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语境中的新闻“宏观真实”探悉

　　摘要：本文将新闻“宏观真实”的概念置于风险社会的语境下探讨，一则因为在风险社会中，由各种原因而导致的新闻“宏观失实”现象更为普遍；二则在于这种新闻“宏观失实”易给社会生活带来严重后果。本文从风险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新闻宏观失实现象出发，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从媒体的角度，提供一些减少此类“宏观失实”的设想。

　　关键词：风险社会、新闻宏观真实、新闻宏观失实

　　引言

　　1986年，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泄露及爆炸事故，造成无法估计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同年，德国慕尼黑大学社会学教授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风险社会》一书，首次提出“风险社会”（risk society）的概念。现代风险与人类文明进程和现代化、全球化的发展相伴而生。从现象层面来理解风险，“它是一种潜在的事实或事实的隐伏状态及其文化认知或理解，是人造的结果” 。

　　在贝克的《风险时代的生态政治》（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一书中，他认为“媒体应当在为社会预警方面发挥一种主导主用” 。在他看来，“像金融系统一样既具有全球性、又能实时运作的唯一一种制度就是大众传媒” 。与此同时，贝克也意识到，大众传媒对风险的揭示往往带有欺骗性，反而加剧人们的不安全感。国内有学者将之视为大众传媒在风险社会中的“双面性” 。

　　中国社会虽尚未完全迈入现代化，但却在全球化进程中躲不开“风险共尝”。而且在中国出现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并存的“压缩的现代化”（compressed modernization） ，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诸多结构断裂和制度空白，恰好成为社会风险的聚集地带” 。

　　新闻真实性问题中的“宏观真实”概念自出现以来，便引得争议无数，对其展开的探讨延绵至今。不同意见集中在“是否存在宏观真实”，“宏观真实如何实现”，“宏观真实的提法有无意义”以及“宏观真实是真实性问题还是价值判断问题”等方面，既有上升到哲学层面的纯学理辨析，也有基于实践操作层面的业务争论。在此，笔者仅想就特定的环境、具体的事例， 探悉在风险社会环境中，媒介是怎样呈现了“真实”却又与“真实”失之交臂的二律背反现象。

　　一、风险环境中的新闻宏观失实

　　人类对事物的认知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正是认知过程中阶段性和层次性的存在，使得人类的认知世界里，有着微观和宏观，具体与总体的区别。新闻从广义上来说，也是一种对世界的认知，只不过这种认知由一定的组织机构完成。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新闻的真实包含双重涵义，即“具体真实”和“总体真实” 。就人的认识规律而言，从具体到总体，由微观到宏观，是符合逻辑的路径之一。然而在新闻对真实的表现上，这条道路多有曲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微观真实”而“宏观失实”的现象。

　　微观真实多强调为新闻基本要素的真实，要求新闻要素准确无误，所引材料、数据、事例等真实可靠，新闻背景客观可信，对新闻的解释符合逻辑等。 所谓的“微观真实”而“宏观失实”，指一条或一系列报道均符合以上要求，却未能呈现事实本身的面貌。

　　2009年11月份，美国《新闻周刊》盘点出21世纪前10年“夸大的恐惧”，其中包括千年虫，注射疫苗引发孤独症，炭疽热，非典、疯牛病和禽流感等等。这些事件确有发生，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类危机并非像媒体报道的那样严重。媒体在报道中抓住了事实的细节，却在整体上背离了事实本身。

　　媒介是人的延伸，人们对风险社会的认识和感知主要来自由大众媒介主导的信息传播。很大程度上，人们脑海中经验以外的社会现实，就是媒介所构筑的现实，正如李普曼所假设的“拟态环境”，在他看来，大众传播媒介在人与环境之间楔入了一个“虚拟环境”，人们根据这一虚拟环境作出反应，这些反应“不是激发了那种表现的虚拟环境，而是行动得以发生的真实环境” 。李普曼同时指出，这样的“虚构”并非制造谎言，它只是在描述环境，但这种描述因为种种原因，导致反映在人们脑海中的世界与真实环境不符。

　　失实的新闻会误导人们对外界的认知，进而造成判断和决策的失误。在风险环境中，各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使人们更加依赖媒介进行选择和判断，一旦媒介组织在信息制作与传播中出现不当，使宏观真实偏离事实本身，便会夸大恐惧，甚至酿出新的危机事件。

　　二、风险环境中新闻宏观失实的原因

　　新闻宏观失实之责本应由媒体担负，但在风险环境中，如果把失实责任完全归咎于媒体，有失公允。把宏观失实的现象和原因嵌入到风险社会语境之中，也就是为了说明除了媒体自身责任之外，这一客观存在的语境对新闻事实的影响。

　　（一）现代科技与风险

　　贝克言下的风险是现代化的副产品，人类的现代化进程由学科技术直接推动。科技进步带来生产力和个人跨越式的解放，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埋下诸多难以预测的风险，诸如核污染、传染病、全球变暖、电脑病毒等，这些风险潜伏在非专业人士并不熟悉的科技领域，随时可能转化为危机。

　　正如贝克所说的，伴随着现代化风险的发展，社会科学家像所有人一样，依赖于被外在于他们的领域的专业人士控制的知识和经验 。所以，一位缺乏专业知识背景的记者，面对自己未知领域的风险并要做出准确的风险提示，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一场危机往往牵动多个领域，涉及多个方面的专业知识，在风险的预警和危机的解决中，很容易出现专家之间互相矛盾甚至对立的意见。记者在呈现多方观点时，也就难免表现出莫衷一是。

　　信息技术的发展已将人类带入数字时代，信息以光的速度向世界每一个角落传递。风险社会中没有了边界、外部和他者，风险的共尝扭结出一个想象的风险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of risk）。人们在短时间内感知发生在地球另一侧的危机，进而意识到自身也在风险的笼罩之中。2009年4月爆发于墨西哥及美国部分地区的流感疫情，迅速引起世卫组织和各国的重视。2011年3月日本的核泄漏危机令大西洋东岸的美国惶惶不可终日。

　　（二）风险本身的不确定性

　　2009年，在甲型H1N1流感流行期间，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主任托马斯曾说，对于流感，“唯一能确定的就是还有许多事情不确定” 。一方面，风险并非实实在在的危险，它存在却难以感知，人们多凭感觉将其放大或缩小；另一方面，风险所诱发的危机往往是突发性的，可能是从未有过的新发事件，没有比照，难以把握。

　　风险的潜隐性需要媒体或相关机构为社会做出风险预警，而风险的不确定性又极易使这种“预警”生发出更大的风险，于是困境随之而来：该不该告诉人们某种危险正在逼近？如果说出来但却错了，人们会埋怨；如果不说出来，又会在危机发生时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

　　对于风险的观察、计算和研究主要基于因果关系，清晰的因果链条是说服人们采取行动的依据。然而，如今的风险环境中，风险已然变成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因和果之间并非线性的连接，而是一种开放性的关系。注重时效的新闻报道，不可能短时间内呈现复杂关系的原貌，如果没有马克思所说的“报刊的有机运动”——以今天的报道纠正昨天的错误，而是在片面和偏见上越走越远，极易造成最后宏观上的失实。

　　（三）媒体的放大器效应

　　不论是对隐性风险的提示、预警，还是在危机事件中做好信息的传达与沟通，媒体的担当都必不可少。然而，正像前文所提到的，媒体在风险社会中突出地表现为“双面性”，提示风险的同时也在生发风险。这里的“生发风险”并非指媒体摇唇生事、道听途说、无中生有，而是报道达到了“微观真实”，却未能准确反映现实环境，从而导致“宏观失实”。这种失实突出地表现为媒体的“放大器”效应。当然，就“放大”的效果而言，并非只是负面的。正如舒德森所言，媒体的放大作用刺激了具有报道价值的话题的社会互动，保证了新闻的重要性 。在风险环境中，这种放大效果有助于排除杂音，提高公众对潜在风险的警惕。然而，万事过犹不及。

　　首先，媒体在报道事件时，遵循一定的新闻价值规律，诸如时效性、重要性、显著性、新奇性等，风险议题高度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与公众利益的攸关程度，正好契合了媒体的价值选择。此外，日益市场化的媒体在商业逻辑的驱使下，为了争取注意力，在报道中往往诉诸冲突框架，以非常态、戏剧化的呈现赢得受众眼球。

　　笔者就2010年南京的都市媒体《现代快报》对“致病小龙虾”事件的报道全程做了观察。《现代快报》是最先报道“龙虾门”事件的媒体，从8月19日到9月8日，有断有续地进行了10天的报道，开始的两天，各种迹象显示为个案，报纸版面上既有事件报道，又有各种预防救治知识以及政府措施，虽然也有煽情化倾向，但总体来说较为平衡。8月23日，病例略有增多 ，报道篇幅增至整版，主标题也极为刺激眼球——《“龙虾门”中招者突破30人》，此后几天，所谓的“疫情”并无大的升级，但媒体却开始版面上的“升级”，由原来的B1版转移到“核心报道·调查”版，“龙虾门”几个字也用红底白字在版面上方标出，随后，还出现了通版的篇幅。在总共42篇的报道中，事件发展态势和患者描述23篇，占54.8%，而对预防和救治知识的报道只有4篇，疾病知识或猜测占3篇。从分析来看，媒体对龙虾门事件的报道要素俱全，不存在失实之处。然而从总体上来说，却给人以重大危机出现的印象，不能不说是一种宏观上的失实。

　　其次，集中、高频率的报道会放大事件本身。“即使信息准确，大容量的信息流也可能成为风险的放大器，不断重复的故事会使公众的注意力持续在某一点上” 。第一，媒体的关注如果高度集中于一起或一类事件，必然会强化媒体再造现实的作用。19世纪末美国著名记者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在《林肯·斯蒂芬斯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中一章的题目为“我制造了犯罪高潮”，认真反思自己对犯罪事件的报道，虽然报道题材源于真人真事，但事实上却没有所谓的“犯罪高潮”。第二，集中化的报道会转移人们对其他事实的注意力。例如，2009年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国产品倾销进行大规模报道，片面地将原因归咎于中国，而忽略本国政府经济政策的失误，激起人们对“中国制造”的恐慌。

　　再次，对于一些涉及专业知识的危机事件，媒体在厘清因果关系，廓清事件本末时往往显得力不从心。记者在面对大量专业名词或图表数据时，不是一筹莫展就是盲目迷信权威，或者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将简单的因果关系覆盖复杂的逻辑联系。比如在“非典”流行期间，科研人员宣布果子狸与SARS病毒“高度同源”，其意为果子狸身上的SARS与人身上的SARS可能存在某种关联，而并未证明接触果子狸的人必然会感染SARS，也未证明人身上的SARS是由果子狸传播的 。而多数媒体，却将食用果子狸和感染SARS病毒简单地归为因果。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甲型H1N1病毒流行期间，当世界卫生组织把警告级别升至6级时，各大媒体都在用重磅篇幅强调这一变化，给人们造成末世之相，但这这种级别划分所依据的是甲型流感的传播范围，而不是病症的严重程度 。

　　三、怎样减少风险环境下的宏观失实

　　宏观真实论一再遭到质疑的原因之一，在于许多学者认为“宏观真实”无法作为一个标准付诸新闻的实践操作中，它只能“事后证伪无法事前指真” 。在此，笔者仅从媒介自身的角度出发，探悉在风险环境下，规避“宏观失实”的可能途径。

　　（一）坚持新闻专业主义

　　从现代报刊的出现到如今多样化的媒介，新闻专业主义的话题老生常谈却历久弥新，新闻专业主义的许多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今日新闻的标准呈现形态。但我们也看到，媒介处理新闻过程中，更多地尊崇着所谓新闻价值背后的市场逻辑，专业主义与煽情主义在博弈中常常落败。这与媒介经营和编辑方针有关，也同记者的媒介素养存在联系。

　　对于记者而言，在风险报道中需保持足够的理性，这种理性在于以科学的眼光审视当前的社会环境。当然记者并非专家，缺乏专业知识和科学素养的训练，正因如此，记者更因以第三方客观冷静之眼，小心求证，平衡呈现事实和观点，同时谨慎言语，善于求助权威，尽量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以通俗的语言进行报道。而对于专门领域内记者人才的储备，则是解决这一问题长远之法。

　　身处报道前线的记者往往因为信息的闭塞而无法关照全局，也难于做出整体性的判断。此时后方编辑以及媒体业务的负责人，应该更多地担负起新闻平衡、客观，不出现宏观失实的责任。

　　第一，媒体报道风险事件，应当避免有意采取冲突框架或戏剧化呈现，新闻中不宜出现过于耸人或煽情的标题。第二，在危机或风险报道的处理中要注意“事实”与“评论”的平衡，因为在风险环境下，受众因为自身的局限和紧张情绪，在面对大量的事实时，反而会失去对真伪的辨析能力，媒介此时更应做好“呈现”与“解析”的平衡，选择恰当的意见领袖，引领公众在风险环境中做适宜的判断。第三，在风险社会中，媒体的报道如果只是紧随危机，未免失于被动，当“风险”已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建构和社会形态时，报道就应该延伸至危机发生前后对公众的提示和教育上，将“风险社会”的概念内化为公众自觉的意识，当真正面临危机时，能够减少慌乱并有所准备。

　　（二）风险传播中做好与公众的沟通

　　在危机真正到来之时，媒体若一味粉饰太平，对公众说“不用害怕”，后果可想而知。在危机传播的技巧中，其中之一就是唤起人们的“恐惧诉求”，以适度的恐惧和紧迫感，使人们在危机中提高警惕，避免不必要的伤害。但如何确保公众的恐惧感保持在适度的水平，这就需要媒体充分把握公众心理并及时与公众进行沟通。

　　研究表明，一般受众会对百分之一的癌症死亡增加率而忧心忡忡，却对风险远大于此的抽烟、驾驶和自来水的氟含量视而不见。人们对2003年死于“非典”的人数印象深刻，却对同年死于普通流感、肺炎以及心血管疾病的人数无知无觉。不同的风险构想，直接导致了人们对于恐慌的定义。认识这种公众心理，有利于媒体在处理新闻报道时，减少因为这种“慌乱无措”的社会心态而产生的新风险。

　　在与受众的沟通中，不妨提倡精确新闻的报道理念，所谓精确新闻报道，“是指记者在采访新闻时，运用调查、实验和内容分析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收集资料以及查证事实，以报道新闻” 。适当地采用这种新闻采集方式，虽会投入一定量的成本，但通过科学调查却能获得较为准确的事实信息以及民众意见，一来这种观察视野可以避免孤立带来的观察局限，二来从民调中可以实现与公众的有效沟通。

　　结语：

　　历史上，“宏观真实论”曾因以政治话语解读新闻真实而饱受诟病。这种以政治宣传价值判断新闻真假的论断在新闻规律得到普遍尊重的今天已无法立足。充分融入世界的中国已经随之进入风险语境当中，面对现实，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传统思维而排斥一种对现象的表述。不管怎样的表述，其逻辑起点都应是对现实的回应和对问题的思考。

　　随着语境的变化，新闻报道方式必然面临着环境变化带来的考验。在风险语境下，宏观环境更为莫测，不确定因素陡增，这一切都给新闻媒体带来更大的挑战。对媒体来说，如何向受众传递真实的图景，需要在观念、认知、态度、方式上作出调整。在人类已经进入风险社会的今天，认识风险、预防风险、规避风险、应对风险需要社会中包括媒体在内的各个系统的协调配合，共同面对，与此同时，每一个社会个体的风险意识和理性精神，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备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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