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

　　摘要：本文以2009年《南方周末》(以下简称“南周”)头版头条为研究对象，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2001年后的《南周》更加注重其作为推动中国改革的建设者的角色，它所诠释和践行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原汁原味的舶来品，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知识分子这一极具历史渊源的身份的制约，并且受到新闻媒体自身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定位的深刻影响。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在中国的新闻理论和媒体实践中正在发生一些变化，如果把这些变化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那么，2001年后的《南周》即是对“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层面的探索。

　　关键词：南方周末 新闻专业主义 中国特色

　　《南周》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创刊于1984年2月11日，以“在这里，读懂中国”为办报宗旨;以“正义、良知、爱心、理性”为基本理念。由于该理念契合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放的经济社会发展思路，应和了读者的需求，很快成为立足广东覆盖全国的大型综合性周报。进入新世纪，《南周》渐次调整办报理念，2001年提出“深入成就深度”的理念，2002年又提出“记录时代进程”的理念。理念的更迭表现在报道中就是，揭批报道减少，时政报道增多;微观的事实报道减少，宏观的叙事增多;为民请命式的报道减少，对制度和体制的关注增多。

　　《南周》的这种转变，引来读者们的纷纷议论。有人认为《南周》向国内的新闻管制“妥协”了，《南周》“堕落论”一时兴起。与此同时，也有人褒扬《南周》从“揭露”转为“建设”，其“媒体职能与媒体角色也日趋回归原初的意义”。之所以会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因为双方所持的立场不同，前者的观点是从严格恪守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立场出发进行考量，而后者则是从《南周》顺应时代要求的发展逻辑出发进行思考。那么，究竟《南周》是“变节”为一个妥协者，还是成长为一个建设者?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理清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产生、发展及其流变;另一方面要回归新闻文本本身进行剖析。

　　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

　　随着大陆新闻改革的缓慢推进，新闻专业主义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大陆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一个重要议题。托克维尔说过，仔细观察一个人，“应当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支配他一生的偏见、习惯和激情的来源”。同样，从新闻专业主义视角考察当代中国的新闻媒介，也应该追溯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发展和变迁。

　　萌芽：新闻专业主义发源于西方，是西方新闻理论界关注和讨论多年的概念。尽管从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概念诞生之日起，就不乏批判的声音，但其在西方的广泛理论市场仍不容置疑。大多数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和商业主义盛行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理念，其精神的核心是报道的客观、真实、全面、公正、自由。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团体。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准确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2美国学者阿特休尔在《权力的媒介》一书中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就是指“(1)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来自公众的干涉;(2)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3)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4)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3　与西方相比，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史并不长，而且发展得并不成熟，由于历史文化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文人论政”的色彩。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以追溯到近代，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于1926年接办的新《大公报》，可以说是我国报刊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先行者。张季鸾提出了“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四不”原则，主张办一张经济独立、言论自由、客观中立的报纸。徐宝璜在《新闻学》一书中主张，报纸应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应代表国民提出建议和要求。他在《新闻纸之性质与价值》一文中，也指出报纸的第一个职务是：“供给各方平等发表之机会。新闻既为国民之言论机关，社外一切来件，但须所记不虚，言之有理，不应问其属何党派，及与本报主旨向背，而予刊出，供世人之讨论，给各方平等待遇。”4这是国人首次从理论层面提出新闻应独立、中立。其实，严格说来这些思想观点无不受到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大公报》的主办者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均是留日学生，接受过系统的西方教育;徐宝璜则于191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公费留美攻读新闻学和经济学。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的新闻学者虽然受到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论仍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陆晔和潘忠党称之为“中国知识分子以办报启迪民心、针砭时政的传统”5，张季鸾则概括为“文人论政”。6何谓“文人论政”?我国新闻史学者方汉奇教授认为：所谓文人论政，就是知识分子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言论当中，力图以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这是中国精英阶层的优良传统。7这种传统植根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之中，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深沉的历史责任感，中国文坛历来洋溢着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气象，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更是深入中国人的头脑。

　　“学而优则仕”，古代的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科举取士来实现这一价值关怀。近代则不然，封建制度的解体彻底将知识分子阻隔在体制之外，于是，知识分子选择了以报刊论政报国，从而造就了中国近代历史上“文人论政”的高潮。可以说，中国近代报刊的诞生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相伴而生。例如早期的著名报人王韬、黄远生、梁启超等，多是因变法失败或不事科举而走上以办报参与社会变革的道路。办报成为知识分子实践传统的“士大夫”理想的新途径。8

　　断裂：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标志着党的新闻事业的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部分继承了启蒙的传统，但在制度上彻底改变了传媒与国家的结构关系”。9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新闻事业一直作为党和国家的传播工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都无疾而终。

　　回归：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政治环境的逐渐宽松，新闻界关于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和探讨再次兴起，中国新闻界呈现出“政治家办报、企业家办报和专业主义办报交错”10的局面。但“国内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意识更多地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制与自律，属惯性实践与边缘突破，是对西方新闻报道方式有意无意的有限借鉴”。11正如刘建明教授所言:“中国新闻学者在上个世纪初就接受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但某些原则同后来的党报理论发生了冲突，不可能在媒体的实践中有完善的体现。”12陆晔和潘忠党则从另类的视角审视新闻专业主义，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13，但“在中国的媒体生态中，专业主义不再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而是成为一种‘话语实践’”，“一种特定语境下的社会化建构”。14在这种特定的语境下，新闻从业者建构专业主义话语面临三股相互推拉的力量：“党对媒体的控制，市场对媒体的诱惑和支配，专业服务意识对媒体自主的压力。”这导致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在话语实践中只能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15因此，新闻专业主义并未在中国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成熟完备的理论框架。

　　对《南方周末》新闻实践的实证分析

　　在许多学者的论述中，《南周》都被认为是践行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代表之一。但自2001年《南周》改版后，“堕落论”的呼声不绝如缕。事实如何，我们不妨从具体文本中一探究竟。

　　首先，新闻专业主义集中体现在媒体的新闻价值判断上，而这种价值判断则表现为如何选择事实，选择哪些事实，尤其是对头版头条的选择上。如果我们将新闻按照是否具有突发性而分为突发性新闻和非突发性新闻，会发现改版前2000年《南周》的52篇头条中，突发性新闻报道29篇，非突发性新闻报道20篇，评论3篇。而在2009年，仍然是52篇头条，突发性新闻报道22篇，非突发性新闻报道26篇，评论4篇。2009年的非突发性新闻比重从38%增加到50%，突发性新闻比重则相应下降。这表明2001年后的《南周》从之前追求独家“爆料”转而注重在众人皆知的题材上做深入性、综合性的独家解读。这种变化与《南周》在2001年后的新定位--严肃、深度的大报--是一致的。如果将新闻报道按照题材的具体内容区分，则大体可以分为时政、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五类。2000年，社会新闻的比重极其引人注目，49篇新闻头条(不包含3篇评论)中社会新闻占了近70%，共34条，并且最多的是腐败案件、官司纠纷，如《荒唐案一波三折曝真相 杨剑昌穷追不舍擒“大亨”》、《信用社主任侵占2.3亿 定罪量刑引起争议》、《荒唐大案：千万元骗子到底是谁?》、《你勾结许运鸿干了什么?本报记者现场直击庭审宁波大案主角吴彪》等。2009年的新闻种类分布则相对比较平衡，48篇头条(不包含4篇评论)中，时政新闻10条，经济新闻13条，社会新闻11条，文化新闻4条，国际新闻9条。对比发现，社会新闻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尤其是“揭黑”“爆料”型的题材，而经济、时政和国际新闻的比重都有所增加。

　　可见，转型后的《南周》正在逐步减少和放弃“猎奇”，转而注重对热点公共事件的独家解读，如对“两会”、奥运等宏大事件的积极关注，对三鹿事件、李丽云事件等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深度调查。这些公共事件背后所映射的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节点以及所凸显的社会问题矛盾。可以说，《南周》在强调批判性的同时，更加关注题材的建设性;在关注读者感兴趣、欲知的题材的同时，更加注重读者应知的题材。

　　其次，从新闻叙事的角度看，新闻专业主义主要体现在新闻报道是如何呈现事实的。本文选取2009年《南周》头条新闻中3类出现频率高且具代表性的文本：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对官员的报道以及评论，进行分析以理清《南周》的叙事风格及其价值关怀。

　　1.对弱势群体报道的分析

　　2009年的《南周》头条中，有5篇有关弱势群体的报道，《打工村：这里的世界是平的》、《牢中生死录》、《谁杀死了李丽云?“丈夫拒签手术致孕妇死亡案”再调查》、《与邓玉娇案相关：巴东37天》、《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以下简称《杨元元》)。5篇报道多为负面事件，均透视出时下中国的问题和矛盾。《打工村：这里的世界是平的》展现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现状、困境和希望，报道将微观的乡村见闻与宏观的国家改革发展联系在一起。《牢中生死录》试图通过“还原牢头狱霸真实的生存土壤，来寻找治理之策”，“寻找制度出路”。《谁杀死了李丽云?“丈夫拒签手术致孕妇死亡案”再调查》一文着力于还原李丽云就诊的完整过程，虽没有直接涉及深层次的追问，但一篇组合报道的文章《朝阳医院“变形记”》仍然表达了《南周》的意图--从一起医疗纠纷透视医疗体制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邓玉娇案相关：巴东37天》报道了邓玉娇案发后直至庭审，巴东官方、网民、媒体、邓玉娇(包括其家人及律师)四个方面的力量对峙、拉锯的过程，文章多次涉及“维稳”等词语，从中不难窥视官场的惯性逻辑以及个别官员试图突破惯性时遭遇的困境等。《杨元元》一文揭示时代进程、透视宏观改革的意图更为明显，报道中不时穿插教育产业化、高校扩招、“蚁族”等大背景，并出现上海“对普通人说，生活的艰辛在这里加倍显现，犹如一个巨大而沉重的感叹号”等评论性语句。可以看出，上述选题及叙述方式与《南周》“记录时代进程”的价值选择和媒体定位相吻合。

　　但《南周》的脚步不止于此，它以推动时代进程的“参与者”自居。正如公共新闻事业的支持者所认为，绝对的客观中立会引发媒体对公共事件的“过度冷漠”，记者的参与正是为了唤起大众对公共事件的关注。以《打工村：这里的世界是平的》为例，报道记录了记者回家过年的所见所闻，其中写道：“他们绝不无知，更不愚昧，有掌握自己命运和发言的迫切愿望。他们分析问题有时有点以偏概全，但绝不盲从，并喜欢表达自己的看法”，记者融入“他们”之中、为“他们”呐喊。这样的表述如果是出现在记者手记或其他评论中无可厚非，但这组新闻报道的本意是完整呈现金融危机下的中国图景，显然，这组新闻是记者主动参与“烹调”出来的，而不是取自天然的“矿泉水”。与此类似，《杨元元》一文，单从标题质问的迫切语气中就能洞见记者潜意识里对杨元元的同情。综观整篇报道，记者评述了高校扩招、高等教育产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激烈竞争、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等社会大背景，如“只是在杨元元进入大学的次年，以拉动内需为主旨的中国大学扩招和教育产业化热潮掀起，‘精英教育’走下神坛，但这场改革同时带来节节高攀的学费，还有每况愈下的就业前景”。而这些已经超越了杨元元事件的本身，记者试图通过透视中国教育现状，追问悲剧背后制度层面的问题。

　　2.对官员报道的分析

　　2009年《南周》的头版头条中，有关官员的报道主要包括《“奇官”罗崇敏》(以下简称“《奇官》”)、《温州官场余震未了》、《屯兰矿难：“安监省长”的累与痛》、《官员道歉十年史：从“叫好一片”到“渐入常态”》、《重庆打黑非常时期首例官员自杀成谜》等。多数报道是因重大新闻事件引发对官员的关注，或者是将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关注其背后的制度逻辑和社会生态。深入分析后我们发现，《南周》在对争议人物进行报道时，并非严格恪守客观性的专业主义准则，相反，其文章有自己潜在的立场和倾向。

　　以《奇官》一文为例。《南周》选择的官员罗崇敏，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涌现出来的相对比较激进的人物，而由于中国现实的特殊性，相对激进地推进改革的官员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强硬”的作风，再加之改革本身的复杂性、利益多重性，更使得这样的官员成为极富争议的人物。那么，如何报道罗崇敏这样富有争议的官员呢?《南周》的这篇报道采用了其惯用的情节+细节模式的叙事方式，全知视角和限知视角移动的视角选择。不过，在限知视角的运用方面，更多站在领导、干部的视角，而很少出现普通百姓--改革的真正利益相关者--的视角。报道中出现的信息源如下表所示：

　　除却信源的不平衡，正负意见的呈现也不平衡。一方面，报道中少见对罗崇敏的反对声音，全文共出现5处，但每次的反对意见均是为了“先抑后扬”，例如：

　　对于罗崇敏个性鲜明的施政，当地官员最初曾有议论：书记是不是想剑走偏锋，搏一把政治前途?“但接下来罗的作为让人颇不好解释：要博，他只需掀起一场风暴，再找媒体‘配合’一下，就可收场，没必要大刀阔斧连续地‘折腾’。”红河一位干部说。

　　另一方面，报道中也有记者明显的无意识评论的痕迹，如“对接困境在传媒改革上更为突出，而这一项也显示出罗崇敏的改革比别的官员走得更远的决心”。

　　可见，《南周》对争议人物的报道并非严格恪守客观性，而是有媒体潜在的立场和倾向。这种倾向缘于其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自我角色定位，正是这种现代知识分子致力于国家改革进程的急迫心态，使得《南周》的报道，无论是事实选择，还是事实呈现，都与客观性有所疏离。3.对评论的分析

　　2009年《南周》的头条中仅出现了4篇评论，分别是《文化与自信--我们的民族骄傲来自何处?》、《这一年你没被击垮，就永远不会被击垮》、《【新中国六十周年特刊】让每一个中国人也站起来!》和《【新年献辞】这是你所拥有的时间 这是你能决定的生活》。

　　从题目来看，《南周》头条评论选取的话题往往涉及民族、国家、人民等宏大词汇。就评论内容来看，《南周》的最后落脚点往往是国家变革、中国文化、历史进步等。在《这一年你没被击垮，就永远不会被击垮》中这样写道：“巨大的灾难”如何才能补偿为“历史的进步”?史无前例的新闻开放与透明、迅速而有效的与民意互动、首次以国家名义哀悼死难者、对现有防灾救灾应急体系与建筑安全的系统总结与反思……变革已经发生，但你依然期待它更持久、更全面、更制度化。从地震开始，到变革与制度落脚：《南周》的评论流露着现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改革热诚的关切和急迫的期待。

　　综上所述，《南周》作为国内媒体新闻专业主义领跑者的位置毋庸置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南周》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奉为圭臬。2001年改版后，《南周》更加注重作为改革进程建设者的角色，其所诠释和践行的新闻专业主义并非原汁原味的舶来品，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价值观以及新闻媒体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定位，都深刻地影响着新闻报道的叙述逻辑和选择逻辑，即“反映深层次问题、推动时代进程”。正如李渊航所说：“这种记者观和媒介观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从事新闻事业的使命感，却也显示出中国新闻从业者所理解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中‘观察者’和‘倡导者’这两个角色的矛盾。”19

　　结语：“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的探索

　　在中国的新闻实践中，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正发生一些变化，尽管这种变化目前还没有理想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诠释，但姑且称之为“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主义。之所以称为“中国特色”，并非是方便新闻工作者回避矛盾和问题，而是希望这个“中国特色”成为一种共识，进而通过积极地实验和探索，使其内涵愈加丰富、条理愈加清晰，成为真正的独具特色的、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中国经验”。

　　《南周》的新闻实践最突出的“中国特色”就是其热情参与推动中国改革进程的文人气质，尽管这种文人气质使《南周》在某些情况下背离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但却是“中国特色”新闻专业主义生发的起点，中国的新闻媒体要自觉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摸索出一套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实践方法和理论规范，而不是直接照搬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规范。(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1级研究生)

　　注释：

　　1王克明：《从<南方周末>的品牌口号看媒体新闻理念的变迁》，《采写编》，2009年第5期。

　　2林克勤：《从专业自觉到理论重构---中外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实践比较》，《当代传播》，2008年第6期。

　　3[美]J赫伯特·阿特休尔 著，黄煜 裘志康 译，《权力的媒介》，P133，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7。

　　4徐宝璜 著，《新闻学》，P11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

　　5陆晔 潘忠党：《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原载于台湾《新闻学研究》，2002.07。

　　6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的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同一年，中国新闻学会在成立宣言中也指出：我国报业之有与各国不同者，盖大抵为文人发表政见而设……

　　7李新颖：《中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嬗变过程》，《学术交流》，2008.05。

　　8同5

　　9同5

　　10朱清河 张荣华：《新闻专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中国近观-兼论社会转型期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旨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

　　11同10

　　12转引自 刘洁琼：《新闻专业主义与广东传媒现状--一个实证研究的角度》，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库。

　　13同5

　　14史安斌：《当代中国媒体生态的变迁与新闻专业主义的重构》，《新闻与传播评论》。

　　15同5

　　16参见 《后台(第三辑)》，P94，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5月。

　　17参见 《后台(第三辑)》，P101，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年5月。

　　18同17

　　19李渊航：《从冲突性报道看<南方周末>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或背离》，《新闻知识》，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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