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一有大活动报亭就遭殃

　　随着大运会临近，深圳史上最大、历时近两年的“市容环境提升行动”已进入尾声。全市共拆除电话亭4210个，迁移拆除报刊亭861个，其他设施333个。城管局副局长称电话亭、早餐车等被清理不会影响便民，并且清拆措施绝非搞“运动式”管理，不仅仅是为了大运会，将会长期管理。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报刊亭等摊点就会成为便民的重要载体——路人买份报刊或问个路什么的，很方便。尤其对那些进入一个陌生城市的外来者来说，这样的设施就显得更重要。此外，一些困难群体也可借这些平台，凭自己的劳动而有尊严地生活。

　　平心而论，近些年，报刊亭等设施的“主功能”是退化了，但便民、便商的“次功能”仍在。如果大规模“被拆除”，或许市容更靓了，城市更规整了，但城市的便民功能就会弱化。本来，分布在城市的便民小载体，提供了多元化的公共服务，让众多社会群体间形成默契，互补互助。突然“失去”，难免“失落”。

　　不知从何时起，每当一个城市承办大型活动，或搞什么“评优”，城市管理者总是拿报刊亭等开刀。为什么城市管理者老跟报亭过不去呢?人们所听到的理由大都是为了城市的整洁、美观。其实，城市里的报刊亭等，并不影响城市的美观，也未对城市交通造成多大影响，即使有一点点影响，那也是“瑕不掩瑜”，更何况其便民功能足以“弥补过失”。有一名网友的帖子说得很精辟：一个生机勃发的城市绝对不是所有建筑都排列成行，所有树木都成一条直线。城市的生命力在于其包容，各行各业、各种人都能在那里自由生活。城市的管理者不能凭自身的感觉来限制城市的行业和人口，好的管理者手中拿的应是剪刀来修剪城市这个大树而不应是锯子。按说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应该有很大的包容度、开放性，怎么也逃不脱这种老套路?

　　无论是不是因为世界大运会，反正最近深圳出台的一些“新政”都引起人们的质疑。比如，深圳“清危”行动——全市“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已于4月10日结束，据说“行动效果显著”，已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离深，似乎“为大运期间营造全市良好社会治安环境打下坚实基础”。可是，深圳“清危”，东莞“喊累”。我们可否这样认为，运动会加剧了政府行为的“运动式”。用“搞运动”的方式去管理、美化一座城市，能给谁留下美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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