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报刊发展创新回顾与盘点

　　2011年全球经济“二次探底”及国内经济的复杂格局，加之新兴媒体的冲击和报刊转企改制压力等多重外力挤压，使得中国报刊业面临格外的生态环境。但是，国家在政策层面扶持报刊跨越发展的意图明显，十七届六中全会出台的相关决策为报刊业转型升级添加了催化剂，彰显了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决心。纵观全年中国报刊业的发展态势：以抢占舆论主场为焦点，以转企改制为抓手，以全媒体创新为载体，以党报转型为亮点，在严峻的环境中实现了平稳发展。

　　一、抢占舆论高点，传统报刊回归舆论场域核心位置

　　长期以来，中国报刊媒体以舆论引导掌控能力超强、议程设置水平高明而占据舆论场域的核心位置。但近年来网络媒体异军突起，传统报刊媒体受制于行政管制，在一些重大热点事件中消极懈怠或集体失语，为网络媒体在舆论监督中屡创奇迹创造了绝好机遇，网络帖子反腐、微博反腐等事件走红从侧面凸显了传统报刊媒体的无奈和无能。报刊在热点舆论中被动失语，不仅是舆论导控能力弱化的表现，更是其市场地位边缘化的先兆。近年来报刊广告收入增幅放缓、报刊发行下滑等现象引发的“衰退论”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

　　从舆论构建视角来看，所谓主流媒体，就是在重大事件中主动担当，在热点事件中主动回应，在疑难事件中主动干预，进而在社会舆论场域中占据核心位置，赢得受众青睐的媒体。2011年，传统报刊媒体主动出击，在一些重要社会热点事件中与网络媒体抢占主导权和控制权，夺回了舆论监督场域的核心位置。7月，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传统报刊媒体以新闻评论为武器穷追猛打，步步紧逼，迫使相关部门公布事件真相，铁道部将赔偿金由50万元提至历史最高91.5万元;2岁半幼童小伊伊在事故20小时后被救出，不仅创造了“生命奇迹”，而且得到了妥善救治，媒体干预现实、匡扶正义的精神得到彰显。9月，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突破种种阻力，在采访被拒，官方极力回避、甚至抵触的情形下大胆揭露了“洛阳性奴”事件，引发全国关注，再次彰显了记者的职业水准和传统主流媒体的核心价值。1—9月，一网民以“杭州失足女”身份发布微博400余条，被称为“最有文化妓女”，引起网民大量跟帖后在网络上爆红。在这似是而非、真假难辩的网络迷雾中，当地报刊记者主动联系到了当事人，并向警方通报。经查，该失足女实为男性，已婚且育有一子，任浙江某文化传媒公司一刊物主编;为提升自己网络知名度，他编造并发布“失足女接客日记”。至此，这起荒诞不经的网络闹剧真相大白于天。传统报刊媒体主动回应社会热点，对鱼龙混杂的网络信息进行甄别和干预，不仅维护了报刊品牌的公信力，而且履行了媒体的社会责任，弘扬了主流价值观。报刊抢占舆论高点的努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夺回舆论监督读场域的核心位置，赢得了民心和市场。

　　二、转型“给力”，党报媒体价值得以彰显

　　在近20年时间里，大多数党报以版数少、阅读率低、行政强制订阅等形象定格在受众印象中，在事实上已经处于边缘化苦境。但最近几年有所变化，尤为重要的是，党报的文风有较大改观。

　　2011年是中国股市和房市的动荡之年，在剧烈的股票市场调整中《人民日报》及时发布评论，着眼于保护散户的合法权益;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人民日报》反复发文申明中央立场，坚定地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11月，一篇“香港单身青年年收入17.8万，只需缴税729港元”的微博引热议。《人民日报》对此积极回应，刊发《香港年收入18万只需缴税729元属实》一文，详细介绍了香港个人所得税的优惠举措，对网民传言予以证实，网民对此亲民风范大加赞赏。中央党报如此高调回应民众的民生问题关切，在党报党刊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上述举动被普遍解读为是党报顺应时代潮流，主动亲近民众的表现。

　　党报党刊的积极转型还带动了其经营业绩的提升。2011年全国省级党报大幅改版和扩版，经营方面亦出现“春天般的温暖”。相关数据显示，《河南日报》2011年发行量突破50万份，《辽宁日报》当年日均零售量突破2万份，《湖北日报》当年广告收入增长40%，《长江日报》广告收入更是历史性第突破1亿元大关。理性审思党报“给力”现象，即是意料之外又是意料之中。一则受众对都市报过度娱乐化和过于庸俗的内容风格日渐反感，对严肃、负责和客观信息的需求上升。二则近年来多数党报开始大幅扩版，党报内容进一步多元化。尤为关键的是，党报的受众——党政干部具有“三高属性”(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的优势，既是传播学中的“舆论领袖”，又是经济学中的“稀缺资源”。占有这种特殊资源的党报给力，取得发行和广告收入的双提升，实乃党报自身价值的觉醒和彰显而已。预计今后几年，更多的党报将朝“政经大报”的方向发展，党报的经济价值将得到进一步放大。

　　三、转企改制，非时政类报刊体制巨变拉开帷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报刊业一直沿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运营模式。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原有体制和机制已经明显不能适应改革需要。报刊社经济规模小、经营效益低下、退出机制缺乏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报刊跨越发展的重要瓶颈。2011年，新闻出版政府主管部门高调推出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任务书”、“路线图”、“时间表”，发布《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强调非时政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是继全国经营性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之后，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该年度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统计显示，目前全国非时政类报刊大约有6000多家，主要包括中央和地方党报党刊所办的都市报、晚报;所有企业法人办的报刊，如出版集团办报、报业集团办报等;还有诸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公司办的行业报刊。到2011年已经改制了1300多家单位，其余还涉及5000多单位。

　　5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所属机关报中国新闻出版报社完成整体转制，挂牌成立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率先完成非时政类报刊全面改制。

　　5月30日，辽沈晚报整体转企改制为辽宁北方报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这标志着全国首家晚报都市类报纸先行完成了整体转企改制，也标志着辽宁晚报都市类报纸在全国率先迈出了采编、经营整体转企改制方面的实质性步伐。随后，武汉市纳入此次非时政类报刊体制改革的第一批37家到当年年底基本完成转企改制。

　　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报刊经营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此轮改革牵涉到报刊社市场主体地位、员工社会保障以及报刊社与原主办单位脱钩等实质性问题，改革难度非同寻常。尽管官方强调“转企改制”要实现平稳过渡，不会降低员工待遇，不会造成员工下岗。但实际上，这是一场体制革命，转制单位不仅要注销事业单位，还要重新在工商总局注册登记，核算注册资金，全员签劳动合同，完全进入社保。这表明：转企改制对于报刊社来讲，在身份上彻底告别“事业单位”身份，正式步入市场化轨道，需要建立与市场相适应的现代传媒经营管理企业制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运营主体。对从业者来说，意味着正式告别“铁饭碗”，实现由事业单位人向传媒企业人的转变。十七届六中全会出台文件明确“继续执行文化体制改革配套政策，对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扶持政策执行期限再延长五年”，这意味着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多年徘徊不前的报刊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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