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处在反弹、分化与周期转换中

 　　改革要坚持“一个核心”“两个支柱”，即明晰政府和市场的界限，以财政体制为代表的央地关系调整和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的国有企业改革。

　　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国诚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2017年中期)”报告会近日在人民大学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反弹、分化与周期转换中的中国宏观经济”。

　　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反弹与分化两大特征

　　报告指出，2017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延续了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稳向好的态势，多项宏观经济指标都趋于改善，名义GDP增速连续5个季度回升，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增强，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总体实现良好开局。

　　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回暖进程中价格指标得到快速修复，但实际变量的增幅却比较有限，这与以往历史上中国经济周期的特征具有明显的差异。自2016年四季度起，名义GDP出现快速反弹，累计同比增速达到8%，2017年一季度，更是上升到11.8%。但是，实际GDP增速恢复有限，2016年后三个季度维持在6.7%，2017年一季度小幅反弹至6.9%，名义价格提高对实际GDP的传导极为有限。

　　报告还指出，中国经济在反弹进程中表现出更广范围和更多层面上的分化特征。其中包括：各类价格指数及价格指数内部构成走势分化;行业复苏和利润增长分化;企业盈利主体分化;景气运行分化以及地区增长和发展持续分化。上游行业、出口部门和国有企业持续向好，中下游行业和民间经济还面临着总需求不振和投资机会不畅，中国全面的总需求上升引领产能持续扩张型的新周期到来还需时日。

　　在国内周期性因素传导不畅的背景下，外需对经济的周期性拉动作用反而相对加强。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全球增长预期上调，中国实现了外需拉动下的出口增长，并带动整个工业部门生产复苏。今年对我国较为有利的因素是一季度欧美主要国家投资出现了快速反弹，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消费开始向投资转移。我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投资品出口国，竞争优势较为明显。因此，在我国对外贸易增速总体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今年机电等投资品出口仍有望能够获得较好的支撑。

　　必须重视几大结构性矛盾

　　当前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短期国内宏观经济传导不畅和长期生产率下滑。这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在经济周期性下滑过程中积聚的各种风险的释放与国内政策趋紧、传统动能削弱与新周期孕育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结构性矛盾。第一，高杠杆率是宏观经济传导不畅的主要原因。在长期高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下，企业积累了大量负债。面对货币收紧的政策背景，价格抬升提供的现金流很大一部分用于了还债，修复企业资产负债表，而不能用于新增投资。第二，资金“脱实就虚”，房价高涨造成资源配置扭曲进一步加剧。近几年，中国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资金“脱实向虚”，M1与M2剪刀差持续维持高位，大量的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伺机在股市、债市、房地产等领域流动，形成不同形式的资产泡沫。第三，有些以中央企业投资为代表的支出对地方投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挤出效应，国有和民营经济融合存在障碍。第四，有的企业生产率下滑使得企业成本持续上升。当前中国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和落差，这一重要事实充分说明了中国制造业部门整体上仍然处于相对低端化的特征，需要完成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工业部门高端化进程。随着我国劳动力短缺的加剧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中国企业很可能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丧失现有的优势和市场。

　　改革要坚持“一个核心”“两个支柱”

　　要真正启动新周期，需要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解决中国宏观经济传导问题，以新动能的构建为核心孕育新周期的动力源。这次改革主要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因为中国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是供给端的经济主体对经济反应出了问题，扭曲性提高了杠杆率，资金避实就虚，自主创新不足等。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还是较为短期，未来还需要从更长期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提升长期生产率。长期中改革的具体内容需要坚持“一个核心”“两个支柱”。“一个核心”是重塑政商关系，明晰政府和市场的界限。新常态需要新动能，新动能需要新型的政商关系。原有的市场和政府界限更多是要素推进型模式下的产物，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环境。需要塑造创新导向的政商关系。围绕这个中心的“两个支柱”是以财政体制为代表的央地关系调整和以混合所有制为突破的国有企业改革。通过这些改革，一方面解决经济传导中的结构性问题，重塑中国经济传导路径，激活国内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以进一步提升潜在生产率，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经济质量重于经济数量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这轮改革相比于以往的改革需要有新特点。第一，这轮改革需要避免通过GDP竞赛类的排名来进行激励。在新常态下，经济质量重于经济数量。第二，这轮改革需要将改革的主导权从地方政府提升到中央政府。为了发挥地方政府动力，需要地方政府发起改革。但是，对于现有的质量导向的多目标改革，需要中央统一协调。第三，新一轮改革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在“四个意识”下的执行力考核。对待新改革由于不用简单的GDP竞赛，就需要在监督落实上下功夫，重点考虑地方政府在“四个意识”下如何自我创新，更好地执行改革，确保主体责任。第四，加强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协调作用。在改革由中央部委承担牵头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不同部门和地方之间的协调。这就需要进一步强化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日常协调功能，工作需要常态化。

　　在短期内，为了给新改革提供时间和空间，需要进一步发挥财政金融政策的作用。由于当前阻碍宏观经济传导的核心在于高杠杆，这就需要进一步通过金融有序去杠杆来降低经济的总体杠杆率。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协调。同时，加强货币政策对市场利率的关注，加快推进将市场利率设为基准利率。财政政策需要进一步发挥税收对经济的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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