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与信息新秩序漫谈

　　围绕李从军社长提到的“国际传播与信息新秩序”(NWICO)展开的争论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到80年代中持续了十几年，引发了无数有关国际传播的学术研究，包括肖恩·麦克布莱德主编的著名报告《一个世界，多种声音：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更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此报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0年首次出版。这些研究，以及此后的许多研究，无疑证明了国际新闻由少数组织支配，他们位于发达国家，反映了那些国家受众的口味与偏见。当时和现在，美联社的主要客户基础就在美国，法新社的在法国，所以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这些公司专注于提供在他们本土市场畅销的新闻。汤姆森路透稍微有点区别，它的客户更多元，但同样其客户中大多数报纸和广播是在发达国家，它也把生产在这些市场销售的新闻作为重中之重。作为世界传播与信息新秩序运动的一部分，针对这些现实曾有一系列的努力，如发展新闻传播的替代渠道，提高发展中国家媒体专业人员的素质。

　　这一争论中的许多意见，以及改变规则的许多建议，都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持下提出的，但现实是，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场战斗彻底失败了。教科文组织最大的出资国——美国于1984年10月宣布退出该组织，随后退出的还有其盟国英国和新加坡。这些举动迫使教科文组织重新思考，并在随后的20年里尽力恳求美国返回。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由麦克布莱德和他的同事提出的建议被抛弃。例如，在1991年的温得和克宣言中，教科文组织加大了压力，要求用自由市场来解决传播问题，尽管事实上正是这个市场产生了国际传播的扭曲结构。当2003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同意美国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美国的国际传播政策已经很少遇到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的阻碍了。

　　如果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支持者能够正确鉴别一些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就能够发现为什么纠正这些问题的努力如此轻易地就失败了。除非我们知道早期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努力为什么失败了，我们才能在这次有所改进。

　　一个巨大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冷战的最后阶段变得非常纠结。美国的媒体和政府，同他们的西方国家盟友一起，是现状的主要拥护者。对立面是不结盟国家的政府和当时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集团。当冷战的恐怖平衡倒向美国时，他们同样赢得了政治的胜利，苏联的解体也意味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斗争的终结。随着东欧共产党政权被颠覆，坚持这场运动的政治支持者和组织支持者都消失了。尽管一些小的非政府组织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努力，但是教科文组织内部的国家权力的平衡转变终结了这场争取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斗争。

　　然而，这种失败不仅是政治上的，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倡导者提倡媒体要“尽量减少歧视和偏见”，所有媒体组织都有平等的权利，他们希望每个人都能受益于改进的传播，他们希望媒体反映世界的丰富多样性。他们当然希望改变媒体作为权力与娱乐工具的状态，使之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问题在于他们发现他们的盟友中很多政府并不尊重这种高尚的准则，而他们要依靠这些政权在教科文组织投票支持。当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倡导者指出商业压力扭曲了西方新闻的方式时，美国及其盟友则回击说在许多投票赞成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国家里新闻审查和监禁记者更严重地扭曲了新闻。著名的荷兰传播学者西斯·哈姆林克教授深深卷入到这个围绕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理性争论中，他在事后写到：“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政治精英对他们自己的公民和外国记者严加审查，对那些主张言论自由者的偶然被害很少有不安。”

　　现有国际新闻组织不公正不公平的有力论据不断被来自许多支持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政府同样无法忍受的不公平所破坏。反对改变的人可以指出政府干预的负面影响，从而回避掉关于市场扭曲新闻的难题，这对他们来说真是一个意外收获。

　　面对这些问题，变革的真正支持者也无力发起一次运动来战胜美国及其盟友的抵抗。不管他们宣称他们是如何拥护自由、独立的新闻业，以便改善世界的信息流动，他们也无法使足够的潜在支持者信服。他们的敌人只要指出那些宣称赞成国际传播新秩序的政府的历史记录，就可以轻松获胜。

　　国际媒体的变革

　　另一个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与最初提出这些问题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世界已有多大的不同。当时，通讯卫星是最新的、革命性的传播技术，其影响已为世人预见，这在辩论之初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这似乎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形成真正的国际媒体提供了可能性，同时有证据表明它们很有可能会受控于发达国家的大型媒体组织。虽然事情并不与预测结果完全吻合，但今天卫星广播是一项成熟技术，在新闻广播中广泛使用，已经成为新闻业主流媒体的常用技术之一：实际上，没有卫星广播，CNC也没有希望接触到国际受众。

　　国际新闻广播领域最知名的品牌当然是CNN，也许还有跟得最近的竞争者BBC环球。就此而言，基于发达国家的大的组织将继续主导国际新闻的预测已经被证实，但仔细观察后，更复杂、有趣的图景出现了。

　　首先，国际新闻卫星广播的受众通常都很少。以英国为例，CNN的受众太少了，以至于难以用常规的技术来测量：它的市场份额少于总体的0.1%。 CNN并非特殊个案：CCTV新闻的受众也处在同一量级。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大量英国受众仍然喜欢看本国或本地区的新闻广播。但是，受众很少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些受众不重要：特别是在危机时，精英阶层将非常密切地关注CNN。

　　第二，这些媒体面临的竞争者不断增多。过去十年里法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包括中国等许多国家开办了多个国际新闻频道，到目前为止这些频道都还没有赢得有意义或有影响的受众数量。然而有个重要的例外：半岛电视台。它的阿拉伯频道经常跨越语言空间掌握重要的受众。每当危机时，像今年阿拉伯地区的持续动荡，受众大幅攀升。它的英文频道(AJE)掌握了一小部分受众，但受到西方精英高度重视。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3月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关于中东的发言中说：“我们(美国)处在一场信息战中，我们正在失去这场战争……半岛电视台赢了。”

　　这家频道为何要设法挑战当前“管理国际媒体秩序的规则”所设定的障碍，使自己成为全球新闻业的一个主要力量，原因值得深思。半岛电视台的拥有者和资助者是卡塔尔的半封建的统治家族，这个家族不通过议会制来管理国家，并且在某些方面有可疑记录。尽管有着这样的背景，但半岛电视台却达到了目前的地位。它与其他许多国际新闻频道的区别，在于从诸如CNN和BBC这样的西方媒体那里借鉴了两个关键要素。

　　第一就是表达。半岛电视台记者选择、报道、编辑、包装以及展示新闻故事，采用了与西方主要新闻机构大致相同的标准。不管是好是坏，这些都是在世界上被普遍公认的新闻广播标准。半岛电视台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标准，例如，它以西方媒体很少甚至从来不会采用的方式播放恐怖主义的人性代价、空袭以及定点打击。不管怎样，它播报新闻的这些方式总的来说是国际受众认为可靠并准备接受的。

　　部分原因在于，半岛雇佣的记者大多在西方媒体受训并有在西方媒体中的从业经历。他们十分熟悉主流的国际广播新闻标准。受众在观看或利用半岛的节目之前，无须专门适应特殊标准，就能看懂他们制作的新闻。半岛电视台用受众熟悉的方式满足他们的需求。

　　不断有断言说半岛电视台在报道中妥协，以适应政治压力。例如说它在埃及骚乱的时候反应迟钝，因为卡塔尔的埃米尔把穆巴拉克视为盟友，但是，不管这些断言的真相如何，半岛电视台很快成为关于这场革命的主要新闻源。

　　在发展早期，半岛电视台破了阿拉伯世界的一个重要的新闻禁忌，证明了自己的独立性。巴以局势是阿拉伯电视最关注的新闻事件之一，半岛电视台自然也会就此进行大量报道。然而，阿拉伯国家新闻界的一个传统是只采访巴勒斯坦一方，而不采访以色列一方。半岛电视台大胆挑战了这一传统。

　　在客观和平衡报道的原则下，半岛电视台采访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的发言人，这激起了一些阿拉伯政治家的愤怒，但从长远来看这建立了半岛电视台作为一个致力于告诉受众世界真相的电视频道的公信力，不管这样做会让国王们、埃米尔们和总统们觉得多么不舒服。

　　结论

　　今天，呼吁改变现有的国际媒体秩序很可能像过去那样受到各种抵制。前一个回合失败的主要教训在于那些提倡改变的人必须能够证明他们的模式可以创造一种环境，使媒体比现有模式下能更自由和诚实地报道、评论所有新闻。除非他们能这样，否则就无法发起一场强大得足以实现改变的运动。

　　实施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核心的战略带来的问题是，它把新闻业的问题转换成了外交问题。教科文组织为了“在联合国框架下磋商和解决问题”，必须得到一致同意，或者至少多数会员国同意。在某些方面，情况确实比30年前更好了，因为今天许多国家至少在文字上同意允许“全面、客观、公正、平衡以及准确的新闻报道。”危险在于，在交易和讨价还价中——这是日复一日的外交现实，这些美好的原则可能只表现在文字上而不是实际上。上一回合，这一战略导致了激烈的争论、孤立和挫败。新的努力要想避免同样的命运，那就需要避免同样的错误。

　　事实上，这种国家主导的战略是否是最佳选择仍是有疑问的。半岛电视台的例子证明，战胜当前国际媒体秩序的阻碍，建立一个国际新闻频道，提供在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电视媒体之外的选择，是有可能的，前提是要能够把自己建成有公信力的可供选择的媒体。

　　当代许多重要发展使这一挑战变得比从前更容易了。互联网在新闻和信息流动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它使新的声音能被听到，新的信息源能够被接近，尽管“数字鸿沟”影响了它的普及，这意味着世界上大多数人仍然难以接近这些资源。

　　尽管如此，互联网肯定使新闻信息能够更容易地接近那些无法接收广播信号的受众。半岛电视台再次提供了很好的例子。半岛电视台获得更广泛受众的一个主要阻碍是审查，不是来自政府而是来自商业组织的审查。威廉尤曼斯在最近一期《阿拉伯媒体与社会》杂志中写道：“尽管它的成长和全球的吸引力，半岛电视台一直在努力争取进入美国的电视机。半岛电视台并没有被美国最大的两种电视传输系统——有线电视或数字广播运营者广泛转播”。不管是为了商业还是政治原因，“主要的有线运营商并没有兴趣转播半岛电视台英文节目。尽管比较早就与诸如时代华纳和康卡斯特这样的运营商开始了谈判，但是没有达成交易。”针对这种情况，半岛电视台试图与一些较小的更独立的有线系统运营商谈判传输交易，但仍严重依赖在线受众浏览其网站，在YouTube上看它的视频。

　　互联网扩展的另一个结果也增强了发展可供选择媒体的机会。互联网的发展和经济危机的共同作用，使许多西方新闻媒体产生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他们所做的一个反应就是裁掉所雇佣的昂贵的驻外记者。对一些媒体来说，结果就是登载的国际新闻变少了，但对其他的媒体可能意味着更加依赖像通讯社、主要国家媒体、国际广播公司等等这些新闻“批发商”。自信并有优质资源的国际新闻市场的新进入者可以预期找到大量渴望他们素材的用户，倘若这符合他们和受众认为专业的标准。

　　相较而言，建立具有公信力的、让人们在目前占主导地位的大媒体之外可以选择的媒体的战略，比依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联盟的战略具有更好的成功前景。如果后一种战略的实施不会出现导致上次尝试失败的交易和妥协，也许能为建设可供选择的媒体助一臂之力。最后，无论如何，改变国际规则并不能改变媒体力量的真正平衡，除非有更多西方以外的组织有能力仿效并超越半岛电视台的成就，制作出可供选择的新闻，获得广泛的关注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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