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记者：好的报道是一次成功的抵达

　　作为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媒介”，反应迅速、到达及时、传播高效是广播的特点，“打起背包就出发”、“永远在路上”也成为广播记者的工作常态。因为身份和报道领域的特殊，军事记者更成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执行急难险重报道任务的“突击队”和“尖刀班”，我自己也参与了近年来几乎所有重大突发事件和抢险救灾报道。汶川地震、渤海抗冰、西南抗旱、玉树地震、长江抗洪、舟曲泥石流……每一次报道都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第一时间发出声音。

　　在采访过程中，我体会到，每一个好的报道都是一次成功的抵达：抵达新闻现场，回到新闻发生的土壤，让报道接地气;抵达事件细节，呈现新闻进程中的纹理脉络，让报道有质感;抵达人物内心，寻找听众与新闻人物之间的心理共鸣，让报道有灵魂。

　　抵达新闻现场

　　有人说：“做记者的，新闻发生时，要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这说的是记者天然有一种对新闻事实急迫想知道，并急迫想传播出去的渴望，而抵达现场是第一步。

　　但是，到了现场还不算，还要到达“标志性现场”。所谓“标志性现场”，是指每一个新闻事件最具代表性的典型现场，它是一个点，而不是一个面，在这个点上，新闻信息最密集，受众的关注度最高，它的发展变动往往牵动着整个新闻事件的全局和走向，其重要性不言自明。日本地震的标志性现场就是震中、重灾区、危机重重的核电站，海军亚丁湾护航的标志性现场就是特战队员和海盗交火的现场，卫星发射的标志性现场就是发射塔架，飞船返回的标志性现场就是返回舱的着陆点……只有抵达标志性现场，才能直通新闻核心。

　　2008年5月14日，汶川地震两天后，由于交通、通信中断，震中映秀还是信息“孤岛”，我跟救援部队“敢死队”乘冲锋舟沿岷江逆流而上挺进震中映秀。行至狗脚湾峡谷时，突遇山体塌方，岩石从峡谷两侧几百米高的山崖上塌落下来，砸向江心。偏在这个时候冲锋舟发动机又突然熄火，我们只能用手划桨避开头顶飞落的乱石，后来被其他冲锋舟救出，才幸免于难。山体塌方淤塞了前方的河道，我和战士们弃舟徒步前行，身边是随时都会吞噬生命的泥石流，脚下是悬崖峭壁和湍急的岷江，头顶还不时有巨石飞落……

　　我于当日13时到达受灾最严重的震中汶川县映秀镇，是最早到达震中的记者。在初步了解灾情后，13时47分18秒我通过海事卫星电话直播报道了救援部队驰援映秀、直升机开始转运伤员等消息，这是所有媒体中最早从震中发出的报道，让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了震中地区的灾情。在随后的多次直播连线中，我现场采访了带领50名敢死队员第一时间赶赴映秀的某集团军军长许勇，报道了部队官兵展开救援的情况和救援所面临的困难，以及映秀数百名危重伤员急需转移的消息。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听到中央台的直播报道后，决定在天黑之前再增派100架次的直升机把所有已抢救出来的危重伤员全都转运出去。

　　2010年4月14日中午12点，我参加完职称考试回到台里，领导说：“玉树地震了，你做好准备去前线。”我迅速上网查看有关震情的初步报道;从台里的通讯科借出海事卫星电话;联系中国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副总队长刘向阳，询问他们受领任务的情况(何时出动、从哪起飞);预定民航飞往西宁的机票作为备份……准备工作紧张有序。

　　13时30分，电台军事中心孙健主任对我和同事下达出征命令：国家地震救援队将于15时携带救援重装在南苑机场集结登机，你们作为第一批特派记者立刻去南苑机场随救援队前往玉树。军令如山倒，此时已来不及回家取御寒衣物和生活用品，我把分别装着采访机、海事卫星电话、照相机、笔记本电脑的四个背包往身上一绑，直接从电台驱车赶往南苑机场，和国家地震救援队队员一起登机飞赴灾区。

　　伊尔-76运输机巨大的机舱里，人、货物、重型救援车混装在一起，就像一个大闷罐，巨大的噪声、污浊的空气、强烈的颠簸使许多人开始呕吐。

　　19时55分，我们降落在玉树巴塘机场。走出机舱，首先感到的是寒冷，从北京出发时只穿了一件单衣，而这里的气温是零下4℃，六七级的大风寒冷刺骨，机场周边山上的皑皑白雪在月光下露出狰狞的面目;其次是缺氧，这里海拔4000多米，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一半，我有些头痛和气喘，但顾不上这些，立即在停机坪上取出海事卫星电话，找准方向，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报道救援队到达灾区的消息，待电话接通，已是喘得上气不接下气。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救援队员们没有片刻停留，马上展开营救。位于县城中心的民族宾馆原本是一座五层楼的建筑物，现已塌成一堆瓦砾。我随救援队员携带蛇眼生命探测仪爬上废墟，钻进倒塌楼板的夹缝，寻找生命迹象，直播报道救援进程。我们一起朝着瓦砾下面大喊“有人吗?”“有人就敲一下!”然后，把耳朵贴在废墟的楼板上，辨别着下面传来的微弱声音。我们是多么希望废墟下能够传来生命的回声!

　　中央台的直播持续到凌晨3点半，为了赶制早上的报摘，我们开始在全城断电的玉树县城寻找电源，最后在军分区的一处危房里找到了有电的插座，而房间里一片狼籍，天花板已经脱落，墙上有很多裂缝。凌晨3点半至6点之间，三次发生余震，房顶嘎吱作响，我们赶快从房间里跑出来，待余震停止再返回屋内继续发稿。

　　记者只有回到新闻发生的土壤，才能化抽象为具体，也才能让报道变得更加真实和鲜活。比如，在地震救援中我们常常说到“不抛弃不放弃”，以及“地毯式拉网式搜救”，然而，究竟怎样才叫“不抛弃不放弃”，什么才算“地毯式拉网式搜救”，只有抵达了新闻现场，这样的词汇才不再仅仅是概念，它们才会变得如此真实，你可以看得到、听得到、触摸得到——在72小时黄金救援期到来前的最后一天，在玉树地震受灾严重的西杭村、西通村，救援队员根据不同地形呈一字形或圆弧形排开，手拿木棒敲击废墟上能够发出清脆声响的物体，比如铁皮和碎玻璃，然后迅速俯下身子，把耳朵贴到瓦砾堆上辨听下面的回声，若没有回声，就直起身子，再往前走一步，继续敲，继续趴下，继续听……就这样循环往复，在重点区域一米一米、一步一步地推进，寻找生命的迹象。这些场景在中央台的报道中都得以真实呈现。

　　抵达事件细节

　　有人说，细节是最有力量的，记者天生是为细节服务的。在报道中，越是主旋律的就越要回到人性，越是宏大主题的就越要用细节去表达。

　　玉树地震报道中，我跟随国家地震救援队在西北牛宾馆废墟营救被困的四名群众，救援工作进行得异常艰难。这是一座四层的楼房，中间坍塌，两边的楼体破损严重，岌岌可危，并向中间倾斜，被困者就埋在中间的坍塌部分。余震是对施救者最大的威胁。队长把队员分成几组，每组一名骨干带一名新兵，轮流进入作业面进行挖掘。整个救援过程中，始终有安全员负责警戒，一有余震发生，现场的救援队员和记者必须尽快逃生。

　　救援中共发生了三次余震，尤其最后一次特别严重。接近被困者的通道已被打通，救援队员刘文超的大半个身子都钻了进去，就在这时，余震发生了，两边危楼上的砖头直往下掉，远处的山体也开始塌方，腾起大片烟尘，警戒员大喊一声“快撤”!现场的记者和救援队员迅速撤离，而刘文超却留在了洞中，一动未动。3分钟后，刘文超把第一位被困者拉了出来。5分钟之内，四位被困者全部获救。

　　在为刘文超的勇气感佩的同时，我心中也生出一个疑问：余震发生时，他为何不先撤出?如果撤出，即便周围房倒屋塌，废墟下的被困者也不会有危险，余震过后仍可继续施救;如果不撤，自己就可能遭遇不测。

　　带着疑问，我采访了刚从废墟上下来的救援队员刘文超，“余震发生时，为什么不先撤出来?”他回答：“你们在外面看不到，余震发生的时候，我已经抓住第一个被困群众的手了，我要松手，他会绝望的。其实，抓住他手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再松开，直到把他带出废墟!”

　　其实，平时的采访中，更多的时候，我们不是缺少细节，而是缺少发现。在新闻现场，记者有时不善于发现有价值的现象和事实，尽管这些现象和事实就在他们眼前或嘴边。他们有时好像有两套判断系统，获知是一套，而表达是另一套;采访发现的是一个过程，而叙述报道的却是另外一个过程。要坚信，能够打动记者的事实和细节，也一定能够打动听众。

　　在舟曲特大泥石流抢险现场，地爆连班长唐文君下到白龙江中担任爆破手，右脚被一根钢筋刺透鞋底，扎进脚掌，脚底板裂开了2厘米多长的口子，可作为爆破骨干，他又8次跳入江中，布线、装药，确保爆破万无一失，上岸后右脚肿得像馒头一样，袜子都脱不下来。

　　在中蒙边境的狐狸山哨所采访，目之所及寸草不生，黑色的山头上覆盖着颜色更深的石头。哨长催促我们采访完快下山，说这些石头含有微量的放射性元素钼，呆久了对身体不好，我说那你们怎么办，他说：“习惯了，没关系。”我们的采访车走了，他们长年累月都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每人每天站岗至少6小时。

　　一个国家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一部国家的历史是由人民大众写就的。作为记者，作为历史的记录者，就要善于打捞这些大历史中的小细节，因为是众多细节的碎片构成了真实的可以触摸的历史。

　　此外，听觉文本的细节化表达，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音响来实现。广播记者要善于感知、捕捉和还原丰富的新闻现场音响，用声音记录历史。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广播专题《玉树地震：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叙事依靠音响层层推进：搜救犬的吠叫声、机械破碎楼板的钻击声、搜救队员朝废墟下的喊话、余震发生时现场的紧张气氛……这些记者冒着生命危险采录到的现场音响，记录了历史“那一刻”的惊心动魄与一波三折，也见证了一个“生命的奇迹”。

　　抵达人物内心

　　没有新闻是与人无关的，所有新闻的写作都是写给人看的。好的报道要抵达人物的内心，在听众和新闻人物之间建立起心灵之桥，寻找他们内心深处的共鸣。做到这一点，就需要记者目中有人。

　　2008年冬天，我重返北川灾区报道灾民过冬安置。在北川擂鼓镇的板房办公区，我们采访了镇副书记杜才云，当时他正忙着指挥大家赶在降温之前给灾民发放新到的一批过冬物资。此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干练、开朗，笑声憨憨的，说话像是竹筒倒豆子。他给我们介绍了过冬物资的到位和分发情况，对于重建中的困难也直言不讳……

　　交谈中，我们得知杜才云在地震中失去了母亲、爱人、儿子。如此沉重的人生打击和那个干练开朗、说话办事雷厉风行的羌族汉子的形象，一瞬间，在我的脑海中形成巨大反差，让我对他心生敬意。我在想，一个三十多岁瞬间失去全部亲人的中年男人、一个每天面对繁重工作压力的灾区基层干部，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又会怎样去独自面对自己的心灵呢?我和杜书记相约，晚上等他闲下来的时候好好聊聊。

　　一天的进山采访结束之后，我们返回擂鼓镇，已是晚上八点多，再次见到杜才云是在板房烧烤店，他正和北京来的援建大学生喝酒。为了录音效果，我们的采访是在车内进行的。

　　离开烧烤店，坐进车里，我发现杜才云的脸是通红的，他有些难为情，“王记者，真不好意思，说好等你的，我又喝酒了……”

　　“没关系，没准喝了酒，你更愿意把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我说。

　　杜才云接下来的话是我不曾想到的，“老弟，你知道这个冬天北川什么最好卖吗?白酒!因为北川人身上冷啊，喝酒暖暖身子;因为北川人心里愁啊，借酒浇愁……”

　　我知道这个表面坚强的汉子内心承受着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伤痛!那个晚上，北川入冬以来最冷的晚上，他对着我的采访机说出了压抑许久的心里话：他说到了对自己身体的担忧，地震之后几乎每天都是借着酒精的麻醉睡去，再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他说到了工作的压力，百废待兴，从头干起，作为基层干部，需要他做的太多了;他说到了对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基层干部的精神状态的忧虑，心里的那根弦一直绷着，绷得太紧了，再不调整怕有断掉的那一天;他还说到了对北川、对擂鼓、对自己未来的憧憬，他说他想尽快重组一个家庭，不会更多考虑对方的条件，只要懂得彼此珍惜……

　　夜已深。车内，杜才云的眼中泛着泪花，但泪水始终没有滑落，他说：“摆在我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坚强，另一条是脆弱，我只有选择坚强。”车外，传来了旋律激昂的音乐，有人跳起了羌族的锅庄，剧烈的舞步、高亢的舞曲，分不清是忧伤还是欢乐，羌人的歌舞，美得让人流泪。

　　英雄不是没有脆弱的时候，只是没有被脆弱征服罢了。罗曼·罗兰也曾说过：“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其实，杜才云就是灾区重建过程中许许多多普通人的一个代表，一个重压之下但又不言放弃的基层干部的典型。只有记者用心去走近这样的人，才能让听众去触摸到一个更真实的涅槃重生中的灾区。

　　当然，在突发事件的报道中，由于十万火急，情势所迫，也容易只顾信息的传递，而疏忽对个体生命和心灵的关切，留下遗憾。比如，玉树地震的报道中，喇嘛僧侣和部队官兵同时展开救援，这两个群体很特殊，一边是信奉神灵者，一边是无神论者，却都因为对生命的救援走到一起，并肩施救，他们之间有着怎样的互动?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还有，僧侣超度亡灵和逝者的集体火葬就发生在距离我驻地不远的山坡上，而彼时彼刻的我却失去了最基本的新闻敏感，没有到达现场，去记录这场关于生死的仪式。

　　广播是快捷的媒介，同时也是心灵的媒介，广播记者面对突发灾难，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传递讯息是天职，记录灾难之下的个体生命的命运和他们的心灵轨迹也是记者的使命。

　　王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编辑、记者。一次荣立二等功、两次荣立三等功，五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一次荣获亚广联“广播新闻节目奖”。2008年5月，被总政表彰为抗震救灾新闻宣传先进个人;2008年7月，被中央宣传部、中央外宣办、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联合授予“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个人”荣誉称号;2011年11月，参加中国新闻奖与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颁奖报告会并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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