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言人：“道”为先，“术”次之

　　随着铁道部原发言人王勇平的调任，之前人们在7・23动车事故中对新闻发言人的关注再次升级。新闻发言人这个抓人眼球，却有“高风险”的职业，确实牵动了媒体和公众的眼球。

　　从2003年非典开始，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在7年多的时间中逐渐展开。应该说，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的初衷，是推动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的更好进行，今年来看，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时至今日，再回头看新闻发言人的七年之痒，的确有一些问题需要重新梳理，有一些疑问需要重新回答。否则，新闻发言人制度就始终会存在瓶颈。

　　[1] 新闻发布“说谎使一切归零”

　　在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日趋完善的今天，不管发言人承担了多少压力，取得了多少信任，“说谎会使一切归零”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

　　发言人在公众利益和部门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对新闻发布工作常常有个误区，那就是新闻发布是一种应对媒体的技巧，是一种“术”。

　　坦率说这种认识在基层的新闻发言人中还有一定的市场，甚至不少新闻发言人更关心的是如何回避问题的技巧，如何管理记者。但实际上，新闻发布工作是一种执政之“道”，是一种建立政府民众间信任关系的重要桥梁，也是政务信息公开的直接操作环节。

　　所谓“道”，指的是现代政府的执政方法。这种执政方法首先需要管理层明确新闻发布的目的。以术发布，结果当然是腾挪跌宕，左躲右闪;以道发布，结果是求政畅、求民安。这种“道”从具体上说，是突发事件之后第一时间告知公众真相，寻求媒体和公众的理解，即便存在工作失误，也坦诚承认。新闻发布只考虑部门利益，这必然导致“术”;以公众利益为前提推动部门改革，这才是“道”。

　　这种“道”“术”之辨，不仅在新闻发言人中存在，在一些发言人的主管上级中也存在。在突发事件之后，有些部门第一时间感受到舆论压力，便要求发言人现身应对，少数发言人也有这样的担心我是替领导“顶雷”的。这时候的新闻发布，往往就会只考虑如何应付媒体，而不考虑真正回应媒体关切，化解公众疑虑。这才有了武汉“经济适用房六连号”风波后55秒钟的新闻发布会，也才有了一些发布会中发言人怒而离席，或者频暴雷人语的场面。

　　因此，在新闻发布工作中，有一些讨论其实本身是“伪问题”。比如责任是否可以回避，坏事能否从某个角度来正面发布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因为新闻发布工作，本身不是一块遮羞布，更不是挡箭牌，甚至不能用技巧来回避信息公开的需求。在不少发言人频繁提到的“黄埔一期”培训中，第一节课就是“不要说谎”。因为在我国信息公开制度建设日趋完善的今天，不管发言人承担了多少压力，取得了多少信任，“说谎会使一切归零”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过。

　　[2] 新闻发布不是“媒体管理”

　　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新闻发言人一张嘴来解决。有的时候新闻发言人必须退居幕后，而直接负责领导对公众的情况说明才更为重要。

　　新闻发布不是媒体管理能力，而是社会管理能力。这其实也是新闻发言人一开始就应该明确的一点。在不少突发事件中，新闻发言人首当其冲地面对我国主要传统媒体，如广播、电视、报纸等，也使得一些新闻发言人在一开始，就认为新闻发布本身，是一种媒体应对工作。

　　但是，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以及新媒体和传统媒体之间互动的日渐频繁，今天的新闻发布工作，已经从单一面对媒体，开始转向同时面对媒体和社会，不仅要面对媒体在发布会上的尖锐问题，同时也要面对公众在微博中的质疑，而后者往往更直接，也更关切。例如上海11・15大火发生后，头一个小时中微博上数以百计的现场报道和几十张周边居民拍摄的照片，将公众在突发事件中的重要角色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时候，新闻发言人对媒体说的每一句话，实际上也是对社会每一位公民的承诺，而公众的疑问与媒体的问题本身就是联系在一起的。美国五角大楼原女发言人特里・克拉克在自己的书中第一章的题目就叫“坏消息肯定会被公布出来”。

　　这个时候，检验新闻发布工作成败的不仅是媒体，更是全社会;新闻发布工作也不是简单地应对媒体，而是良性的社会管理，是“善治”，而非“能说”。社会管理能力，实际上是将新闻发布工作放在群众工作中，用公众舆论的满意度来检验，而新闻发布本身也不是独立的执政环节，而是社会情绪化解的一部分。

　　因此，新闻发布把求实、求快、求真相作为第一要务，这不是新闻规律使然，而是社会发展需求使然。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以来，我国高层连续召开社会管理能力的研讨班，重点讨论在“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多发期”并存的情况下，维护社会良性发展的执政能力。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其实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通过新闻发言人一张嘴来解决。有的时候新闻发言人必须退居幕后，而直接负责领导对公众的情况说明才更为重要。例如原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给王勇平的公开信中就提及，在动车事故中，人们其实更想听到的是铁道部主要领导的说明，更应该站在公众面前的是救援工作的负责人。一个相关的例子是，2000年美国大选期间突然传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切尼心脏病突发的消息，所有发言人的解释都无法满足公众的关注和媒体的质疑，最后切尼给拉里・金(美国著名主持人)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切尼表示他再过一两天就能出院了，这才消弥了公众的质疑。

　　[3] 社会应给新闻发言人一点时间和空间

　　新闻发言人，首要的是要有改革者的勇气和担当，要有为社会良性发展受委屈、扛压力甚至是坐冷板凳的决心，就要放弃政治上的“进步心”先学会“接地气”。

　　曾经有位发言人跟我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发言人是一个孤独的群体。上级部门要求发布新闻的时候，要做到权威、准确，按照口径发布;而媒体和公众要求获知真相的时候，又要做到亲民、靠谱，说实话。否则无论对上还是对下，第一个挨骂的往往是自己，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压力也只能自己承担。

　　这种发言人的孤独感，的确使得不少官员在从事新闻发布之前望而却步，甚至在极少数的发言人中出现了宁可不说、少说，也不能多说的现象。但实际上，新闻发言人的战壕里，并非空无一人，在他的身边最重要的伙伴，其实是在发布会或者突发事件现场的记者们。

　　有的时候这个战壕里还有更多新闻发言人的同事，甚至是上级主管官员。随着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健全，一个人代替机构传达信息的时代已经结束。新闻发言人是信息的权威出口，但不是突发事件时的权威。温家宝总理5・12汶川地震时在灾区的表态，动车事故发生后在现场的谈话，总理可以做到，相关部长等主管官员也应该做到。

　　坦率说，新闻发言人是我国现代政府建设和执政能力提升的重要环节，当然也是一次重要的改革尝试。到目前为止，有的时候真相并不完全掌握在发言人手中，但是作为新闻发言人，长得可以不帅，官职可以不高，甚至口齿可以不够伶俐，但首要的是要有改革者的勇气和担当，要有为社会良性发展受委屈、扛压力甚至是坐冷板凳的决心，就要受得了批评，承认得了错误，就要能上能下，甚至要放弃政治上的“进步心”先学会“接地气”。

　　当然，在每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我们都应该呼吁全社会给新闻发言人一点空间，容许他们的一些个性表达，批评其失误而不伤及自尊。毕竟我们愿意相信，绝大多数新闻发言人承担这个工作，就已经天然地成为了改革者和先行者。

　　“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才能太平”，因此，发言人们也不该担心自己的位置、名誉。对于我国的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制度来说，我们取法乎上，才能得乎其中;要是从一开始就取法乎下，那么不知道还有多少发言人，会尴尬地站在媒体和民众的聚光灯下。

扩展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