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亲历者、观察者对于动车事故的讲述,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依然在微博网站上发酵,截至《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稿时,其中在新浪该话题已有超过823万条的相关微博,而在腾讯微博上,该话题相关微博则有1803多万条。
显然,这是过去一个星期最热门的话题。“每个人都可能是动车上的一员”,这是微博用户关注该事故的最大公约数。
而相关热门的微博,有些有上百万条的转发,以及上20万条的评论,更为重要的是,微博已经不再停留在言论的层面,温州人在微博上看到事故,然后就去医院献血,而珠海人看到小伊伊的故事便捐出善款100多万元,微博引发的故事正在弥散开去。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江雨虽然身在异国,但一直关注着国内的热点事件,作为微博达人,他告诉本报,这一次动车事故中,微博上各方的整体表现确实可圈可点,表现出发自内心的良善和公民责任感。
而在众多学者们看来,意义还不止于此,公民组织正在通过现实与网络的多轮互动得以构建。
正如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李绍章对本报记者所言:“微博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媒体角色,更担当了凝聚公民意识、表达公民思想、行使公民权利、承担公民责任等全新多元功能。”
新媒体决胜
腾讯最近公布的微博用户数在2亿、新浪则达到1.4亿,再加上其他主要网站上的微博用户数,专业人士估计,不重复的微博用户已经有2.5亿,占全国网民数量(约为4.75亿)的一半。动车事故“制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微博数量。
恐怕很少人怀疑,从获取信息角度而言,对于这场事故的报道中,新媒体几乎是大比分胜过了传统媒体。因为微博创造了“人人是记者”的现象,它的快速、真实、互动优势,让一个传媒补充工具变成了新闻传播的主要力量。
在新浪微博中拥有69万粉丝的海宁市司法局长金中一就告诉记者,正是传统媒体未能真实全面及时地让民众了解现场,才让微博扮演了揭示真相的角色。也就是说,“如传统主流传媒能够不受干扰及时真实报道,微博只能扮演辅助角色;反之,主流传媒被质疑越多,微博被追捧会更热烈。”
对于微博的两大主力网站,金中一认为,新浪微博在事件中加强了后台服务,让微博的魅力得到了充分展示;腾讯微博的博友是QQ控的比例高,长时间泡在微博上的人相对少,但消息在QQ与微博互动转播上作用很大。
实际上,这一次网民也感受到网站对于一些言论的宽容度也有所提升,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博士就告诉记者,由于人们对出行安全的普遍关切,从意见领袖到一般网民,大家的看法表现出高度的一致,主要是对事故真实原因的追问和对救援工作失当的责问。“公众意见在这方面的高度一致,也可能促使主要的微博网站在尺度上放得比以往更宽一些。”
李绍章则认为,这又恰恰吻合了“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的总理承诺,而且还确实引发了传统媒体的深切关注及官方要员的高度重视。应当说,“在这种权力监督与制约的公共性关注环境下,新浪及腾讯等微博网站已经容忍了这一整体上良性循环的舆情态势,包括一些激愤性言论。”
对于这样的状况,同样是微博发烧友的美国加州一位学者也告诉本报记者,较大的自由尺度是微博在中国比推特在西方要火、要更多地承担社会功能(而非仅仅朋友间保持实时紧密联系功能)的原因。
争议微博优劣
微博大尺度当然也带了问题,其中就包括虚假消息,甚至是恶意的谣言四处传播,甚至还有利用微博行骗的消息。在这次事故中,也有假消息在微博上广泛传播。其中,比较典型的一起是:新华社记者鞠焕宗在温州动车事故现场拍摄的两张照片中,受损列车窗户里救援人员露出的手、脚,被网友误认为是遇难者。
这一假消息确实激化了大众对于有关部门的不满,不过,最后通过新华社的微博账号辟谣。此外,还有类似“日本一家电视台主持人在播报温州动车事故时偷笑”;“葛优和汤唯针对高铁事件发出质疑导致账号被删”;温总理发布会现场,戴“方格帽子”的记者是被内定的允许提问者等微博最后都被确认并不属实。
关于造谣和辟谣,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梁木生教授就对本报记者直言,只有谣言与每个人的利益都直接挂钩,而真相又无法验证的时候,才会有较大的杀伤力。“实际上,微博上的谣言很难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大家都清醒的时候,谣言根本就不起作用。”梁木生也提醒说,政府需要提升应对公众质疑的能力,“关键是要一直说真话,那样谣言就没有市场。”
张雪忠也说,人们也可以看到,言论的空间越大,公共舆论的自我净化能力反而越强。“在不同的信息和观点的相互碰撞和竞争中,真实的信息以及合理的观点,由于它们本身就具有更强的说服力,也就更容易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梁木生就说,相比其他发言人很难避免受网络质疑的状况,温总理抱病视察事故现场以及参加发布会回答记者提问就鲜有人异议,“因为温总理谦恭和真诚的姿态,打动了大家,所以愿意相信他的话。”
在复旦大学历史学教授冯玮看来,从微博对铁道部解释事发原因的质疑,到温家宝总理要求“公开透明调查处理‘7·23’事故,给人民群众一个真诚负责任的交代”,不难发现微博作为一种以几何方式,甚至核裂变方式传递信息的新兴媒体,在“代表民众监督政府”方面的强大力量。
四川德阳市政府新闻办副主任安崇民在密切关注事件发展后,对本报记者谈及他对于处理突发事件的感受,“对于政府而言,第一要有对客观事实的尊重前提下的自信心,第二要能尽最大努力及时公开信息,第三,要有最大限度的容忍度(法律、道德底线除外),第四,要在不影响民众利益、不影响社会平和秩序前提下的坦诚公开回应。”
全新多元功能
“微博正在成为社会的‘减压阀’,也在推动政府朝公开、透明方向前进。”危机管理专家王微(微博)这样告诉记者,他认为微博参与动车追尾事故这种案例会逐渐形成一种“鸡生蛋,蛋生鸡”的良性循环。
因为它在对政府部门有所促动之外,社会公民的成熟度也在提升。“就我关注的人士而言,虽然有很多人忍不住愤怒而猛烈指责有关部门,但单纯谩骂和煽动的并不多,更多的是追问技术性问题,要求信息公开,追究责任及改善制度。”王江雨说,也看到很多人一开始很激动,但很快就归于平静,理性发言。“在这个意义上,微博所进行的公民训练善莫大焉。”
“公权难以全面干预,微博空间基本上还是个民间社会,而目前为止我们看到这个民间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推崇真善美宣扬良知的。”王江雨如是说。
加拿大《环球华报》总编辑黄运荣也告诉本报记者:在微博中传播事件真相,以及对官方说法提出质疑,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是全民参与,以及“以民为本”精神的体现。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微动力”。
不过,在前述加州学者看来,微博参与的便利使得公民组织的形成发展,从技术特点上和网民使用习惯上是肯定的。但是,“最重要特征和载体还应该是公民组织,而这一点,在政府一些观念和规则没有转变之前,恐怕很难有大的作为。”不过,令这位学者欣慰的是,可能是由于郭美美事件的影响,民政部最近放开了公益慈善组织的登记管理。
从大局和大势来看,李绍章认为,前面提到的微博“全新多元功能”应当得到进一步发挥,相信政府能够高瞻远瞩地认识到微博的这一依法助政的角色并积极施以保护态度和引导措施,以合理利用好这一舆情集散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