　所以其实市场经济规律所引导的劳动力资源流动方向与政策所希望的劳动力流动方向是矛盾的，市场经济规律所引导的劳动力资源流动方向与房地产去库存的方向也是矛盾的。

　　我举了这样几个例子，说穿了还是你一些地方的政府到底是不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市场应该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如果你真正用我刚才讲的话来衡量政府今天正在做的事情，你会发现恐怕它不是在顺应市场经济的规律，而是希望通过政策来抵消市场经济的作用。这一点要进行深刻反思，否则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

　　规律要讲明白，

　　不能再装糊涂

　　问：如何约束行政之手?如何采取措施来推动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陆铭：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简单说来，我认为中国的问题是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对很多规律还没有讲明白。第二个问题，我称之为“装糊涂”的问题，就是你把问题讲明白之后，因为涉及很多既有的利益格局，一些人仍然阻碍改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我分两方面来谈。

　　首先是“不明白”的问题。现在很多规律还没有被讲清楚，比如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有主张要发展中小城市，要鼓励小城镇化，说大城市太大了。但如果回顾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包括今天全球经济的方向，你会发现全世界几乎没有例外，大城市的发展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一个火车头。而且，即便在发达国家，人口仍然在向大城市集中，也就是说这是有规律的。但是这个道理没有被讲明白。

　　另外比如说城市化进程。人们一方面希望中国能超越中等收入陷阱，一方面又似乎觉得，现在出现了很多空心村，应该鼓励青壮年劳动力回农村。如果青壮年劳动力回农村，城镇化水平怎么提高?这就是一个矛盾。

　　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今天空心化农村的出现，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是城镇化带来的，还是没有制度配套造成的?在城镇化过程当中，大量女性、老人必须在农村老家待着，因为农村老家有地，有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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