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8年以来,中国迎来一次重大的制度性、系统性的金融开放,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在不断加大。
在外资机构准入方面,自2018年中国宣布将合资证券、基金管理和期货公司的外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后,首批外资新设控股券商、首家外资控股理财公司、首家外资独资保险控股公司等先后获准设立。
期间,QFII、RQFII总投资额度与单家额度限制均取消,并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
进入2020年,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不仅没有因疫情而放缓,反而进一步加快。
年初,期货公司外资投资提前全面放开,4月1日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也提前取消。8月18日,友邦人寿正式成立,成为内地首家外资独资人身保险公司……
在金融市场开放方面,2019年6月,沪伦通正式启动,紧接着11月,MSCI完成纳A“三步走”(指数中的所有中国大盘A股纳入因子从15%增加至20%,并首次纳入中盘股),此外,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指数等相继纳入A股,中国债券也已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
面对接踵而至的政策利好,外资前所未有地涌入中国市场。
根据商务部数据,2019年1-11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6747家,实际使用外资8459.4亿元,同比增长6.0%(未含银行、证券、保险领域数据);
银监会数据显示,从2018年至2020年6月,银保监会共批准80多家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来华设立机构。
东方财富网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2019年沪股通累计净流入1572亿元,深股通净流入1957亿元,北向资金净流入352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
股市方面,截至2019年末,中国股票市场市值59.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境外主体持有股票市值2.1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2%;
债市方面,截至2019年末,中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9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境外主体持债规模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6.7%。且截至今年7月,境外机构投资者已连续20个月增持人民币债券。
显然,新一轮中国金融开放的序幕已然拉开,即便今年以来脱钩舆论氛围浓厚,但美国知名金融机构仍大力拓展在华业务领域和规模,中国金融对外格局正在加快形成且效果显著。
01
金融开放的时机已到
事实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大体上经历了起步(1979—1993年)、迅速发展(1994—2001年)、全面融入全球化(2002至今)的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金融开放程度都与特定时期的历史背景相契合。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金融开放度非常有限,主要是因为那时候中国的金融体系羸弱。
如1999年,全社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高达32.67%,四大行坏账呆账一抓一大把,不良资产总额一度高达1.4万亿元,被国际社会描述为“濒临破产”;同样地,证券业和保险业也几乎处于“破产的边缘”。
今昔不同往日,如今,中国金融业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金融力量也极其强大。
以2018年博鳌讲话为标志,中国金融业进入了参与全球化竞争的阶段,只因时代背景切换,中国金融系统性真开放的缘分与时机已然到来。
从国际上看,国际金融格局正在大洗牌,中国金融迎来最佳时期。
眼下,美国金融霸主地位难保。以美元为例,据BWC中文网统计,截至2019年12月23日,已经有35个国家从单一美元储备转向由黄金储备和非美元货币,去美元化现象显著。
与此同时,十几个产油国也不再使用美元结算,石油美元即将被釜底抽薪。
近期,国际清算银行在更新版报告中指出,新冠状病毒在全球蔓延可能促使全球央行加快采用数字支付和加密数字货币的进程,当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清算体系也已经不再符合现在的全球化贸易和商业活动的新要求。
事实上,除却美国金融霸主地位难保,欧元前景整体上也在随着欧盟的碎片化变得糟糕,这意味着,世界金融秩序正在大洗牌,这正是中国金融走向世界金融舞台中心的最佳时代。
从国内看,中国金融体系正在重塑调整,用开放倒逼金融市场、深化改革时机已到。
以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为标志,中国在政策层面上开始“去杠杆”、挤泡沫,给伪市场金融戴上枷锁,矫正了此前金融业“脱实向虚”的发展方向。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结构正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调整,目前效果依旧不佳。根据中国央行数据,2018年末,银行业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91%,相当于15个保险业、39个证券业。
这都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在内部调整的基础上迫切需要版本升级。
而中国向来善用开放倒逼制度接轨,用外部压力促使内在版本升级,倒逼本土金融业提质增效,提高整体金融业服务水平。
可见,中国新一轮金融开放有其时代的必然性和迫切性,顶层设计,大势所趋。
02
此轮金融开放不等于“狼来了”
但此轮金融开放并不意味着“狼来了”,实质上是结构性的调整,即通过多层次内嵌的结构性设计来弥补全面开放所可能带来的问题。
不同于西方“非此即彼”的思维传统,中国有着非典的“半开半就”思维,比如在2017年汇率改革中引入“逆周期因子”,形成了“人民币中间价=收盘价+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因子”机制。
其中,收盘价和一揽子货币汇率变化都是公开的,唯独“逆周期因子”的加强计算公式掌握在央行的手里,可称之为“核武器”,由此,人民币汇率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手上。
同样地,这种思维也内嵌于此轮金融开放中。
在征信市场,外资机构虽可以在华设立全资子公司,但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只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
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但没放开持股限制;
沪伦通“西向业务”在启动日便已落地,“东向业务”至今尚未开通,换言之,伦交所上市公司在A股市场只能交易,但不能从A股市场融资,而“西向业务”可直接在英国市场融资。
更何况,当下中国金融业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就算外资巨头进来也不怕。
一来,中国金融业已高度市场化,行业竞争极其激烈。
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庞大,总数达4500多家,已经接近完全竞争;再如移动支付,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数据》,2019年Q2季度,支付宝财付通分别占据了54.2%和39.5%的市场份额,而云闪付的主体银联商务的市场份额才0.5%。
显然,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支付宝与微信支付的“江湖地位”已经稳固,即便是有政府官方背景的云闪付也难以撼动,在此境况下,引进外资可谓是不足为惧!
二来,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已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监管制度。
而这次金融开放,无论是中国承诺,还是实际施行,给予外资的是“国民待遇”而非“超国民待遇”。
这意味着,虽然外资可以设立独资子公司,但均需和中国资本一样,满足中国政府的监管。
再者,西方金融走邪入魔的高手到中国不可能玩好。
当下,恰逢中国开启严监管模式,去杠杆、修理金融业。中资金融机构均需稳健前行,外资一旦进来,必然也要按照中国的市场规则来,仍然受到国内行业规则的严格监管,更不可能恣意而为,为所欲为。
03
未来趋势
综上,中国正迎来新一轮金融真开放,多层次内嵌式结构性调整开始了,并且中国金融市场不仅要放外资进来,也将积极走出去,进入国际市场,并将呈现阶段性特征,具体表现在:
其一,渐进式开放,推动金融结构向更富有弹性、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变革。
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由市场机制来完成,期权市场尤为典型,具体到股市,从上证50ETF期权的试点,到沪深300ETF期权和沪深300股权期权的扩容,期权产品体系的完善便是沿着市场化的发展趋势。
未来,中国将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通过渐进式开放,逐步推动金融结构向更富有弹性、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变革。
具体而言,金融行业的开放步伐会快于资本市场,银行业开放的步伐会快于非银行的其他行业,债券市场开放的步伐会快于股票市场。
其二,金融开放将与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进程相协调,共同推进。
在实践过程中,金融开放、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四者进度可能有快有慢,但总体上将相互协调,共同匹配。
以利率市场化为例,中国虽已大步推进,但影响最大的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改革刚刚起步,尤其是LPR(贷款基础利率),还只是初运行阶段,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尚需一个过程。
其三,开放程度将与金融监管能力相伴随。
日本的金融开放便是最好的警示。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融资条件的放松,推升了全社会的杠杆率,企业债务/名义GDP一度由上世纪60—80年代的80%—90%的平台快速上升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130%以上,导致金融风险大量积聚,最终泡沫破灭,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20年”的惨境!
面对未来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扩大,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将保持动态适应和匹配,既有规范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能力,也有预警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处置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等。
总而言之,虽然面临去全球化的压力,但从历史发展的大潮流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来看,中国金融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更开放的中国必将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步伐中加速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