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呼吁正视经济周期问题

来源：网络作者：中国产业网发布时间：2011-12-20 09:53 搜集整理：中国产业网

　　即将到来的2012年，中国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重合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中共领导层将完成新老交替，而中国经济也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目前仍处于平缓阶段，未来一年，市场出现系统性机会可能性较小，但结构性机会可能占据主导。一些传统的周期性行业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新周期启动的大背景下，以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为主要驱动力，将焕发新的增长活力。

　　本期圆桌论坛将聚焦政治周期和经济周期这两个周期，围绕双周期展开讨论。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王健、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高级经济师周景彤。

　　■嘉宾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王健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

　　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高级经济师周景彤

　　中国经济正步入一个经济增长逐步减速的年代

　　中国经济时报：近期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对此市场比较关心其深度和持续时间，那么，当前这种状况是一个短周期的现象，还是增长长期趋势下降的开始?请各位谈谈自己的观点。

　　张茉楠：的确，最近的一些数据让许多人对经济增速下滑感到担忧，比如，三季度外储缩水，10月份外汇占款首次出现4年来的负增长以及11月汇丰制造业PMI初值跌落至荣枯分水岭之下，并创32个月低位，甚至是人民币汇率的连续跌停，近来一系列宏观数据下行风险加大也使中国经济感到了阵阵寒意，人们都在思考这样的问题，经济增速下滑只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中长期经济下行区间的开始。根据我们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研究，中国正在步入一个经济增长逐步减速的年代。其实，对于任何国家而言，几十年保持10%的增长并不是一种常态。随着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刺激政策逐步淡出和由此带来的需求因素变化，经济增速适度放缓有其内在合理性，而中国经济增长正步入一个临界点，并开始步入一个经济逐步减速的发展阶段。

　　王健：我认为，这是一个短周期的现象，是本轮宏观调控的结果。中国的工业化没有完成，城镇化进程没有结束，长期增长趋势不会下降。

　　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内忧外患”

　　中国经济时报：在目前的经济周期环境下，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来自外部还是内部?

　　王健：主要是内部的压力。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走出危机的阴影，但是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的调整，外需与内需结构、消费与投资结构、消费与出口结构、国内投资与招商引资结构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整，因此，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来有效扩大内需，根据内需的扩大调整经济结构。

　　张茉楠：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而这恐怕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相同境遇。从外部大环境来看，世界经济下行风险严重拖累了贸易，给复苏蒙上了阴影，全球贸易流量总体出现下滑态势。全球制造业降温，新订单增长下降，进一步压制全球贸易需求。世贸组织也将2011年全球出口增长预期从此前估计的6.5%降至5.8%，现在，外围的冲击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已经体现在逐级回落的态势上。

　　未来几年内，发达国家债台高筑仍将是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隐患，资产负债表的艰难修复、中长期增长放缓以及主权债务危机解决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都决定着世界经济还将长期在低位徘徊，中国如何尽快摆脱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才是最重要的挑战。

　　从内部环境看，经济增速趋缓将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明年“三驾马车”动力可能将同步放缓：外需不振导致的出口减速已成定局;房地产宏观调控、制造业投资热情逐步消退以及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也将困扰地方投资;消费需求带来的增量部分也十分有限，因此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还是很大的。

　　周景彤：现在来看，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不容乐观。从外部环境来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在持续发酵、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且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新兴经济体面临外需萎缩和通胀高企的双重压力。可以说，从总体上看，世界经济正处在“衰退”的边缘。从国内经济来看，作为制造业甚至宏观经济晴雨表的PMI指数大幅下挫到50以下，特别是新订单指数和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出现明显回落，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股市跌跌不休。同时，随着经济景气回落和需求减弱，产能过剩和就业问题也将越来越突出。总体来看，2012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外部压力要大于内部压力，集中力量“做好自己的事”是应对一切危机的关键。

　　以优化“四大结构”为主线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中国经济时报：从经济发展方面来看，目前的各种经济发展矛盾非常突出，对此，中国的经济增长需要从哪些方面来着手?

　　张茉楠：我认为，要以优化“四大结构”为主线加快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一是优化需求结构。近十年“三驾马车”同比增速平均分别达20%、14%和21%。但现在，以外部需求和投资需求为主导的增长模式正在遭遇瓶颈，因此，通过消费需求驱动实现新的增长循环更加迫切。

　　二是加快建立创新驱动的现代产业体系。中国转型的最大突破口就是要建立新的产业体系，要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与完善现代产业体系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领产业持续优化升级，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取得大发展。

　　三是优化要素投入结构。过去30年改革期间，劳动力优势是催生中国出口导向模式的主要原因，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和特定的经济制度导致产出分配趋于悬殊，衍生出高储蓄、低消费的结构特征。 1978年GDP中间储蓄率占38%，2007年的时候占到了51%。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然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和供给冲击的影响，依靠人口红利、土地成本、能源成本和环境成本形成的所谓“投资成本洼地”效应逐步减弱，“低要素成本”时代一去不返，这意味着中国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持续了，需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加速人力资本形成、技术进步以及制度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溢出作用，由粗放型的斯密增长向熊彼特式的内涵增长转变。

　　四是优化收入与利益分配结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体现为国家财富的迅速积累，但是相比之下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却远远小于国家财富的增长速度，财富分配比例的失衡不仅成为经济结构失衡、内外需失衡的重要原因，也锁闭了中国经济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内需增长。因此，必须实现从“国富”到“民富”的战略转变，“十二五”时期要按照富民优先发展的基本思路，将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视为有机整体，不仅从再分配环节即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总体水平及其合理结构入手，还要扩展到初次分配环节包括“工资、保险、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的改革;不仅要调整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加大国民收入向个人倾斜的政策力度，还要调整资本要素所得和劳动要素所得之间的比例关系，完善按要素分配的收益分配制度。

　　王健：从宏观视角看，需要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宏观与微观结合看，需要尽快恢复和发展资本市场;从微观看，要加强市场监督管理。

　　周景彤：要实现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各项目标，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不在于短期内经济增长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好，不在于物价高些还是低些好，而在于能否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高度概括，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突出问题有四个，一是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到包容性增长和社会稳定;二是结构失衡问题，关系到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三是能源、资源和环境问题，关系到能源与资源的供应安全、低碳发展道路和保护环境;四是发展动力再造和切换问题，关系到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质量。因此，改善分配、优化结构、保护环境、鼓励创新应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核心。要实现这四大目标，一言以蔽之，发展转型是根本之路，不仅包括经济转型，而且包括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

　　中国经济时报：从目前的改革时间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种措施框架到目前还没有建立起来，下届政府应该怎么来解决?能否形成一个顶层的制度框架?

　　周景彤：回顾过去三十年，我国顺利从“低收入”国家迈进“下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跨越了“马尔萨斯陷阱”，即“低收入陷阱”，接着将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跨越到“上中等收入”国家，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人所称道，中国自身也在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跨过了一大步。

　　但中国经济进一步成长的条件却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过去帮助我们取得成功的条件、经验、战略和政策，并不能完全适应和应用于未来的发展，客观上需要我们对过去的发展条件、发展理念、发展战略、政策体系进行重新评估、梳理和调整，这并非简单地否定和抛弃过去，而是在新的历史高度更好地回顾和总结过去，更好地继往开来。这是一项宏伟的历史性工程，启动和完成这项工程，没有巨大的魄力、胆识和勇气是不可能完成的。这迫切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全球的广度和科学的深度，集中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进行全民大讨论 (正如上世纪80年代初那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顶层的、基础性的制度框架。说白了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改革开放风风雨雨三十年我们已经走过来了，未来若干年，我们该向何处去、为谁而去和如何去?

　　王健：我认为，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宏观调控体制及政策;二是健全包括证券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体制及政策;三是全面设计政府规制体制及政策。

　　中国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是多重因素所致

　　中国经济时报：在经历了前期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放缓。GDP增长率从2005年—2007年的平均12.7%显著下降到2008年以来的9.7%，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4%。请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王健：在我看来，今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有很多原因，从国内来分析主要有二：一是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总需求，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二是证券市场低迷，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没有协调发展，中国既失去了资本市场赶上发达国家的良机，也失去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还痛失了以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机会。

　　张茉楠：中国宏观经济增速逐季下滑，从外部因素看，除了我刚才提到的 “外围的冲击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已经体现在逐级回落的态势上”，还有欧债危机持续恶化通过贸易、金融、预期等渠道对中国实体经济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而从内部因素看，为了应对2010年以来急剧增加的通胀压力，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滋生，国家开始收紧一度比较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这些政策的效果也集中开始显现。

　　但是我认为，除外部因素和宏观调控的因素外，还有经济内生因素，一方面，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严重打击了发达国家的支出能力，导致由发达经济体主导的全球总需求出现明显下降，出现了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结构性冲突，这意味着传统出口依赖性的经济增长模式几近极限，而另一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以及环境、资源等瓶颈意味着中国生产要素价格重估的开始，中国低成本的优势将逐步消失，红利的衰减，意味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已经开始下行。

　　周景彤：近年来，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确实在不断放缓，个中缘由包括：一是刘易斯拐点正在临近，劳动工资不断上涨，“人口红利”正在衰减;二是在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未有根本改变、创新型增长模式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包括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却已经在显著上升，中国在要素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比如低成本等已开始削弱;三是从需求看，过去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动力不足，未来减速的可能性很大。

　　2008年之前我国经济增速较高，是上一轮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两个周期同步，共同导致了经济增长的加快。这两三年经济增速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经济刺激政策效应衰减、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培育形成的一个正常反映。到目前为止，世界经济还没有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走出来。与此相关联，中国的经济增速这几年比过去几年(如2005年—2007年)明显放缓，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外部环境恶化，二是刺激效应减弱，三是成本上升。

　　货币稳定升值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中国经济时报：从今年11月30日以来，人民币即期汇价连续触及当日交易区间下限，而2008年金融危机时也仅连续4个交易日出现此景。与此同时，境外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合约NDF也显示，未来1个月到2年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逐渐走低，显示远期市场出现人民币贬值预期。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周期即将结束?

　　张茉楠：现在人民币出现了连续跌停，可以说，此次人民币急速下跌的原因十分复杂，既有短期的需求冲击，也有长期资本收益的因素;既有外部的套利驱动和资本回撤，也有内部经济增速的预期改变。除了需要重视欧债危机急剧恶化、美元短期融资需求紧张导致的资本流出之外，更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模式选择问题。事实上，人民币波动不单体现在内地市场，人民币在岸汇率与离岸汇率之间的差距一直存在，但之前一般是人民币在岸汇率低于离岸汇率，反映出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自9月底以来，离岸市场人民币NDF和即期汇率多数时候均低于在岸汇率，两者“倒挂”一度高达1000多个基点。在境外美元需求大增的背景下，促使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内地买美元、在境外卖美元，赚取中间的无风险利差，这给外部做空人民币以很大的空间。因此，中国可以利用当前外汇市场供求趋于平衡的机会，增强人民币弹性化，确立一套明确的、符合人民币汇率改革目标的人民币汇率浮动规则，加快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等一系列金融制度改革。

　　短期内，欧债危机远没有结束，全球投资者风险偏好严重受挫，避险需求迅速攀升，非美货币出现大幅动荡不可避免，人民币也将步入震荡期。从长期来看，随着中国国际收支趋于均衡，人民币短期内大幅升值预期减弱，不过，从经济基本面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还将呈现“双速复苏”和“双速增长”的格局，货币稳定升值趋势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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