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紧缩时代 政策之剑挥向哪里？

　　近期中国经济出现了其运行形态有所转型的迹象，不少中外经济界人士认为这将令中国经济政策紧缩进入阶段的末期或终点。现在是时候开始讨论在后紧缩时代，中国经济政策之剑将挥向哪里。

　　先说说中国经济运行形态有所转型的迹象。

　　主要是去年十月以来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主线的相对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已为时一年，过热的经济运行情况已经进入相对良性的运行阶段，政策的经济调控效果从逐渐显现阶段已进入到开始出现必须有所调整的情况。

　　政策实施层面上，中国央行自去年10月初以来，已经五次加息，并九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政策显现上，中国经济增长过快过热的情况，自去年10月以来已经逐步缓和。今年1-2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9.6%，而去年同期这一指标值是11.1%。这一指标的累计增速已经是连续5个季度下降。

　　在货币投放量上，8月新增人民币贷款5，485亿元人民币，当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13.5%。10年8月这一数据是19.2%。当月末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1.2%，较上月末的11.6%继续下滑。10年8月这一数据是21.9%。今年以来各月狭义货币供应量(M1)，从10年度月均超过20%的增长，下降到平均14%左右的水平。

　　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中国海关稍早公布数据显示，8月出口同比增长24.5%，进口同比增30.2%，并分创下四个月和七个月最高水准，当月贸易顺差为177.6

　　亿美元，远低于上月的顺差314.8亿美元。

　　但是同期另一些经济数据却不乐观。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6.2%;虽比7月的6.5%有所回落，但8月食品价格上涨13.4%;消费品价格上涨7.3%。公告认为“据测算，在8月份6.2%的涨幅中，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约为2.7个百分点，今年新涨价因素约为3.5个百分点。” 而10年8月CPI同比为3.4%。

　　在货币政策相对紧缩情况下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的高企，说明去年以来输入性通胀和内源性通胀的“递延效应”(注1：大家可阅读我7月底发表在21世纪网的一篇相关评论)仍然在发酵，紧缩政策目的未能全面实现。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经济过快过热的运行形态，阶段性的转变已经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即自去年10月以来相对紧缩的经济政策下，中国经济在增长速度上是逐渐进入到一个比较适当的位置。这方面世界经济学者和财经界人士均予以正面评价。甚至认为和欧美相比较而言，现在中国经济是“相当健康”。

　　但是不健康的经济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是去年以来物价次第上涨造就了高企的CPI，它的“递延效应”将深远影响今后若干年的中国经济。

　　另一个是金融危机中习惯了大增量货币投放的经济领域，尤其是工业领域今年下半年出现了普遍的资金短缺现状。中小型工业企业的生产和利润都将受到重大影响。在不健康的债务关系下，有的企业将会因资金链的断裂而倒闭。

　　而今年以来有所萎缩的中国股市交易量，似乎反应资金短缺已经影响到金融层面。

　　再一个是楼价作为政策调控的“不放松”对象，开始出现降价潮，目前还需研判这到底是供求关系的泡沫挤出还是资金逐利的主动转移效应，这两者虽然都令楼价下降，但是其经济背景作用和后延影响是不相同的。

　　以上情况似乎表明目前经济运行的形态，既不同于08年金融风暴造成的经济急剧下滑、而后采取大增量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令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急速上升的情况;也不同于去年10月开始执行收货币、遏过热政策初期的形态。中国经济俨然进入了后紧缩时代。

　　在进入后紧缩时代的中国经济，中国经济政策之剑将挥向哪里?

　　首先，不变的政策趋向是“对症下药”。所谓对症，就是后紧缩时代的经济政策必须优先遏制经济层面不良因素的发展，并且造就经济整体健康而有活力的态势：

　　让高企的CPI回落到合适的水平;

　　让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稳定在适当的位置;

　　让货币增量和经济发展相适配;

　　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让金融市场特别是中国股市的活力增强;

　　让楼价持续下降到合理水平但避免跳水式下滑;

　　让出口保持增长态势但贸易顺差不能再扩大;

　　如果把以上罗列看作是一个经济政策的“目标清单”，实现它中国经济不但将能够实现“软着陆”，而且明后年中国经济将在健康轨道上运行。但是如果这清单上的目标不能实现，哪明后年中国经济乃至民生都将出现严重的问题，甚至将影响社会稳定。

　　现在我们再讨论一些相关的具体政策措施，谈谈对于在后紧缩时代的政策取向的意见。

　　第一是压低通胀的政策将要应对两难局面，并且不易产生显效。

　　中国的通胀，经济学者普遍认为是输入性通胀为主，伴之以内源性通胀的加压，使得中国通胀高企不下。但是这并没有清楚解释一个事实：欧美的经济回升一直是低缓，而通胀同样是低缓的，在中国出口产品整体是有盈利情况下，价格其实把成本又转移回中国产品的输入国，那么输入性通胀及其效应为什么在中国是如此严重呢?我认为如果简单的认同上述经济学界的观点，当目前常规的经济政策实施下来，压通胀的效果很可能并不明显，那么今后又能够拿出什么新的有效的压通胀政策来呢。

　　例如收紧货币的政策，初期人们期盼能够降低增长的虚火舒缓通胀压力，但恰恰在其实施过程，通胀是上行的。人民币升值，据说也是舒缓通胀的好方法，可是近两年来每年升值都在加速，近期更是人民币汇率日创新高，可见这个方法对压通胀的效果也可能不像人们期望的那样灵光。

　　而压通胀的两难局面，是指在压通胀的同时政策的效能往往会产生不利于经济适度增长要求的情况。

　　目前收紧货币的政策正面对日益强大的适度放松的呼声，因为狭义货币M1增长的阶段性放缓已经表明经济的活力正在受到影响;而人民币升值过快，出口企业的产能发挥将受到明显影响。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是经济增长的速度缓和下来，但通胀的水平却继续高企，中国经济就将步入可怕的“滞涨时期”。

　　那么中国通胀还有什么深层次的影响因素呢，看来是有的。我认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中国目前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货币体系，是助高通胀水平的放大器(这方面现在不是能够自由讨论的时候，本文也不展开讨论)。但是在后紧缩时期，经济形势将要求国家能够出台更有效应对通胀的政策。

　　第二是高企的物价正在影响民生，政府是否应该研究直接为民生解困的政策措施。这是指研究出台向国民发放国有企业巨大红利的政策，以平衡通胀高企所影响的民生实际消费力。这是一直以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一个缺项。这种措施，在香港和国际上都已经有诸多实施。但在中国似乎是政府有所回避的一个考量方向。

　　直接向国民发放国家红利，是比采取间接经济措施来得直接和见效的对抗高企通胀的好方法。间接经济措施，其效能即使产生，周期也很长。例如，号称吃高了CPI的中国猪肉价格，近期是降不下来的。原因生猪的成本取决于饲料成本，目前中国农业的集约化水平低、生产效能低的现状是不可能快速改变的，那么饲料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不可期待的吧。如果说生猪价格高企还和去年初的猪瘟疫导致今年猪肉产量比往年低有关，考虑到猪生产完整周期至少是半年以上，没有3—5个生产周期的增量，猪肉的供求关系不能达到平衡，就是说，到明年年中，中国国民希望吃到便宜猪肉的希望8成是要落空的。那么国家是否应当考虑采取向国民发放国家红利这样直接纾解高企通胀对民生影响的政策呢!

　　由此我们当期待在后紧缩时期，国家经济政策之剑应该首先指向纾解民生之困。老百姓看重的是饭碗有没有肉等日常生活有关的实际消费力，而不是某个阶段的货币增量及其后果之类的阶段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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