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夯实经济内循环基础

 　　不断释放居民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内生活力是构建国内经济大循环体系的重中之重。但单纯依靠政府的短期刺激政策难以持续释放国内消费市场巨大潜力，需要依托产业带动就业，提升经济增长预期进而增强居民消费预期，推动生产消费精准协同。为此，应着力强化消费能力建设，依托数字化转型优化创新消费环境、提升消费质量标准、创新动态监管，差异化精准施策，把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转化为实际消费。

　　释放居民消费市场潜力面临三大现实制约

　　第一，市场潜力转化为实际购买力的消费能力支撑不确定。在全球疫情不确定性风险加大，国际消费市场低迷态势短期难以扭转的情景下，我国国内存量消费市场扩容升级和新消费市场培育扩张的迫切性更加强烈。但国内消费市场的巨大潜力和张力能否真正转化为居民实际购买力并形成对经济的实际贡献是有条件的。要清醒地看到，疫情的不确定性风险尚未消除，我国居民消费市场的全面复苏还需要一个过程。

　　一方面疫情对产业的影响传导至就业进而影响了居民对收入和消费的预期，同时我国住户部门负债水平不断上升形成了对居民消费的制约。另一方面，短期刺激性消费政策也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第二，国内市场供给与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匹配不精准。随着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居民对消费质量和消费体验的诉求越来越高。在解决了初级消费“有没有”的问题之后，初级消费“好不好”以及中高端消费“能不能自给”的问题并未很好解决，导致国内市场供给与居民消费升级的需求不能精准匹配。

　　另外，现阶段国内消费品质量标准和国际消费品质量标准之间存在巨大差异，造成国内消费品质量普遍低于国际消费品质量，甚至出现国内出口商品质量高于内销商品质量的尴尬局面。国内居民由此形成“国产商品质量差”的印象，这不仅削弱了国内商品的竞争力，还致使国际品牌商品的附加值远高于国内同等质量商品的附加值，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消费品品牌竞争力的打造和居民消费质量的升级。

　　第三，国内消费环境与居民消费转型的要求存在差距。首先是消费理念、政府消费政策、监管方式等软环境与产业供给能力不匹配。居民、企业、政府等部门对现代化消费的概念也未形成共识。当前我国居民的主流消费观念仍是关注实物主体的传统消费观念，不太重视商品能否满足人们的价值需求或带来特殊的消费体验。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居民的消费观念也存在一定差异，造成部分产业供给能力相对过剩。同样，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快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一定程度上造成政府消费政策、监管方式等落后于产业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需求。当前政府出台的消费政策主要以刺激餐饮、文娱等消费为手段，且着眼于短期刺激，并未系统出台支持居民消费高质量转型升级和致力于长期扩大内需的政策体系，还存在部分消费政策不协同的问题。

　　其次，与疫情倒逼消费数字化转型的速度相比，通讯、网络、物流等消费基础设施不完善、不均衡。一是我国通讯、网络、物流等基础设施整体水平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疫情期间我国居民数字化转型速度加快，线上消费快速发展，但现阶段我国尚未实现光纤和4G网络全覆盖，手机网速仅排名世界第44位左右，较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二是城乡之间消费基础设施发展不平衡。现阶段我国乡村地区的通讯、网络、物流等消费基础完善程度远低于城镇地区，不仅限制了乡村居民的消费质量，也制约了其消费潜力的释放。

　　激活消费需要着眼内循环全面发力

　　首先，跳出消费才能激活消费。就消费论消费，单方面依托政府的消费刺激政策难以从根本上激活这个“潜在市场”。要以寻根问本的中医思维，立足目前消费市场乏力的病根，通过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流通链的多链融通，着眼供给侧和产业带动就业而打通消费对经济拉动的“栓塞”和“梗阻”。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扭转生产引领消费或供给创造需求的传统认知逻辑，构建更加柔性和精准协同的消费与生产间关系，实现两者相互促进的可持续良性循环。

　　其次，跳出短期直接刺激才更持续。要跳出短期和直接刺激的惯性思维，构建短中长期相衔接的政策体系，直接刺激与间接刺激相结合的新时代价值型居民消费体系。

　　最后，从重物消费转向重人发展的消费。数字化背景下，新时代消费更加注重人的多层次需求和价值实现，需打造围绕“人的价值实现”的消费文化、消费场景、消费模式、消费结构、消费政策协同集成创新的新时代消费体系。一是应培育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以“人本、理性、共享、开放、多元、发展”等理念为核心的价值型消费文化;二是顺应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趋势推动消费场景和消费模式的创新，形成新时代消费的基础;三是应与供给侧转型升级相协同不断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提升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占比;四是应着力打造更加系统、协同、长效的消费政策体系，凝聚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等多方力量，催生新时代消费体系。

　　多措并举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一是依托产业带动就业，进而增强居民消费预期和能力。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是增强消费能力和消费预期的根本措施。短期内，政府应按照稳就业保就业的思路保障居民工资性收入，稳定居民消费能力。长期看，应通过产业发展带动居民就业水平提升进而增加居民收入，一方面可依托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而拓展居民就业渠道，鼓励自主创业，切实提升居民就业水平和就业质量，增加劳动收入，尤其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实现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应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国内经济大循环形成，维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实现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的齐头并进。

　　二是依托数字化转型，不断创新优化消费软硬环境。第一，加快建设数字化监管体系建设，搭建消费信用平台、产品安全全生命周期追溯平台、消费者维权信息化平台等机制，维护消费市场的基本秩序，切实保障消费者的消费安全。第二，政府和企业部门应携手加强消费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创新，全面提升居民家庭信息化水平，完善城乡物流配送体系，为数字化消费提供重要支撑。第三，依托各类数字化平台实现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形成需求引领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关系，激发居民消费意愿。

　　三是对标国际先进水平，不断提升和完善消费标准体系。高标准、强约束的消费品质量标准体系是优化市场供给的必要条件，政府需进一步完善消费品质量标准体系，从源头优化商品供给。第一，应加快建立政府强制性标准与市场主体自主标准相结合的消费品质量标准体系，提升消费品市场准入门槛，鼓励生产企业实施高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实现以标准提升促进商品质量提升，搭建消费者与企业之间的互信纽带。第二，大力开展高端品牌建设，形成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行业“领跑者”标准，引导其他企业向领先标准靠拢，进而带动整个行业商品质量的提升，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商品和高质量服务的需求。第三，加快国内消费品质量标准与国外领先标准接轨乃至超越，扭转部分出口商品质量高于内销商品质量的尴尬局面，助推境外消费回流。

　　四是对不同收入群体差异化施策，形成以中高收入人群消费为引领、中低收入人群消费为基础并逐步提升的消费结构，真正激发国内消费活力。

　　低收入人群的消费以基本生活消费为主，且消费结构具有刚性。因此，应依托社会保障和就业措施等稳定其收入水平，保证基本消费的数量和安全。

　　中等收入人群的消费以基础消费为主并具有一定刚性。应综合利用就业政策提升中等收入人群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水平，结合发放通用型消费券、降低消费券使用门槛和条件、增大定向消费券补贴力度(主要考虑对定向产业的支持)等措施增强消费能力，重点增加基础消费的数量、提升质量。

　　较高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较强，以中端消费为主，具有一定的可拓展消费空间。因此，可通过增大定向消费券的补贴力度、降低定向商品消费贷款利率或进行贴息等措施，引导较高收入人群在提高中端消费质量的基础上逐渐向高端消费拓展。相较于自身消费需求而言，高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较强，但由于高端供给不足导致其消费能力不能有效转化成实际消费行为。因此，应支持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变革等推动高端供给的转型升级，刺激高收入人群增加高端消费数量，发挥其在消费领域的引导带动作用，促进国内消费升级。

　　(作者单位：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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