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实施精品力作战略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有人说，新闻是易碎品。诚然，确有许多新闻报道，连同它所报道的事实，常常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但总有一些新闻作品，仿佛皇冠上的宝石，虽久历风雨却依然闪烁着璀璨的光泽——这，就是精品力作。

　　每个时代都有记录这个时代的经典。当我们追忆邓小平离去的那段悲痛日子，我们自然会想到《在大海中永生》;当我们回顾改革开放最初的艰辛，我们会从《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中找到生动记录。同样，当我们反思当年那场震动了整个中国的大火灾，我们会记起“三色”报道……

　　纵观中外新闻传播史，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位居新闻作品塔尖的报道，历来都是展示媒体品质的标志——它塑造着传媒业的品格，也书写着新闻人的求索。

　　“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是党中央对宣传文化战线提出的明确要求。回顾新华社的历程，正是堪称经典的一篇篇精品力作串起了80年的历史辉煌。正因如此，新华社社长李从军同志指出：“精品力作是新华人永恒的追求。”在加速推进精品力作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探索精品力作产生的基本规律，分析精品力作的形成过程，研究精品力作的写作方法，对于在新形势下充分体现新华社报道的权威性和不可替代性，有着现实而重要的意义。

　　如何定义

　　纵然“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为精品力作下一个比较贴切的定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精品，就是“精良的物品、上乘的作品”;而力作，则是“精心完成的功力深厚的作品”。由此我们将新闻报道领域的精品力作定义为：精心完成的质量上乘、独创性强、影响深远的新闻作品。

　　结合新闻报道实践，我们认为，精品力作包含三重要素：一是作者付出辛勤劳动，二是作品质量上乘独到，三是具有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是否是精品力作，主要是由报道的内容、质量和影响力决定的。它的篇幅可以是万字长文，也可以是精致的短篇;它的体裁可以是消息、通讯，也可以是言论、专题;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传统的文字、图片、广播、电视，也可以是网络报道、微博报道等。

　　分析中外新闻史上的名篇佳作，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共同规律，那就是几乎所有的经典，都具备以下三个或至少具备其中一个特性：时代性、规律性、创造性。

　　一、前提——体现时代性

　　作为人类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和第一记录人，体现时代性应该是新闻人的自觉追求。早在现代传媒诞生前的1000多年，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体现时代性的基本要义包括：洞察时代变化、捕捉时代精神、记录时代特征、发出时代呼声。像《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等一些“合为时而著”的新闻作品，即使今天读来，也依旧能够从中感觉到强烈跳动的时代脉搏。如果说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温情歌颂;那么形成于80年代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就是对改革开放艰巨性的深沉忧思，都是记录那一时期精神风貌的经典之作。

　　洞察时代变化、捕捉时代精神，进而发出时代呼声，需要新闻记者敏锐的观察力和深邃的洞察力。诚如美国报界巨子约瑟夫·普利策所言：“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帆船，新闻记者则是站在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要做一个站在船头的瞭望者，这就要求媒体记者具备积极的参与意识和担当精神。翻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媒体报道，仅在经济报道领域就有《关广梅现象》《关于物价的通信》《基金黑幕》等一大批佳作。正是这些敏锐捕捉并记录了时代特征的报道，推动了一系列改革举措的出台实施和深入运用。

　　而像《从邮局看变化》《取下神像挂地图》等看似琐屑平常的篇什之所以留在了新闻史上，也同样是遵循了体现时代性创作规律的结果。全篇仅400余字的《从邮局看变化》曾获得1980年全国好新闻奖。作者通过乌鲁木齐一所邮局日常业务增减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实，反映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疆经济形势和社会面貌发生的变化。应该说，记者的眼光在当时是独到的。清代学者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过：“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社会转型期的社会风貌和时代精神，常常是一些类似“山之精神”“春之精神”等不可见、不可闻的“虚物”，它必须借助类似“烟霞”“草树”等可见、可闻的“实物”来表现。

　　尽管，经典作品的表现形式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但只要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只要瞄准了这个时代的热点、难点、敏感点，媒体报道的精品战略就能找到生机勃勃的生长点。

　　二、关键——把握规律性

　　所谓规律，就是事物之间的内在的必然联系，它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此有精辟的论述：“我们的实践证明，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正如自然科学体现了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文化艺术体现了人类思想领域的发展规律，作为“历史的初稿”的新闻报道，也同样应该体现出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领域的基本规律。

　　研究新闻史上的经典名篇，从中能够发现这样的共性：这些作品不论篇幅长短，都透视和表现了新闻事实背后的东西，由表象走向了深层，它所体现的是作者思想的深度和文字背后的情怀。

　　1917年“十月革命”后，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在西方世界对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一片围剿和唱衰声中，来到俄罗斯，写出《震撼世界的十天》。这部报道集能够引起世界性关注，缘于作者以过人的发现力，从丰富繁杂的细节中揭示了布尔什维克在当时的苏俄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

　　同样，上世纪30年代的《红星照耀中国》之所以举世轰动，也是因为斯诺从黄土高原那支披满了硝烟和尘土的弱小队伍中，敏锐地发现了改变中国命运的星星之火，进而把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使命、求索、奋斗真实地展现在了世界面前。历史学家评价，斯诺是自马可·波罗之后，在西方认识中国问题上，影响最大的人。

　　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说过：“新闻工作者不是单纯的‘写稿匠’，他应该以一个政治家的眼光和态度去认识事物，并从中掘取能够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进步的‘珍宝’” 。说到底——把握规律性，实质上就是对精品力作报道思想的深刻性、眼光的独到性和观察的透彻性的要求。

　　三、基础——富有创造性

　　创新，是媒体实践的灵魂。

　　如果失去了活力和创造力，新闻事业也就失去了跟上时代步伐的可能。回顾现代新闻史可以看到，从新闻文体到报道样式，从新闻题材到报道领域，从采写手段到传播形式，无不发生了显著变化，而那些引领时代潮流的精品力作，也无一不充盈着创新的灵气。

　　大到一个新闻栏目的创意策划，小到一篇新闻写作方式的创新，都是产生精品力作的通途。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中国青年报》的《大学生成才追踪记》《西部贫困探源》等为代表的深度报道形式的崛起是创新，上世纪90年代中央电视台为改变电视语态而创办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也是创新，新华社去年推出的“中国网事”同样是创新。

　　其实，所谓精品力作，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意思。新闻忌重复，经典更不应重复，包括写作主题、写作模式的重复。《在大海中永生》已作为散文化写作的典范永留新闻史，而如果用同样的手法再写类似的事件，那样的报道不过是重复而决非创造。千字短文《金山追悼会在京举行》，无疑是此类报道中的名篇。然而，自此之后，我们再看到类似以“鲜花、翠柏丛中……”开头的此类报道，则失去了阅读的兴趣。

　　记者创造力之无穷，是由公众信息需求不断变化的内容、口味和形式所决定的。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创新手段……只要始终保持着创新的激情、勇气和能力，不论业内竞争如何严峻，不论模仿跟风如何盛行，优秀的媒体人和优秀的媒体，总能以其权威性、美誉度、公信力和影响力占领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新闻高地。

　　主攻方向

　　实施精品战略，离不开清晰的“路线图”——在中国当代新闻事业的语境下，媒体打造精品力作的主攻方向应该瞄准重大事件、重大典型、重要活动和重大问题领域。

　　按照新闻传播的一般规律，重大事件、重大典型、重要活动和重大问题，往往是受众关注的焦点，也是媒体间竞争激烈的战场。近年的媒体实践表明，在这种高强度压力下，最适合锻造精品力作。

　　主攻方向一：重大事件

　　所谓重大事件，一般是指突发性的重大灾情、重大疫情等自然灾害和战争、暴乱、恐怖、群体性事件、经济危机等人类行为。因其破坏程度大、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等因素，而成为社会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同样也是新闻报道的重点和难点。

　　如同战争催生了战争文学一样，回顾近现代新闻史，我们可以看到，战争报道由于危险性大、挑战性强而成为现代新闻报道领域的一个焦点。在近现代的历次战争中，那些不惧生死深入一线的新闻记者们，何以能够留下一大批令人震撼、发人深省的经典之作?因为他们在人类自身制造的重大灾难面前，展示了揭露战争残酷性、批判人性阴暗面、重建民众自信心的勇气和担当。“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那你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无疑是战地记者永远的格言。

　　2001年“9·11”事件后，身处重灾区的《纽约时报》迅速派出强大报道阵容，全程、连续、深入地对灾难后的美国社会进行了全方位报道，最终夺得当年度14项普利策新闻奖中的7项。尤其给人启发的是，该报在灾难发生后，开辟了“悲恸的群像”专栏，出动上百名记者和编辑，通过电话、面谈等方式采访遇难者亲友，发掘死难者生命中寻常和不寻常的故事和经历，以照片和短文的形式悼念他们，共刊登2100多篇这样的平民讣闻。所报道的内容涉及遇难者有生之年对家庭的贡献，工作之外的才华，个人兴趣和爱好，敬业精神，慷慨和仁慈的个性。“悲恸的群像”专题最终夺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中分量最重的“为公众利益服务奖”。

　　和平时期的重大自然灾害，同样也是精品力作的高产区。新华社2008年的汶川抗震救灾报道，就是实施精品战略的成功典范。翻开这一时期新华社的发稿目录，不仅有快捷准确、客观全面的救援进展报道，也有深入挖掘、细腻感人的亲情故事，更有高瞻远瞩、气势恢宏的长篇综述、政论报道。《万众一心，托起生命的希望》《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等磅礴之作，堪称那场世纪灾难的最好记录，也是新闻界对万千逝者的最好纪念。

　　主攻方向二：重大典型

　　在我国新闻报道的精品力作方阵中，重大典型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报道种类。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到《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从《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到《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面对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和一个崇尚英雄的民族，记者笔下一个个血肉丰满的感人形象，直抵人们的心灵。

　　实际上，勇敢、奉献、博爱、忠诚……这些人世间最崇高的品质，历来为中外媒体所赞美。美国新闻教程中并没有典型报道一词，但这也没有妨碍《冰河英雄》这样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在美国媒体上广泛传播。

　　成功采写重大典型的过程，其实是深刻认识和挖掘一个人或一批人及其所代表的精神的过程。那种脸谱式、概念化的典型报道模式，之所以产生不了精品力作，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简单的好人好事的背后，看不到时代精神的伟岸、看不到人性力量的光辉。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包括今天在内，我国典型报道领域普遍存在的通病。

　　作为重大典型的个人或群体，必然有其感人的力量和非比寻常的精神特质。有了基本事实，只能说是有了报道成功的基础，真正的成功，取决于记者深入细致的挖掘、彻底通透的理解、反复认真的推敲，取决于记者能够从大量同质化的素材之外采撷到不一样的东西。这就需要不仅记录主人公“是什么”，还要理解主人公“为什么”;不仅要走近主人公的生活，更要触摸主人公的灵魂。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能够穿越时空，今天仍让人读来为之动容，在于作者“情动于中”，展示了人物独特而高尚的灵魂。《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能够从众多媒体大量的王顺友报道中超拔出来，进而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也在于作者在与王顺友的情感交融中，挖到了这位山乡邮递员身上最独特的本质特征，做到了“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由此说来，写好重大典型，重要的是“笔锋常带感情”。当然，这里所说的感情，并不是指记者外露在字里行间的澎湃激情，而是隐含于记者文字背后的对人类崇高精神的敬仰和钦佩。没有思想上的认可和情感上的共鸣，就没有成功的典型报道。《庄子·渔夫》中说：“不精不诚，不能感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不具或缺少真情实感的作品，即使构思再曲折、语言再绚烂，也难以打动人心。

　　需要澄清的一个误区是，重大典型并非都具备轰轰烈烈的人生故事。那些在平凡生活中的坚持、坚守，同样闪烁着人性的光芒。著名记者郭梅尼上世纪80年代初采写的《一个普通的灵魂能走多远》，就是一位普通奋斗者的人生故事。主人公袁和的人生追求未能来得及实现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郭梅尼用饱含深情的文笔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她究竟取得了多少成功，而在于她精神的崇高。

　　从平凡中看到了崇高，这也正是“中国网事·感动2010人物”评选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原因所在。

　　主攻方向三：重要活动

　　在我们看来，重要活动与重大事件的区别在于：重大事件主要是指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暴发的影响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事变，它通常具有不可预知性和难以掌控性;而重要活动则主要是指人类社会为了某种目的而主动组织筹划的活动或行动，比如庆典、赛事、展览、会议等。当然，人类的重大发现和科学试验等，既可以归类于重大事件，也可以归类于重要活动。

　　一项重要活动到来的时刻，往往是媒体间新闻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时候，也是精品力作应该诞生的时候。具体到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的语境下，纪念建党、建国、建军等庆典报道，奥运会、世界杯、世博会等体育文化盛会报道，党代会、人代会以及重要的国际性会议等报道，航天发射、尖端突破等重大科研试验报道，是最为引人瞩目的重要活动报道领域。进入信息时代，由于各媒体间获知信息的同质化，要在重要活动发生时创作出别开生面的精品力作似乎越来越难，但用心的新闻人却总能迎难而上，最终交出令人刮目相看的答卷。

　　获得2000年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世纪大阅兵》就是这样一篇构思精巧、主题深刻、行文流畅的佳作，成为记录国庆50周年阅兵那一历史时刻具有代表性的重要作品。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时，新华社播发的后来被评为中国新闻奖特别奖的社评《永恒的经典历史的丰碑》，同样是一篇从主题、立意到构架、行文都大气、洒脱的优秀作品。还有后来被收入高中语文教材的《飞向太空的航程》，这篇成文于2003年神五发射时刻的通讯，没有仅仅描述杨利伟进入太空的“那一刻”，而是把视野拓展到了中华民族飞向太空的“整个航程”，以其巨大的信息容量和严谨细致的结构，被称为“典范的新闻佳作”。

　　历史总是吝啬的。一场万众瞩目的重要活动过后，能够被世人记住并可以时常翻出来回顾的，往往只剩下一两件经典作品。因此，做好高度同质化的重要活动的报道，完备的谋划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挖到独家新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的情况下，唯有独到的策划、缜密的构思、深刻的思想，能够帮助新闻人出奇制胜，创造出记录历史、同时也被历史所记住的精品力作。

　　主攻方向四：重大问题

　　重大问题，就是涉及整个社会或某一群体切身利益的问题。这类报道主要包括经济问题、腐败问题、环境问题，以及诸如医疗、教育、住房、就业、物价、社保等涉及百姓生活的各项实际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国计民生”。

　　所谓“国计”，简单说来，就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遇到和出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乃至左右着整个国家的发展大势。所谓“民生”，简单说来，就是涉及百姓生活方方面面的问题，这类选题更加具有生活性和贴近性。当然，在具体报道中，“国计”题材和“民生”题材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有不少精品力作既包含了“国计”的重大性，亦包含有“民生”的生活性。在改革开放后诞生的名篇中，这方面代表性的报道有《人民日报》的《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新华社的《关于物价的通信》等。

　　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长期相对平稳的物价之后，物价飞涨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社会“绷得最紧的弦”。早在1988年，新华社记者经过细致调查推出了《关于物价的通信》。有经济学家认为，这篇报道就是一部“袖珍经济学”，原因在于这篇报道既讲了价格改革的必要性，又讲了这项改革不能超过社会、特别是广大民众的承受能力，是一篇强烈反映人民呼声、同时为改革加油鼓劲的好文章。

　　在人们的印象中，媒体对重大问题的反映大多是以舆论监督的面目出现的。这是媒体发挥自身特殊作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表现。许多时候，报道所反映的问题看似是对某一地区、某一单位、某一类人的揭露和批评，但所指向的却是对社会良性发展的期待、对人类终极命运的关怀。普利策新闻奖的大部分获奖作品，也都是所谓的“揭丑报道”。这些报道表面上看是暴露了存在于美国社会各个角落里的丑恶和不公，实际上却推动了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

　　这一点，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过去这些年里，围绕“党和政府明令禁止，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问题，中国新闻界在舆论监督报道领域涌现了大批精品力作。具代表性的有推动城市流浪者收容制度废除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有制止公路乱设卡、乱收费、乱罚款“三乱”现象的《“罚”要依法》，有在全国掀起“审计风暴”的《一份触目惊心的审计“清单”》等。

　　在重大问题报道领域，特别需要记者的责任、胆识和专业精神。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敢于破解疑难问题的勇气，没有高超的调查性报道的职业素养，是不可能推出精品力作的。

　　实现途径

　　一件新闻作品的生产流程主要包括信息采集和信息加工两个阶段。精品力作的实现途径，表面上看重要的也是采访和写作(制作)两个环节，但事实上却并非仅仅如此。即使是篇幅再短小的精品，也是新闻人长期形成的经验积累、思想深度、采写技巧等能力素质的体现。

　　分析研究大量精品力作的产生经过，我们从中可以摸索出一些共同的创作规律。通常情况下，精品力作的产生，需要着重把握好创意策划、深入挖掘、巧妙构思、讲好故事等环节。

　　关键环节一：创意策划

　　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曾经说过：“采访前的准备工作直接决定了报道的成败。”她所说的“准备工作”，在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在进入采访环节之前的创意策划。

　　创意策划通常包括报道选题的策划、报道视角的策划和报道形式的策划。无论是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报道还是某些情况下重大典型报道的“命题作文”报道，无论是重要活动的“规定动作”报道还是重大问题的调查解释性报道，都可以进行创意策划。

　　选题，是报道成功的先决条件。相对于“怎么写”，“写什么”扮演着更具灵魂性的角色。新华社1956年播发的《当你熟睡的时候》，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也是一篇以独特选题、生动细节取胜的佳作。“你们选择的这个新鲜而有广泛兴趣的主题，在材料的挑选和安排上，都表现了记者的创造性……”这是当年稿件发出后，新华总社给北京分社的贺信中的评语。据参与报道者回忆，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刚刚提出，总社要求记者改进新闻报道。北京分社的青年记者们集思广益，决定采写从未进入记者视野的平凡人物——夜间工作的人们。于是，按照事前摸好的线索，选择一个夜间，分头进行通宵采访，写成了这篇经典报道。

　　报道视角，通俗地讲就是看待新闻事实和新闻人物的角度。获得中国新闻奖并被收入全日制高中语文课本的新华社特写《别了，“不列颠尼亚”》，便是以其报道视角的独特性而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佳作。对中国媒体来说，香港回归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中，英方撤离的报道难度最大。难度在于：既不能喧宾夺主，只写中方，也不宜对英方进行讽刺挖苦，但又要突出香港结束殖民统治的象征意义。据写作者自述，他们先后为稿件设计了不下5套方案，最后才把报道视角集中在记录一天之内香港回归祖国、末代港督和撤离香港的最后时刻。一句“大英帝国从海上来，又从海上去”的结尾，为这篇视角独特的报道留下了令人深思的韵味。

　　报道形式，也就是新闻作品的呈现方式。内容决定形式，大凡精品力作，都是按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要求，采取了适合于表达这一选题的形式所呈现的。虽然政论片的辉煌已经不再，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先后推出的《让历史告诉未来》《望长城》等政论片还是因其为这类主题的报道找到了最为恰当的承载形式，而载入了中国新闻史。在文字报道领域，新华社1994年播发的《菜价追踪》，也是报道形式比较切合报道选题的优秀之作。在报道中，记者以深入追踪调查的方式，从菜源地出发，到菜进入消费者菜篮子为终，一路采访、一路算账，用事实说话，用数字说话，真正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这种“追踪报道”模式，直到今天，还经久不衰。

　　关键环节二：深入挖掘

　　某种意义上说，采访的深度决定了报道的深度，是让“报道巍然站立”的关键。对此，新闻名家的共同体会是：优秀的作品从来都是痛苦的产物，要想让你的作品比别人的好，就必须比别人流更多的汗。

　　人们都看到了《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中深情细腻的文笔，但正如作者所言，这篇作品成功的根源还在于她跟着王顺友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一遍缠绕在大山之巅的马班邮路，好几次都命悬一线。我们推崇这种原创式的采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到新闻的源头去追寻新闻”。

　　当然，这种原创性采访，既包括原创性的采访行动，也包括原创性的积累。获得1982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的新闻特写《“飞天”凌空》，仅有500来字，记者为此所做的摘录、笔记、随记及预备稿等却超过1.5 万字。就像苏东坡所说的“求物之妙，了然于心”。

　　记者的敏锐，等于“发现力”加“穿透力”。深入的挖掘，还包括思想认识的升华。据作者所言，20年前曾在全国经济界产生过较大影响并获中国新闻奖的《金牌不是名牌》一文，“并非突发奇想之作，可以说是长期研究全国经济问题的产物”。从最初的朦胧意识到确定题目，以至成稿、刊出，这篇纵论式的分析性报道前后用了近一年时间。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缘自于记者在深入采访、细致调查的基础上反复研究，“直到把报道主题彻底破开”。

　　关键环节三：巧妙构思

　　这里的构思主要指的是构思新闻的主题、结构和行文风格，其中最为重要的自然是新闻主题的提炼。主题即灵魂，出彩的作品大多有着深刻独到的主题。如果没有属于自己的主题，新闻不过是对事件的被动记录。

　　新华社播发的《在大海中永生》，原本是一篇“命题作文”。小平同志的骨灰撒放仪式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写作难度不可谓不大。作者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巧妙地把邓小平的一生与大海相连，最后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思路：以大海为主线，以撒骨灰为切入点，穿起这位世纪伟人大海般波澜壮阔的一生，并最终体现了邓小平与大海同在，与祖国同在，与人民同在的重大主题。说它是美文、雄文绝不过分。

　　还有更早的大兴安岭火灾“三色”报道，就是因为跳出了“把悲剧当喜剧”的传统报道窠臼，读后才给人以深沉的思索。1992年《人民铁道报》编发的会议新闻佳作《向劳模鞠一躬》，也是跳出就会议写会议的思维定式，截取了会议进程中一个打动人心的闪光片段，才给人以震撼的。

　　巧妙构思的要义，实质是突破常规写新闻。正如古人所言：“凡文章高手或言人人之未言，或言人人所未能言。前者人人心中无，能独具清声;后者人人心中所有而笔下所无，能别开生面。”

　　关键环节四：善讲故事

　　“创意策划、深入挖掘、巧妙构思”三个环节，解决的是“米”的问题，而 “讲好故事”这一环节，解决的则是“炊”的技巧。

　　在西方新闻界看来，通常情况下写新闻就是讲故事，甚至评判新闻优劣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故事讲得好不好。

　　新闻报道，说到底是大众化、通俗化的产品，力求让受众能够看明白、读下去，应是最基本的要求。美联社特写新闻部主任布鲁斯·德希尔瓦在认真研究西方新闻史上的精品报道后认为：以说故事的方式向人们提供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记忆。因为这种方式让人放松，让人觉得有趣。以这种方式整合过的新闻素材将更加有效地吸引读者。“因为读者看到的不再是干巴巴的事实罗列，而是真实的生活。”

　　《华尔街日报》资深记者威廉·E·布隆代尔也指出：“记者都承担着一种责任，一种常常被我们忽略了的责任，这就是我们既是事实的提供者，更是故事的讲述者。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这两件事，就没有人理睬我们的作品。”

　　自司马迁始，我国古代的历史记录就以故事见长。相对历史记录而言，新闻记录更应该“讲好故事”。但对于这一点，我国新闻界长期以来没有形成足够重视。在我们日常所见的新闻报道中，经常可见通篇的数字、观点，而很少看到让人过目难忘的故事。

　　一篇优秀的新闻作品，至少包含着这样的要素：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细节写得鲜活生动。

　　获得过新闻奖的《商业部长买鞋上当记》，看起来更像是一篇现代版的“世说新语”，但其背后揭示的东西却发人深省。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通讯《风雪中，伫立着四位“厚道”的农民工》，也是通过对一件过年故事的细致讲述，无情鞭挞了市场经济大潮中道德失范的现象，表达了对善良、诚信等传统美德的呼唤和赞扬。

　　结语

　　早在前几年，就有这样一种观点：随着大众传媒的勃兴，新闻界步入了“后名记者时代”。在这样的传播时代，深入的挖掘、深刻的思考、精心的写作开始让位于对海量信息的不同排列、组合……这种观点认为，如今的新闻界或许有有名的媒体和有名的栏目，却没有有名的记者，有名的作品。事实上，无论艺术界金钱堆积的所谓“大制作”，还是新闻界动辄上百个版的所谓“大策划”，走的都是这样的套路。但在实现了短暂的视觉冲击之后，人们却发现，这样的“巨制”并没有留下多少可以令人思考的空间。

　　每个时代都应该也必须拥有属于这个时代的经典。即使传媒再发达，信息再饱和，受众阅读习惯再变化，只要在新闻实践中能够紧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只要真正把握了精品力作的创作规律，就一定能创造出为这个时代受众所欢迎乃至被历史所铭记的经典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施精品力作战略无疑是富有远见的决策。

　　“真实客观的新闻不仅要准确记录下事实，而且要准确表达出事件的意义。这样的新闻不仅在当时令人信服，而且足以接受时间的考验。10年、20年、50年后，这些新闻报道仍然能为有关事件提供真实而睿智的镜鉴。”著名记者奥尔曼的这段话，值得每个致力于创造精品力作的新闻人所秉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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