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论坛”筹备研讨会在京召开

　　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意大利公投——引发全球化逆转的世界忧虑。中国通过参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遭遇时代挑战，能否规避全球化逆袭的风险、引领新型全球化、塑造中式全球化?如何看待全球化发展趋势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未来?12月1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举办的“首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论坛”筹备研讨会上，与会嘉宾围绕上述问题、“首届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论坛”的筹备和马国书所著新书《中国的市场地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商务部《商业经济研究》杂志社、人大国际事务研究所、人类共赢研究院主办。国家工商局原党组书记杨培青、商务部《商业经济研究》杂志社社长刘建湖、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英暖、新华社前高级记者、驻澳大利亚首席记者林振熙、经济日报内参部主任孙世芳、中国商报副总编胡斌、国家外专局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主任苏光明、人大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文山、原总后勤部宣传部长刘欣、中国保监会原政策法规部主任姚鸿、外交部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高闻、封面智库研究员周明博、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所科研处长李谊青等30余名专家和嘉宾出席了会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主持。

　　2016年12月11日是重要的一天，这一天标志着中国加入WTO满十五周年。按照约定中国应该享有平等市场经济地位，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将会以种种理由进行阻挠，日本已经明确带头拒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设置反倾销等贸易壁垒，给中国以不公平待遇。

　　研讨会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国书指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将终结，中国不仅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也将引领全球市场经济建立新体制。

　　马国书强调，作为全球市场经济新浪潮的中国市场体制，在近百处有关市场制度的原理方面，普遍超越了经济学的西方范式原理，例如：西方的“价格型有效市场”被中国的“广义交换型双向市场”所超越;西方的“纯公共财政型市场体制”被中国的“双轨财政体制型市场”所兼容性超越;西方的私利型政府原理和政府组织被中国的利他型和利整体型政府所兼容性超越，等等。

　　由此他认为，当代表着全球市场经济新浪潮的中国市场体制，已经在如此明晰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上实现对其的广义化超越后，一个新型的可彻底兼容西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共赢型市场体制”已在快速破土和崛起之中。在探索“共赢型市场体制”的道路上，中国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制度等待逐步进行改进，但是，“共赢型市场体制”的大方向已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则是毋庸置疑。西方阵营应该主动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先努力深入了解一下市场经济到底在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迁和先进性升级。全球治理需要能够一揽子解决更多问题的、更加先进的市场体制。

　　国家工商局原党组书记杨培青在讲话中表示，马国书在“自由市场体制的终结与市场经济的新浪潮”中提出的观点，是中国似乎已经僵化的经济学圈里出来的一些新的观点。即使将来马国书被批判得头破血流，但他也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著名的经济体系是什么?有没有?要讲经济学必须有标准，成为经济学家自己没有学术体系不叫经济学家，凯恩斯是个经济学家，有体系，萨谬尔森是个经济学家，有体系有方法。但我们大都是政策的解说员。我们应该实实在在把实际解决事情的事儿往经济学端。所以，希望人民大学能出新的经济学观点。

　　在改革初期，美国有以纽约州立大学里昂蒂夫(音译)为主的三位经济学家曾经对我们国家的改革提出过建议，原文是经我的手，找人翻译整理送给领导。我印象非常深，他建议首先是说，中国不要把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改掉，你们只能改弊端，我们还要学你们，要求美国政府建立国家纪委、国家科委。为什么?我不说了，大家想想。 建国初期，西方对中国禁运时，英国共产党组织了48个企业叫48家集团。他冲破封锁和中国做贸易。他们当时驻京办公室的主任老派瑞克(音译)，现在他已经去世了，儿子还支撑这48家集团和中国打交道。小派瑞克(音译)说很多学校否定中国社会制度时忘掉了中国发展的过程。有弊端可以克服，那是建设性的态度，否定的态度绝对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绝对不对的。

　　普京也说，想否定过去是愚蠢的，恢复过去不可能了。你想完全否定过去是愚蠢的，至少是不了解情况的。怎么样用经济学观点来阐述当前国家经济领域的问题，说透说明白，30年改革开放，60年建国纪念，开征求意见会，说应该怎么纪念，舆论怎么做，我每次都是两句话，成绩说够，问题说透，成绩都说得够够够的，但问题没说明白。我非常认同这样的说法：应该实事求是解剖一些问题，能够解放思想，开阔思维，跳出党八股的思维方式来研究现在的问题，为国家，为现代新的中央十八大以后主要路线服务。

　　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应当是有区别的，这两个经济体制它最终目标是不一样的。我们也是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人民，为大多数老百姓的;资本主义市场那是代表财团在那里吆喝，最后靠财团支撑，为财团利益服务。布什家族就是为石油寡头服务的，他们祸害了，把伊拉克油田都弄得在那儿冒烟、烧火，你说这是好还是破坏?当然是破坏。所以，习近平同志提出来的，中国在引领，用一种新的模式在改变世界的格局，建立世界的新秩序，就是不用打仗，互赢。

　　人大新闻学院特聘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贾文山在主题演讲总结中指出，我2009年有篇谈“中式全球化”文章发表，文中阐述了中式全球化：首先，中国具有全球关联性;第二，中国具有全球的沟通;第三，中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第四，中国具有全球引领的潜力。这一次西方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方面采取的行动，我认为恐怕是最后一次努力了。第一，中国现在不在乎;第二，中国已经在引领，进行全球化，下一步你要更开放的话，好好学学中国这个模式，不是属于中国的，是属于世界的。因为它来自于世界，来自世界多种思想、智慧的地心。我们没有做到完美，但在努力，引领把西方所有的文化进行包容。

　　最近有个“三来”的说法：不忘本来，吸纳未来，面对未来，所以，我希望马国书的“西方经济学范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将终结，中国不仅引领全球经济增长，也将引领全球市场经济建立新体制”这个理论和中式全球化理论与“一带一路”完美结合能做到“不忘本来，吸纳未来，面对未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主持讲话中提出，承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或者以变相名义，替代国等搞来搞去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三大问题。

　　第一，他们不承认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能把市场经济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块儿，这是他们想不到的。按照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市场经济背后应该是法治、民主、人权、自由，结果中国没有搞西方那套自由民主，而把市场经济玩得这么好。他们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必须承认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并且承认我们的政治体制比他们更优越，更有效率，更能解决人类和平与发展重大问题。如果他承认，普世价值这套话语体系可能就会崩溃，因为普世价值说，经济自由发展，经济长期繁荣是以自由民主为条件的，而中国经济已经长期持续繁荣，那么不承认中国的制度是一种民主制度，如果不承认中国的制度也是一种民主制度，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民主制度，如果不承认中国民主制度的话，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民主也可以导致经济长期繁荣，这两方面都难以自圆其说，我把它叫做“中国悖论”。

　　第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标准，中国全面拥抱了全球化，他们纷纷指责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得益方。现在普遍对中国全球化反感，以特朗普、英国脱欧等各种各样的名义，认为全球化更有利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而他们自己遭受全球化更多的冲击。所以，他们反对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本身也是他们反对全球化，反对搞保护主义，搞内倾、孤立主义等各种各样的民粹主义思潮都在作怪，借中国来说事儿，反对中国实际背后是反对全球化。

　　第三，市场经济地位自始至终就是一个政治工具，如果他们放弃了市场经济地位这样的砝码的话，欧洲说怎么制约中国的发展，中国发展的势头已经很难遏制了。如果放弃这个手上就没有牌了，他完全把市场经济地位当成牌来打。我们按照同样的规则来做，我们只要做的最成功就反映了这一点，西方整个的虚伪性。

　　中国经济报刊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胡英暖在发言中指出，从此研讨会有三好：第一节点好，今天开这个论坛正好是我国进入世贸15周年，明天是节点日期，就像中国经济报刊协会10月5号举办的泰山论坛一样，泰山论坛把握了《巴黎气候协议》正式生效的这个节点，解振华出席了这个论坛。第二，论题好，中国能否引领新型全球化。这个题目的提出，提神、提劲、提气。中国改革开放这30多年了，围绕市场经济是是非非，我们自己内部前十几年来来回讨论，现在进入世贸以后，不管美国、欧盟特别是日本这几天的表态还是给你戴上一个罩子，他怕你中国这匹马跑得太快，太猛，把他们给摔掉。高铁现在进入世界强烈，钢铁也进入了，能源特别是新型能源，前十年我在市场调研光伏时，当时先进的是美国、德国，现在太阳能、光伏占全世界60%多，前几天我到广东广西调研时看到，我于2004年到过的圣象地板母公司——大亚集团，当时他上亚洲最大的生产线，45万立方米人造板生产线，现在中国的人造板市场占世界67%。现在国家没有把重点聚焦在这儿，全是民营企业在干。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增长，能够给世界带来满足的产品，能给世界带来幸福感，能给世界经济起到推动力。所以，这个角度讲，课题非常好。我们很多事情要务实，务实的基础上更要聚焦，今天也请了一些媒体，我们会及时发力，把自己的声音及时发出去，把中国怎么在全世界新型全球化市场经济方面，自己的特色，自己的特点，独有的东西能告诉世界。(文中嘉宾讲话均依据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阅。编者注)

　　附：

　　自由市场体制的终结与市场经济的新浪潮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高级研究员马国书

　　自由市场体制已经老态龙钟、已经不堪重负、已经无力应对市场经济的新浪潮。市场经济不断脱胎换骨、不断蜕变成为新生态的进步潮流滚滚向前、无人能够阻挡。西方所笃信的自由市场体制正被冲刷得面目全非、恐怕连自己都无法认得自己到底是谁或是什么。自由市场体制从新古典以降始终被信仰为是具有绝对自为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的。但是，自从1929年股灾爆发以降，不仅胡佛政府成为了自由市场体制的殉道者、而且就连奥地利阵营也坠入到历史舞台的深渊之中、至今还处于垂死挣扎的状态。由此，自由市场体制的光环和神圣面纱不得不贴上“市场失灵”的狗皮膏药。罗斯福新政的出台终于在历史进步的面前向“政府之手”伸出了求救的哀鸣。凯恩斯经济学终于开启了“政府之手经济学”闯荡自由市场的第一步。随着科斯领衔的新制度经济学的问世，外部负效应的治理被发现还必须得再次借助“政府之手”首先制定总量和拆分标准之后才能进行份额制的场内交易。“政府之手”于是再次成为自由市场体制的遮丑布。不仅如此，新制度经济学在成为治理市场外部性负效应的“政府之手经济学”的同时，还重重踢伤了自由市场体制的心口窝：它引入了企业是市场价格机制替代者的“异端邪说”。自为型自由市场体制的神话传说至此越来越成为真实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寄托，而与现实之间仅存藕断丝连。真实经济存在批发、OEM、代工生产、团购和互联网等新型形态的交易都是洪水猛兽、令自由市场体制躲闪不及。尤其到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政府之手”既不是救助“市场失灵”了，也不是对市场外部性负效应进行治理了，而是背后一刀狠狠刺向自由市场体制的心脏中央：自由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被政府借美联储之手救助“Too big to fail”所彻底伤及筋骨。自由市场经济学的说教从此连大气都喘不过来。只要信奉独立原则为根本的美联储在其资产负债表中存在有QE化资产，那么，政府之手就是每时每刻都常态化地存在于再也无法去政府化的“自由市场体制”之中。犹如三座大山——三重政府之手压服下一般的自由市场体制，不仅已无翻盘之力，而且市场经济的新浪潮正以更多政府之手的大趋势席卷而来。在市场的外部正效应和整体更优及更大化两个方面，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市场体制，已经大规模地取得了可以令市场经济获得更加普遍繁荣的惊人成就。传统上，政府介入型经济和政府计划型经济之间被自由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武断划上等号的时代已经结束。前者是有交易且追求经济整体利润更大化的;而后者是去交易和去利润，因此去经济整体利润更大化的制度安排;因此两者是南辕北辙的。不了解两者之间存在的重大原理性差异，西方范式的经济学家们就无法预知市场经济的新浪潮为什么这次不在西方社会里缘起，而是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里获得了自我救赎的必要土壤。就中国而言，缺失政府之手的必要干预，经济体制转型就是不可能成功的。

　　市场体制不仅不是客观且唯一的，而且也不是西方文明所能独家垄断的。只要市场体制也能在新兴市场国家里落地生根，那么，市场体制的演变和进步就不必然只能经由西方社会来实现对其的改造和重构。相反，在从政府计划型经济向政府介入型经济转变的进程中，市场体制这件事已经结合中国的实际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社会创新与实践。政府之手在中国的市场体制实践中，除了西方范式的“三手政府”之外，还有1)、与体制转型直接关联在一起;2)、与外部性正效应机制关联在一起;3)、与整体更优或者更大化关联在一起的另外三只手。亦即，在中国的市场体制下，西方的“三只政府手”已经转变为至少“六只政府手”了。有鉴于此，西方自由市场体制可谓是“三只政府手市场体制”，而中国的市场体制则可谓是“六只政府手市场体制”。那么，“三只政府手市场体制”和“六只政府手市场体制”之间是否因后者比前者多出三只手，因此前者是“市场体制”，后者则是“非市场体制”了呢?否则，为什么说前者是“市场体制”，后者是“非市场体制”呢?亦或，识别一种经济体制是否是“市场体制”的核心标志到底是什么呢?如果说西方三只政府之手中的前两只都还是临时和具有外部特征的话，那么西方的第三只政府之手在美国则已经以美联储资产的形态演变为系常态化的存在。这与中国以国有资产形态所常态化存在的政府之手之间难道有伯仲之分吗?除了政府之手的常态化特征之外，“三只政府手市场体制”和“六只政府手市场体制”之间到底还存在什么更本质的区别吗?无疑，这种争论可以种类繁多和立场迥异，但都不可能超越如下的一种新原理表述：经济体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到底是“经济体制对应双轨财政体制还是对应单轨财政体制”?其中，第一轨财政是公共财政;第二轨财政则是经营性财政。为此，我们特把“经济体制对应双轨财政体制”的制度安排称之为【双轨财政型广义市场体制】。同时，顺便把“经济体制仅只对应单轨公共财政”的制度安排称之为【公共财政型自由市场体制】。此外，顺便把“经济体制仅只对应单轨经营性财政”的制度安排称之为【经营财政型中央计划体制】。由此可见，【公共财政型自由市场体制】的实质乃是政府零介入型经济体制。相比之下，【经营财政型中央计划体制】的实质则是政府100%介入型以至于成为政府绝对经营性的经济体制。有鉴于此，我们很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种可以有效界定政府与经济体制之间关系的方法。换言之，所有的经济形态，无论计划型经济还是纯市场型经济就都可以借助这种分析范式来给出各自的理论边界了。拥有这样一种全称定义的好处就在于，我们至少可以对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议题给出一种全新的解读了。首先，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在于“中央计划”给定经济的特征，也不主要在于哈耶克所谓的“信息鸿沟原理”而主要在于它系一种排斥“交换”、进而排斥“利润”的经济形态。相反，只要一种经济是建立在“个体自愿交换”基础之上、并且允许交换剩余的存在，以及积累这种交换剩余的货币机制存在，那么对应的市场体制就是必然存在的，而不因是否有政府的介入就会发生改变。即，市场型经济体制与政府是否介入并不必然关联，而只与交换剩余和货币之间必然关联。

　　一言以蔽之，市场的本质并不是“自由竞争”或“完全竞争”，而主要是“创造利润”。亦即，只要能够更大化地创造利润，相应的市场体制就是更加先进的。换言之，一个社会的普遍繁荣必须得建立在增长的更大化以及增长的可持续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竞争更大化或自由竞争基础之上的。借助边际原理所驱动的竞争最大化仅只能确保一个社会的产出最大化，而不能确保其增长的最大化。所以，西方经济学该醒醒了，醒来看看已经高速变化了的新时代吧。人类正在进入生产力短缺、生产力均衡和生产力过剩同时存在的新环境。以产出最大化为最高追求目标的西方自由市场体制已经无路可走。相比之下，“六只政府之手的市场体制”，甚至比“六只政府之手市场体制”还拥有更多只政府之手的市场体制，即中国式市场体制，正在成为市场经济的新浪潮。

　　作为全球市场经济新浪潮的中国市场体制，已经绝非再是不追求“利润”的【经营财政型中央计划体制】了;同时也不是西方经济学所鼓吹和信奉的【公共财政型自由市场体制】。因为，这两种经济体制都不是先进的经济体制了。幸运的是，在有意或无意之间，中国走上了【双轨财政型广义市场体制】的探索道路，而且获得了足以令整个世界都惊叹的辉煌成就。究其背后的根源，我们发现，中国的市场体制竟然在近百处有关市场制度的原理方面普遍超越了经济学的西方范式原理。例如，[1]、西方市场的理性人原理仅只局限于“利己理性人”的假定，而中国市场体制项下的新理性人学说则系建立在“利己、利他和利整体”的理性人假定基础之上。故，西方的私利齐次理性人假定系被中国的既利己、又利他且利整体的新理性人所兼容性超越;[2]、西方市场中的价格系指能使交换双边当事人同时都必定受益的价格，故可称之为系一种“正价格”，而且这种“正价格”对于所有市场中的交换和价格而言都是一律生效或同等的，故是一种“正价格齐次型市场”。但在中国市场体制下，“价格”不再必然意味着系一种时刻都必须得是“正价格”的价格体系了。因为，其中已经包含有负价格的存在了。故，“正价格齐次型西方市场体制”已被中国的“正负价格一体化市场”所超越;[3]、西方市场体制实际上仅只类型化市场，而非市场本身或整体市场。因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都已经明确表明：市场是既存在古诺的垄断型市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型市场或琼斯夫人所争论的不完全竞争型市场，以及双寡头和多寡头型市场，及完全自由竞争型市场，故迄今为止西方经济学都没能构造出关于真实经济全部形态均在内的整体市场，有鉴于此，西方市场体制仅只是分散化的不同类型市场理论和市场体制，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整体市场”的理论构建和制度安排。相比之下，中国的市场体制则是一种包含了所有交换和不同类型市场于一身的“全类型整体市场”，因此已经彻底兼容性包含了西方市场体制在内的所有市场内容在其中。[4]、此外，西方的市场体制实际上仅只局限于所谓的“有效市场”，即每个交换都必然对应一个价格的市场，否则从瓦尔拉斯以降到德布鲁的所有分析就都无法成立了。换言之，西方市场体制是无法包含诸如“有价无市”和“有需求无供给”等均在内的广义市场现象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市场体制是一个既包含从生产到交换，又包含从交换到生产的双向经济体制。因此，西方的“价格型有效市场”已被中国的“广义交换型双向市场”所超越。[5]、西方的市场学说是一种厂商直接面对消费者的“供需型市场”，因此其供求规律或价格规律是无法解释批发交易现象的。相反，在中国的市场体制下，市场所对应的是所有不同类型的交换。亦即，只要是交换就都属于市场型交换(除了法律限制的非法交换之外)。因此，中国的市场根本不局限于“供需市场”，而是适用于所有追求利润之不同类型的“通用型市场”或“全类型市场”。有鉴于此，西方仅只关注的“供需市场”已被中国的“厂商—批发商及供需兼而有之型的市场”所超越;[6]、虽然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市场体制都承认市场外部效应的实际存在，但在处理外部性正效应的问题上，中国市场体制凭借自己的新理性人假定，已将西方仅只追求私利所导致的外部正效应机制，扩展到了除了追求私利之外同时还追求利他和利整体所导致的外部正效应机制上了，故西方的纯利己型外部正效应机制已被中国的既利己又利他和利整体型外部正效应机制所兼容性超越;[7]、西方市场所对应的政府体制是一种单轨财政体制，故可以被归纳为系“单轨财政型市场体制”或“公共财政型市场体制”。但在中国，市场体制不再对应“单轨财政体制”，而是对应“公共兼经营性财政于一体的双轨财政体制”了。故，西方的“纯公共财政型市场体制”已被中国的“双轨财政体制型市场”所兼容性超越。[8]、西方市场的总财富系由加总所有追求私利的市场主体之正收益而构成，故是一种“零和型整体财富体系”。相反，在中国市场体制下，市场的总财富已经不再局限于系“加总个体的正收益之和”而构成了。在中国由于新理性人的存在，所以，“负价格经济”照样对财富整体提供巨大的正值贡献。有鉴于此，西方零和加总型市场体制已被中国的非零和加总型市场体制所兼容性超越。[9]、西方市场所对应的政府受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系只能是私利型政府。毕竟，即使一个人被选举成为总统也不可能自动就会从“私利型个体”而转变为“利他型个体”;相反，被选举后的个体仍然是利己的，只不过被选举之后成为了利己社会的代理人而已。其行为和意志都被假定始终受其委托人的授权限制方能生效。因此，这种政府只能是私利型政府。相比之下，政府组织在中国的新理性人视野下已经不再仅只系代理人机制约束下的被动型主体了，而是具有利他主义和利整体主义情怀的主动性主体。这种差别的社会学原理和意义是极其重大的。因此，在中国政府组织不再是代理人型的被动主体了。它既要高度尊重民意，又要高于民意而去从事利他和利整体的高尚且正义事业。因此，西方的私利型政府原理和政府组织已被中国的利他型和利整体型政府所兼容性超越;[10]、西方的市场体制无疑是建立在交换经济学基础之上的，但其交换原理因假定与价格之间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所以西方经济学是将“交换起始”、“交换过程”以及“交换有成功结果和不成功结果”之两种可能的原理都抛弃掉了。相比之下，广义经济学项下的广义交换原理则是一种可将上述四种重大属性均容在一起的交换原理，故，广义经济学已经彻底超越了西方的狭义交换经济学。

　　综上所述，当代表着全球市场经济新浪潮的中国市场体制已经在如此明晰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上实现对其的广义化超越后，一个新型的可彻底兼容西方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自由市场体制的“共赢型市场体制”已在快速破土和崛起之中。无论西方是否愿意承认中国首先探索成功且正在努力引领的市场经济新浪潮，自由市场体制都在快速没落之中。说中国存在产能过剩的日本，既无力指出西方经济学本身就没能搞清楚“充分竞争”或“完全自由竞争”和“过度竞争”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更不愿意承认因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国际市场需求的大幅度疲软所导致的中国产能的相对过剩。仅凭这些市场现象就贸然地说中国仍然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最终必然会自辱其身。固然，在探索“共赢型市场体制”的道路上，中国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制度等待逐步进行改进，但是，“共赢型市场体制”的大方向已是人类历史的必然则是毋庸置疑的。当然，必要的交流和论证是绝对必要的。然而，即便如此，中国市场体制的先进性已是无人能够阻挡的了。所谓的发达市场国家，包括那些信奉自由市场体制的国家如果还不赶紧开始积极关注中国所开创出的新型市场事业的话，到头来吃亏的只能是那些不思进取的懦弱经济体。无论西方承认与否，中国已是先进型市场体制的事实已无需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认可了。相反，倒是那些自认为自己是发达市场的国家应该照照镜子看清自己的糟糕成绩，认真负责地追问自己：自己凭什么自称是发达市场体制呢?一个成绩远远不如他国的市场体制还好意思去说别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而自己却敢沾沾自喜地自称是!是时候了，西方阵营应该主动放下意识形态的偏见，先努力深入了解一下市场经济到底在中国社会发生了怎样的重大变迁和先进性升级。放下你们已养尊处优充当领导者自居的盲目自信吧。

　　新的市场规则及体系需要制定新的竞争力规则及公平性边界，包括反倾销规则。其根源都与国际收支的平衡治理有直接的内在关联。既然力求让价格机制来发挥市场体制的主导功能，那么，为什么又要限制所谓的“倾销”呢?每个市场主体不都是被假定为系理性的吗?那为什么还会有倾销的市场行为呢?如果说在倾销的背后，主要是国家的介入与否在起主导作用，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去规范政府在市场体制中的作用边界和原则呢?一言以蔽之，世界需要新的市场规则!全球治理需要能够一揽子解决更多问题的、更加先进的市场体制。市场经济新浪潮，正在向世界走来。让中国与世界共同拥抱这场可以确保人类共赢的市场经济新浪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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