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创作手记

 　　《红军不怕远征难》拍摄现场，前排扮演红军的群众演员由当地武警战士友情支持。

　　长征是红色东方的青春组歌。八十二年前，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的86000多人中，指挥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5岁，战斗员的平均年龄不到20岁，14至18岁的战士占队伍人数的四成。

　　八十二年后，一批与他们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来自北京卫视《档案》栏目组的导演团队，从江西于都出发，爬雪山、过草地，祭扫一百多处红军烈士纪念碑和无名烈士墓，采访二百多位长征亲历者、见证人和红军后代，最终拍成了9集大型系列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

　　重走长征路，

　　一次心灵净化之旅

　　执行总导演、总撰稿吴志勇

　　在做这部纪录片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得并不多，我们团队绝大部分年轻编导所知道的长征也最多就是爬雪山、过草地。所幸的是，我们的先辈、我们的前辈同行留下了太多和长征有关的书籍、影视作品，这是我们团队对长征的了解从无到有的第一步。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工作就是看书，然后开会分享看书心得。我们每一个导演，做这部纪录片所看的长征书籍，都超过30本，以至于后来我们的书都没地方放了，专门申请了一个房间当作我们的资料室。但是，从书上了解的长征，毕竟是遥远的、有距离的，文字也是冰冷的。为了把这段历史写活，写得有真情实感，我们决定整个团队沿着红军长征的足迹，重走一遍长征路。这既是把我们从书上了解的长征放在实地去论证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料调研、故事挖掘的过程，还是一个复现勘景的过程(因为长征几乎没留下任何视频资料，所以在策划之初，我们就确定了以再现的手法复现历史的影像风格)，更是一次创作团队的心灵净化之旅。

　　我特别要感恩这一路，我们走过的每一个和长征有关的地方，遇到的每一个和长征有关的人，听到的每一个和长征有关的故事，直到现在都历历在目，它们带给我的震撼和感动远远超过书本带给我的震撼和感动。在路上的很多时候，我都有一种强烈的表达欲望，想把我的感受尽快写成文字，想把我的感受传达给更多的人，不管是在于都河边生生不息繁茂了一百年的大榕树下，曾经被鲜血染红的湘江岸边，已经天堑变通途的乌江天险，还是站在泸定桥冰冷的铁索桥上、夹金山的雪山之巅、一望无际的草地泽国，这种感受以最直接的方式撞击每一个编导的内心，所以我们才能写出有温度的文字：

　　“八十一年过去了，土城青杠坡的菁菁芳草早已让这场惨烈的战役走入了历史，只有这一片烈士墓和纪念碑，还在诉说着当年的往事。流血牺牲，虽然不能带来一切胜利，但长征精神的伟大就在于，面对流血牺牲，红军战士从不畏惧。在这条通向希望的道路上，每一寸土地都洒满了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的热血，每一棵苍松翠柏和无名的小花，都是这些年轻的生命最好的见证。”

　　“这里天地混沌一体，像是宇宙洪荒最初诞生的模样。这里的景色和他们的家乡、他们到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此时的红军如同一群闯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渺小生物，而这个世界本身并没有什么生命可言，荒凉，阴冷，寂静，充斥着死亡的味道。举目望去，方向?这里已经没有了方向。”

　　我相信没有重走长征路，我们的编导不可能写出这样发自内心的文字。我们基于史实进行脚本创作，从年轻人的角度加入了更多真实感受，也许正是这样的语言风格，和其他的作品不同，更易于被现在的大众所接受吧。

　　在拍摄上，我们用最真实的场景还原历史。尤其是雪山和草地部分，要还原这两个场景，难度可想而知。也有技术人员给我们提建议，可以利用现在的三维手段在摄影棚里拍雪山，拍草地则可以去北京附近的草原。但是走过真正的雪山和草地后，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拍摄方案。后来，雪山的拍摄选择在海拔4500米的巴郎雪山，我们在上面每行走一步都气喘吁吁，而工作人员还要把笨重的摄影器材、10个人才能抬得动的鼓风机等抬上去，救护车随时待命，一趟一趟地往山下跑。讲述人也因此有了最真实的状态，大家在电视上可以看到，石凉在雪山上的这段讲述，一直有很重的喘音，这不是表演，这就是真实的状态。我们一百多个工作人员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因为他们都知道，对比八十年前的红军，这点困难真的不值得一提。

　　草地的拍摄选择在了四川的若尔盖草原，这是红军曾经走过的草地，是松潘草地的一部分。为什么要选择在那里拍，因为它是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草地，海拔3500米，而且是湿地草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沼泽地。我们去勘景的时候就有牧民说，在草原的腹地，到现在还能看到红军战士的枪支和遗骸。所以我们选择在那里拍摄，才能尽可能地接近真实。用我们制片人的话说，在美与真实之间，他一定首选真实。

　　几天前，重大题材办专家审看我们的片子之后，有一位老师给我们留下了这样四句评语：“以长征精神拍摄长征历史，以创新手法塑造红军形象，以饱满深情挖掘英雄故事，以感人场景再现悲壮伟烈。”这样的肯定让我们很感动，因为这正是我们当初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心，我们会秉持这样的初心，继续做好下一部作品。

　　双讲述人，一次全新的形式突破

　　总制片人、总导演吕军

　　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希望以长征这段苦难辉煌的历程作为背景，通过对史料的重新挖掘，发现这段征途中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将刻画的重点放在这群怀揣着革命理想的热血青年身上，为牺牲在长征路上的英烈和无数的无名英雄树碑立传。

　　《红军不怕远征难》从策划阶段开始就一直有一个原创的诉求——内容的原创和呈现方式的原创。

　　在内容的原创上，首先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档案的发掘上，主创团队经过100多天、跨越14个省市自治区的前期调研，发掘了大量从未被发现或较少被关注到的历史档案。其次是对史实选取视角的创新，例如同样讲遵义会议，我们选择了鲜为人知的遵义第三中学青年学生创建的“红军之友社”作为切入点。再有，在历史评论和立意上的原创体现了片子的历史观。站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回望长征，可以很清楚地看清历史的脉络：历史的前进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长征的过程即是中国军队、中国共产党以及党的领导人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仅要真实地再现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体现长征和今天、和未来的关联，展现历史进程的美，以及长征精神在当今时代的伟大意义。

　　有了内容原创的诉求，就必须寻找与之相匹配的呈现方式的原创。由于长征的历史几乎没有影像，稀缺的照片和不到两分钟的视频无法支撑600分钟的篇幅，八十年以来关于长征的影视作品便是他山之石。《红军不怕远征难》系列片希望突破对长征历史艺术创作的视觉惯性，选择符合史实、减少艺术加工和臆想的拍摄手法，以再现拍摄的方式尽量还原历史。在美与真实的选择中，选择真实，同时建立一个与长征历史相吻合的“天地人”的视觉系统。

　　《红军不怕远征难》系列片所有的拍摄全部在真实的历史场景、遗址和重建的场景中，让讲述人带领观众走进历史发生地点，感受历史氛围，亲历历史人物的内心。这种“重返历史现场”的诉求，超越了摄影棚拍摄空间和时空的局限，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逼真体验。例如，为了再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讲述人会置身雪山和草地的真实场景，并扮演一个历史角色进行故事讲述。这种真实场景的历史复现，会让讲述人有最直接的生理触感和心理感受，只有讲述人有真实的体验，才能把这种真实体验传达给观众。同样，在对每一场战斗的讲述中，该片也会把讲述人置于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战争现场，这种“重返历史现场”的讲述方式，将成为纪录片一次全新的形态突破。

　　最后，《红军不怕远征难》中两位讲述人的功能更加丰富。该片首次尝试“双讲述人”的交叉讲述方式，除了能带领观众亲临历史现场，更多的是引领观众进入当下那一刻的“真实感受”。在角色和内容分工上，石凉更多的是一位历史“亲历者”和“体验者”，在片中，他体验很多不同的历史角色，比如通讯员、炊事员、连长，甚至是某个旁观的普通老百姓;和石凉不同，全能视点的谭江海更多的是一位历史的“回望者”，他以全知的身份梳理和总结这段历史，同时推进故事的讲述。在情感上，石凉代表的是感性，谭江海代表的是理性，俩人也分别代表着历史和现代两个时空，而两个时空的转换是由他们的交集来完成的。

　　与八十年前的红军融为一体

　　制片人、执行导演刘晓彤

　　还不太敢确信我们的纪录片《红军不怕远征难》已经到了播出的最后一天。秋天的北京凉意逼人，我们从去年10月17日出发，到今年10月17日节目首播，整整一年，整个《档案》团队都在为这个系列纪录片而忙碌奔波。

　　播出时，我坐在电视机前，眼中看到的每一个画面都历历在目，心中充满着感动、不舍、紧张、温暖和挂念。一年的时光，我们跋涉千山万水，看过数不清的日升月落，我们并肩奋战亲如家人。

　　作为此次项目的制片人和执行导演之一，这一年的工作对我历练颇多。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能活70年，那么花掉自己一整年的时间来做一件事，你想想这件事得多重要。其实，从我们开始策划这个系列纪录片之初，我们整个团队就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有多重，我们应该做一个怎样的“长征”呢?

　　经过前期大量的阅读和三个半月的实地走访，我们逐渐找到了几个关键词：青春，热血，坚信。拂去历史的尘埃，我们一路上从纪念碑、纪念馆、历史档案、文卷中找到许多鲜活的形象。让我们欣慰的是，在许多离红军烈士纪念碑不远的地方，都会有传出琅琅读书声和欢笑声的小学或中学。那些长眠于此的红军烈士，他们用鲜血用生命换来的，不正是眼前这一片宁静与祥和的画面?

　　对我们团队而言，重走长征路是一次重要的发现之旅。我们耳闻目睹了红军经过的地方发生着怎样的巨变，也找到了许多长征时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为了这样的发现，我们追寻着红军的足迹，我们采访了大量红军后人和见证者。那一刻，和受访对象和那支红军队伍融为一体——我们都是热血和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长征路上。

　　这一路上我们所有的感动和真情，都放在了9集系列片《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每一个画面中，希望能带到观众心里去。

　　曾有人问我：“晓彤，完成这部纪录片给你带来的最大安慰是什么?是好评如潮的夸奖吗?还是飘红的高收视率?”我想，作为团队带头人之一的我来说，从去年10月17日那一天把我们庞大的工作摄制团队带出去，一直到今年8月22日半夜在若尔盖草原杀青，我悬了近一年的心才敢稍微放松，因为整个团队的安全才是我最关注的。而此时此刻，他们每一位都已安全回到了各自家人和爱人的身边。完整地带他们出去，完整地带他们回来，这是对我最大的安慰!

　　希望将长征精神

　　传承下去

　　片中讲述人之一谭江海

　　《红军不怕远征难》启动时，我主动向领导请缨担任这部片子的讲述人，因为我本人对红军对长征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敬意。我的姥爷就是一位老红军，他1936年在甘肃武都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身上有多处战争留下的痕迹。可以说我从小就受到了这方面的影响，并希望能将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而我们这次拍摄依然延续《档案》带讲述人的方式，也就让我有了参与的可能。

　　前段时间为配合片子的宣传，有很多节目采访我们几位主创，我们总是被问到是不是特别辛苦。其实，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不易，没有白来的东西，要想画面精致、讲述动人、拍出自己的特点，辛苦是必须的。如果这些都能做到，还能得到观众的认可，那就苦后有回甘，那就值。我们的导演团队的确辛苦：前期采访阶段要去亲身体验其中的艰难，挖掘出鲜为人知的故事点;后期打磨阶段，他们几天几夜连轴转，吃住都在机房。制片人、执行导演刘晓彤和总撰稿、执行总导演吴志勇是创作的灵魂，一百多人的团队都要听他们的指挥。每一个拍摄地点他们至少去了三次：前采、复景、最后拍摄。

　　我则要克服心理上的问题。在泸定桥、在娄山关一带的制高点上，我的恐惧感挥之不去，寸步难行。这让我更加钦佩八十年前的那些红军小战士，他们是如何在这样的海拔作战、行军、强渡?虽然我在极力克服和掩饰，但表情多少也会有些不自然，重拍的次数也要比平地上多。

　　我在《档案》这个节目6年多，跟我们的导演团队已有了一种默契。这次拍摄我们不仅是收获了一部9集纪录片，更是通过这部片子证明了我们传统媒体的制作能力还在，我们《档案》的创新能力还在。八十年前的那次长征结束了，而我们的长征才刚刚开始。(文字整理/李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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