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胀”:历史上最为典型的“滞胀”时期是上世纪60年代末期-80年代的美国,而且中间经历多次反复,大背景是越战、两次石油危机以及频繁变动的财政货币政策环境。
在我国, 2000年以后出现过两次1年左右的“类滞胀”格局。一次是2007年中旬到2008年年初,次贷危机爆发引发全球经济增速下滑,我国内外需均快速走弱,同时叠加国际油价上行、食品价格上涨;第二次是2010年10月-2011年,我国货币政策开启收紧,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而国际大宗商品仍处高位,形成“类滞胀”局面。
当前我国通胀并不是高通胀的概念,而是多因素叠加下的“预期滞胀”。我们就此回顾12年和05年两次“预期滞胀”阶段,以及在此期间股债的表现。
2005年:年初以来的通胀走势与2005年上半年有类似之处。1)海外方面,2005年全球经济增速较快,外需旺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维持高位。2)政策:汇改后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外汇占款快速增加令市场流动性极度宽裕,下半年央行货币政策小幅收紧。3)年初以来的通胀走势与2005年上半年有类似之处。05年上半年PPI维持高位,下半年迅速回落,而CPI走势相反,上半年回落后下半年有所企稳。4)从股债表现来看,2005年上半年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债市快速走牛,下半年滞胀预期起来,债市收益率呈低位波动、年末有所走高,股市在6、7月份达到低点后,下半年小反弹。
2012年:内忧外患下政策快速放松,3季度形成短期“预期滞胀”。1)海外方面,2012年下半年,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当时正处于货币政策极度宽松时期,11年欧债危机爆发后欧洲经济就陷入长时间的低迷期,美国经济复苏程度也仍然较弱,外需整体偏弱。2)国内政策,经济增长内忧外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均转宽松,平台政策明紧暗松,投资增速下半年渐起,但在消费和净出口拖累下,3季度经济数据继续下行。3)大宗商品方面,政策放松后带动需求预期回暖,3季度煤炭钢铁价格止跌,叠加原油价格持续高位形成 “预期滞胀”,股债整体表现低迷,债市收益率7月小幅下探后,8-12月持续反弹,股市下半年呈低位震荡,13年1季度才出现反弹。
当前是“预期滞胀”阶段,四季度有望明朗。
回顾以往我国短暂的“滞胀”格局来看,预期推动下的“滞胀”也并非通胀居高不下,而是通胀预期的抬头,通常由短期因素带动,比如海外经济增长较快或石油减产令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处于高位,或是经济下行压力过程中抬高资源税、实施环保限产及供给侧改革,会进一步助推国内通胀预期等。如果是纯需求推动,最终也将随需求的下行而回落,但是需求回落到价格回落会有一定滞后,在这个期间,滞胀预期可能也会起来。
短期因素对预期有扰乱,但不足以推升通胀行至高位,难形成“滞胀”格局。首先食品部分,非洲猪瘟事件发酵,短期猪价上行,但当前产能仍较为充足,不具备持续上行前提。根据我们提出的CPI四分法来看,非食品可分解为工业制成品、租赁房房租和其他服务三大类。工业制成品部分与PPI关联度较高,考虑石油价格已经高位回落,叠加PPI基数大幅走高,预计8月之后PPI将重回下行走势,也将带动CPI中工业制成品部分增速下滑,而且在环保限产力度减弱后,弱需求格局不支持大宗商品价格继续维持高位,预计最终也将随需求的回落而回落。
四季度“滞胀”担忧有望明朗化。对于债市而言,3季度多空因素相互制约,经济仍有下行压力,而通胀预期、汇率担忧短期难消,“滞胀”担忧令偏空情绪短期占主导,制约债市表现,预计四季度随着通胀及经济走势明朗化, 通胀担忧将消退,但在前期政策边际宽松带动下,基建投资及社融数据的好转预计将在四季度看到,带动市场对经济悲观情绪有所修复,对债市偏空。全年来看,我们继续维持此前判断不变:2018年全年债券收益率波动呈U型(右侧高点低于左侧)、10年国债收益率波动区间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