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报纸新闻报道中少数民族刻板形象的研究

    我国当代报纸新闻报道中少数民族刻板形象研究――以《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新京报》为例

　　摘　要　本文以《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和《新京报》的少数民族报道为文本，以2010年为研究时段，对我国当代报纸在少数民族报道中出现的刻板形象进行了系统梳理和研究。

　　通过对样本进行的相关类目和图表分析，笔者验证了我国当代纸媒在少数民族报道领域出现了刻板形象，并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论述了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即少数民族刻板形象在我国纸媒中的呈现，主要源于报道视角的限制。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笔者通过定性研究从原因、解决方法两个层面对新闻报道中塑造的少数民族具有刻板形象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层探究，认为媒介话语霸权是导致报道视角局限的本质原因，并提出了“政府引导、市场操作，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自己的传媒产业”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新闻报道；刻板形象

　　在大众传播中，新闻报道相较于广告、娱乐性内容等其他媒介产品，无疑是受众最信任的认知来源。既然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那么新闻内容不仅不能受到刻板印象的影响，更应该承担起消解刻板印象负面作用的责任。“少数民族”作为经常受到刻板形象影响的社会群体之一，必须引起我们新闻工作者足够的重视。

　　一、研究方法

　　内容分析法、 批判性话语分析、框架理论

　　二、研究对象

　　笔者采取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并针对我国目前对少数民族报道的学术研究局限于《人民日报》等各类党报的现状，此次研究笔者将运用量化分析方法对我国党报、专业报 、都市报三类报纸中对少数民族报道是否具有明显刻板形象的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经过斟酌比较，笔者最后选择了《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新京报》作为三类报纸的代表。

　　本研究力图揭示我国当代报纸所塑造的少数民族刻板形象，而不涉及少数民族形象的前后变化，因此没有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中进行抽样，只是集中对这些报纸在一段时间中的涉及少数民族的报道进行了分析。具体的研究时间范围从2010年1月1日到2010年12月31日。

　　首先对什么是“有效文本”，即可以列入我们研究范围的新闻文本进行说明：在本研究中少数民族报道的界定标准如下——新近发生的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有关的具有一定民族意义的事实的报道，即在一篇文章中出现以少数民族为主题的报道而非仅仅提到少数民族、民族地区等概念的报道才为有效文本。

　　《人民日报》、《新京报》属于综合性日报，对少数民族的报道无固定周期，因此笔者对两份报纸进行了通读，从中找出少数民族报道。

　　《中国民族报》属于周报，所刊内容基本均与少数民族相关，为方便分析统计，笔者采取了系统抽样的方法，即每月抽取一周，如一月份抽取第一周的两期报纸，二月份抽取第二周的两期报纸……如此巡回往复。有研究表示 ，这样抽取可形成“构成月”，比起全年随机抽取三个月做研究样本，构成月抽样的样本平均值更加接近总体（全年）的平均值。

　　以上述标准进行选择之后，共得到符合要求的文章691篇。其中，《中国民族报》548篇，《人民日报》117篇，《新京报》26篇。

　　三、研究假设

　　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电子阅览室内，查阅了三份报纸在2010年对少数民族的报道，共获得有效文本691篇。在整理资料和分析中，笔者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我国当代纸媒在新闻报道中将少数民族塑造为刻板形象。

　　假设2：民族刻板形象在我国纸媒中的呈现，主要源于报道视角的限制。

　　四、定量研究

　　（一）少数民族报道数量

　　由于《中国民族报》是向各方全面报道少数民族新闻的专业报纸，因此所刊载的绝大部分报道都与少数民族有关，“涉少报道” 比例较高。但由于《中国民族报》受众面较为狭窄，多为各地民宗局、民族高校所订阅，社会影响力有限。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6年3月16日的《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中的相关数据：全国人口中，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全国占总人口的9.44% 。对比上表的统计数据我们能够发现，相比9.44%的人口比例，0.44%、0.0017%的报道比例是多么渺小。由此推断，我国当代纸媒有关少数民族的报道已经呈现出严重不足的状况。按此比例，无论少数民族在报纸中所呈现的具体形象是怎样的，都会被淹没在汪洋无际的信息海洋里，难以引起受众足够的注意和重视。

　　（二）少数民族报道体裁

　　《中国民族报》、《人民日报》对少数民族领域的报道体裁较为丰富，而《新京报》对少数民族领域的报道不仅数量有限，而且体裁种类明显偏少，基本以消息和图片新闻为主（占总量的96.2%），这与都市报定位于“市民生活报”、首都北京是我国各族精英汇集的大都市这一事实偏差较大。

　　（三）少数民族在新闻报道中的角色

　　在通读完所有涉少报道后，笔者将少数民族在新闻报道中出现的角色大致分

　　为如下三类 ：（1）主动角色：少数民族在新闻中以施动一方的角色出现，如少数民族欢庆节日、参加两会等等；（2）被动角色：少数民族在新闻中以受动一方的角色出现，如少数民族在经济上被扶持、教育上被资助、生活上被照顾等等；（3）无法判明：即少数民族在报道中不作为施受任何一方，此类报道多为介绍民俗民风科普性文章。

　　总体说来，少数民族群体在我国当代纸媒中所定位的形象是比较被动的。

　　（四）少数民族报道主题

　　笔者在对所有样本通读后统计发现，相较于硬新闻 ，少数民族报道中的软新闻比例占压倒性优势：《中国民族报》所有样本中软新闻占71.7%，《人民日报》所有样本中软新闻占75.6%，《新京报》样本中的软新闻比例更是达到了88.9%。由此可见，目前我国纸媒对少数民族的报道层面还比较肤浅，有较大挖掘空间。

　　通过对报道主题的进一步分析统计，笔者发现我国当代纸媒对少数民族这一领域的报道主要关注点为民族文化、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各民族团结奋斗的社会局面以及各级政府帮助少数民族脱贫致富的工作。

　　（五）少数民族报道话语分析

　　为了研究三份报纸再现的少数民族形象，本研究将从691篇样本中提取与少数民族相关频率较高的的名词和形容词（出现三次以上），包括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少数民族所从事的职业以及与少数民族相关形容词等等。通过分析笔者发现我国报纸对少数民族的称呼十分尊敬友好、所用形容词也多为褒义，但进一步分析后笔者发现，无论报道的作者是否为少数民族，所有文章的共同特点就是均从汉族的视角来看待少数民族、均从汉族记者向汉族读者报道少数民族新闻、介绍少数民族风俗的立场来展开叙事的。

　　报道视角的选择同读者的心理感受息息相通。我国纸媒在处理少数民族领域的报道时，总是以“汉族人写给汉族看”的心态去介绍、报道民族新闻，不仅很容易使读者感觉到“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为辅”的错觉，更是难以获得少数民族读者的广泛认同，同时也容易犯下“一叶障目”、“贴标签”的错误。“局外人”的潜意识使记者更容易在乎少数民族外在的某些相同特点，忽略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内在特质。为了便于记忆我们这种不自觉的“贴标签”行为也在无意中消解了我们深入了解不同文化的可能。

　　通过以上媒体对少数民族“贴标签”的行动，媒体中的少数民族具有了“能歌善舞"、“天天过节”、“总是被帮助、被扶持的”、“拥有需要被保护的传统文化，但在现实生活中用处不大”的刻板形象。再通过话语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民族刻板形象在我国纸媒中的呈现，主要是由报道内容缺乏深度造成的，而报道内容缺乏深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涉少报道”视角的局限。由此，假设一、假设二得到证明。

　　五、定性研究

　　（一）报道视角局限的深层原因：媒介话语霸权

　　媒介话语霸权问题 即媒介站在谁的立场上、代表谁说话的问题。影响媒介话语霸权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新闻媒体的性质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媒介定位和职责；媒体的主要受众群；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霸权。

　　1.报纸性质分析

　　在笔者研究的三份报纸中，《人民日报》和《中国民族报》分别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管，最主要职责是宣传和推广政府的（各项/民族）政策。因此在对少数民族的报道中必然会传达政府的话语霸权，具体表现是以政府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领导政绩等形式来报道与少数民族的相关话题，把少数民族再现为被管理者、被帮扶者、被保护者。

　　《新京报》是我国首家股份制结构的都市报。从《新京报》的经营模式我们不难看出，通过二次销售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并在舆论引导者与经济创收者双重身份间尽可能地做出平衡是其在选择新闻时最重要的考量标准。因此，在产生较少经济效益的少数民族报道领域，少数民族报道的数量过少（仅占全年总发稿量的0.0017%）和少数民族报道处理简单化（报道体裁基本局限于消息和图片新闻）也就成为必然。

　　2.报纸读者群分析

　　《人民日报》的发行以订阅为主，主要读者群 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层；《中国民族报》也同样以各级政府民族事务部门的订阅为主，主要读者群 为民宗局干部和少数民族企业领导。众所周知，国家干部和公务员不仅工作稳定且收入较高，他们是这个社会的管理者和决策者，久而久之难免会存在“官本位”的思想观念。在越来越趋向于受众主导的时代，《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中出现的少数民族总是表现为被管理、即使是主动形象也多为欢庆节日、讴歌党的好政策的报道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新京报》读者群统计数据显示，它的订阅人群主要集中在外企人员和机关事业单位人员，占总阅读人数的一半以上 。这些人群不仅普遍具有“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能力）的显著特征，同时也是这个社会中的强势群体。以此类人群的阅读兴趣为导向的《新京报》，惯常用简单化、软新闻的方式报道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少数民族群体的行为，传达出了社会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

　　3.报纸从业者分析

　　大众传媒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最早的大众媒体就是报纸，因此报纸天然的和城市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以及《新京报》的记者站尽管分布在祖国各地，但基本以城市为中心，同时编排中心又都集中在北京这个繁华的大都市。记者编辑是新闻话语的直接生产者，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优势将不自觉地影响到对大多聚居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的报道视角，“局外人”的思维方式会在有意无意中将少数民族刻板形象化和贴标签视为正常，这也正体现了记者编辑的专业霸权。

　　（二）媒介话语霸权的警示：传媒体制亟待完善

　　从上文的内容分析到话语分析，再到刻板形象产生原因的深层挖掘，笔者认为新闻报道中塑造出的少数民族刻板形象，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媒介话语霸权所导致的“局外人”报道视角——即少数民族群众总是处于“被报道”、“被塑造形象”的状态。而媒介话语霸权的存在，恰恰是目前我国传媒体制不完善的重要标志——假设每个民族都有了向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权力和能力，有了向外界塑造本民族自身形象的传媒产业，那么作为一切问题症结的媒介话语霸权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尽管目前我国不少民族都拥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报刊、杂志和广播系统，但基本局限于本民族内的传播，影响力非常有限。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自己的传媒产业，不仅可以从根本上颠覆传统的“局外人”报道视角，更是让少数民族有了向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权利。这不仅有利于正确塑造少数民族形象，传播民族文化精髓，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交往，培养民族自豪感。因此，笔者认为解决少数民族刻板形象的根本途径就在于让少数民族群众手中掌握足够强大的话语权，依靠“政府引导、市场操作，大力发展少数民族自己的传媒产业”的解决方式，重塑少数民族形象，全面传播民族文化。

　　1.政府引导，市场操作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经济基础较为薄弱这一事实，这是和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自然、地理环境分不开的。如果政府不给于一定的扶持政策，民族传媒产业很难在初创时期经得住市场上大风大浪的考验。建立税收优惠、放宽投融资渠道、设立公益基金会、完善各项专款扶助政策等等都是可行性较强的选择。与此同时，“政府引导”的模式也间接否定了部分地区“政府包办”的传媒业发展思路。我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之所以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于开放思想、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大胆尝试，传媒产业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模式下蓬勃发展起来。尽管这一思路目前遭遇到了新的发展瓶颈，但最终必将通过更加合理的经营管理模式得以解决。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政府包办”的模式只能使传媒产业发展失去生机，市场操作才能为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地活力。

　　2.发展少数民族自己的传媒产业

　　早在上世纪末，世界就已经进入了多媒体时代，如今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于从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多种渠道获取信息、认知世界。因此，全面、良好的民族形象建构以及民族文化传播也就也离不开民族传媒产业的全面发展。无论是新媒体还是三大传统媒体，他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整合资源既能减少成本又能扩大影响力，是少数民族向外界发出自己声音的有力保障。

　　与此同时，民族传媒产业不仅有利于少数民族形象的重塑，对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大有裨益。当今社会，信息即财富，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发展少数民族传媒产业，为少数民族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信息交流平台，它不仅能够为民族地区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而且自身也能产生较高经济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立和文化功能的不断拓展，绝大部分民族文化产品通过民族传媒产业这一平台走向市场将成为历史必然。因此，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着眼于市场需求，把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纳入全国、甚至是全球的范围内去思考；把珍贵的文化资源开发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创新，为少数民族文化注入更新鲜的血液。也唯有如此，少数民族文化才能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三）重塑少数民族形象：任重道远

　　传媒体制的改革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少数民族传媒产业的发展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尽管这些举措都是改变新闻报道中少数民族刻板形象的根本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有的传媒体制和民族政策下，新闻记者毫无作为的空间。恰恰相反，重塑少数民族的形象、全面传播少数民族文化是我们每一位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需要超越对民族文化外部特征的概述，深入到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核中不断寻找文化之根以准确传播民族文化内核，少数民族报道才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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