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的IT产业链

　　前几天，联想集团宣布，将在北京中关村软件园二期建设能够容纳1万名员工的全球总部新园区。2016年，联想全球总部的运营管理和研发部门将进驻新园区。这确实有些突兀：因为2005年联想收购IBM PC业务之后，曾一度将全球总部放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创新三角洲地区。而随着联想业务重心逐渐转回中国和新兴市场，全球总部也逐渐转回中国。

　　而在几个月前，全球PC行业老大惠普宣布分拆PC业务并独立运作，引起了众多台湾代工厂商的不安。如果惠普的PC业务出售给有着很强零部件和生产能力的三星电子的话，对于一些台湾代工厂商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两大PC厂商的变化，折射出过去20年里全球IT产业链的重大迁移。

　　在硬件产业，随着微软+英特尔的Wintel架构的形成，全球IT产业链从原来的纵向一体化转成了水平分工，形成了“品牌商—制造商—零部件厂商—硬件平台厂商”的产业链结构，每一个水平层的厂商都各司其职。最后，在PC品牌商这个水平层形成了惠普、戴尔、联想、宏四大厂商，制造商层面则有富士康、广达、仁宝、纬创等台湾厂商，硬件平台领域则是英特尔一家独大。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成本压力，全球硬件产业链开始向亚洲(主要是中国大陆)迁移。首先进入中国大陆的是从事代工的台湾制造商，他们先在珠三角形成了聚集效应，又北上长三角，形成了全球IT制造业的两大重镇，也成就了富士康、广达等代工巨头。就连一向对海外布局较为谨慎的英特尔也在成都和大连设立了芯片测试与封装基地。

　　如今，新一波的迁移潮又起，起因同样是成本。随着沿海地区成本的上升，富士康已经开始加速将生产基地从珠三角和长三角迁移到河南、重庆、成都等内陆城市，未来深圳将只保留研发和高端制造的职能。

　　这不禁让人感叹：IT产业的众多企业就像一群候鸟，他们会随着季节变化不停地迁徙。

　　与硬件产业的迁移几乎同时进行的是软件业。西方的软件企业在自己的国家已经很难找到足够的中低端软件人才了。在上世纪90年代，从软件产业中分离出一种新型的代工产业——软件服务外包，开始向亚洲迁移，首要迁移目标地是印度。近年来，随着印度外包产业向高端挺进，软件外包也有加速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如今已有不少于4家中国软件外包企业(东软、中软、文思、软通动力)超过了1万人规模。当然，这一次迁移的不仅仅是软件业，西方服务业的很多职能(如呼叫中心、数据管理)也被迁移到了以印度为首的亚洲国家。

　　在全球IT产业链的迁移中，承接了转移的亚洲成为受益者。如今，任何一个细分的IT领域的运转都离不开亚洲的支持。

　　不过，产业链的转移并不意味着价值链的转移。在这样一种水平分工的格局中，由于亚洲企业并不掌握关键的增值点，仍然处于为欧美企业打工的尴尬境地：一部260美元的iPhone，虽然在中国组装，但是中国实际上只能从中赚取4美元，剩下的利润大部分进入了苹果的口袋。

　　因此，亚洲企业仍然任重道远，必须尽快确立自己在价值链中的升级。例如，印度服务外包企业通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具备了较强的行业解决方案服务能力，并且开始与曾经的发包方IBM、埃森哲等欧美企业展开竞争。

　　通过“中国制造”发展起来的中国IT企业又当如何呢?韩国三星电子也许是个很好的学习对象。三星电子并没有放弃制造业，它仍然拥有很强的生产制造能力。但是，三星电子颠覆了欧美企业制定的水平分工法则，发展并拥有了零部件和品牌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核心能力，然后通过纵向整合，让自己成为全球IT价值链中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不过，已经习惯于低端制造业、沉迷于没有技术根基的所谓品牌的中国IT企业们，是否有当年三星那种孤注一掷的勇气和决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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