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选择开天津为商埠而不是秦皇岛,我想主要还是政治上的考虑。”天津史学者罗澍伟说,“因为天津离清王朝的管理中心非常近,可以很方便地影响清朝中央政府。”
在罗澍伟看来,天津租界多达9国之多,亦反映了天津政治上的特殊性——这反映了各国都想直接、独立地影响中国中央政府。
伴随着天津开埠通商,鸦片、洋货进口大增,停靠于港阔水深的紫竹林码头的洋行轮船日益多过停靠三岔口的帆船,天津港口重心从繁盛了数百年的三岔口,下移至租界里的紫竹林港区。紫竹林一带,也逐渐形成码头、仓库、洋行、银行、住宅区依次分布的格局。至今,从解放桥沿解放北路南行,还可依稀看出这种格局的残存。
“毫无疑问,租界本身就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产物——以租界为依托,垄断、控制着天津的对外贸易,保持海关,操纵金融市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尚克强说,“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前进。”
“租界无形中把西方近代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成果引进了天津。”尚克强认为。
张利民则注意到租界对中国的公共卫生、公共意识的促进。“中国以前都是自扫门前雪,没有公共意识、没有公共厕所,走路也不分左右。”
天津由此成为中国接触现代文明的窗口。“西方事务来到中国以后,在别处不太容易引起注意,来到天津以后,就非常有影响。”罗澍伟认为,一般人注意没用,“如果是引起中国最高级官员的注意,就会产生很大影响。”
3. 洋务政治红利与北方经济中心
李鸿章即是被天津洋务所吸引的清廷最高级官员之一,并在洋务的刺激下一改拒斥态度转而推动了中国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洋务运动。
自1870年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天津后的25年间,李鸿章办工厂、兴学堂、建水师,将“洋务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在其支持下,中国最早的电报电话,最早的邮政邮票,最早运营的铁路,最早的现代高等学堂,相继在天津诞生,使天津成为“引风气之先”的洋务重镇。
嗣后的直隶总督袁世凯亦悉心经营天津,不仅在天津率先建立了中国现代的警察制度、检察厅、审判厅,更大兴“北洋实业”,建立了铁厂、北洋造币厂、陈列所等一批近代工商业和职业学堂,将直隶打造成了清末“新政”的“模范省”。
“洋务运动、北洋新政,天津都是试验场,在天津办,实际上是给中央政府看的。”
李鸿章、袁世凯在天津的洋务努力虽然最终未能挽回清廷大厦将倾之势,却使天津城市本身得以迅速崛起,并一跃超过传统的北方中心城市北京,成为新的北方经济中心,乃至当时东北亚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据1928年天津社会局的调查,在天津的中国城区(不包括租界区),共有中国人开办的工厂2186家,资本总额约3300余万元,其中制盐、碱、棉纱、面粉、火柴等17家大型工厂资本额合计为2900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93.3%。另外,各国租界内还有中外工厂3000多家。从而共同构筑起天津以轻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格局。
与天津相比,北京解放前较有名的近代企业仅为石景山铁厂和清河制呢厂,其他工业主要是传统的手工艺品制
造业,近代工业制成品如牙膏、香皂、钉子等,则要靠外埠(天津等地)生产供应。
天津城市人口,也从开埠之初的20万人迅速上升至解放前的195万人,超过传统的北方中心北京。
同期,天津的港口腹地覆盖“三北”,远至甘、青、新、藏,成为外贸总额仅次于上海的城市。20世纪30年代,天津港的贸易总额占华北地区的60%以上。其中,棉花出口占全国的47%,畜产品出口占全国的60%,面粉进口占全国的1/3以上,均居全国首位,成为当之无愧的北方经济中心。
并且,在当时天津的近代工商企业大多由私人投资——国民政府首都已由北京南迁南京,天津开始向一个经济之城转变。但好景不长,一场历史巨变彻底中断了天津的发展轨迹。
4. 直辖去留与两个“失去的8年”
1949年1月15日,当解放军士兵会师金汤桥、欢庆天津解放时,没有人知道天津这座北方最大城市未来的命运会如何。
1951年8月24日,成立不足两年的新中国中央政府决定在天津修建塘沽新港,并成立了以时任交通部长章伯钧为主任委员的“塘沽建港委员会”——这也标志着天津港口的管理权上收中央。同年9月,天津新港工程全面开工。
天津港由此开始了由海河河口港向海口港的大跨越,但天津却并未随之向海,反而离海越来越远——出于安全考虑,国策限制海防城市的工业发展,城市要发展工业,必须刻意与海保持距离。在对外交往方面,中国也关闭了与西方交往的大门,只通过香港一个口和西方世界联系。
“天津最大的优势是沿海优势,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天津的沿海优势发挥不出来,和内陆城市没多大区别。”天津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吴敬华形容那段时间的天津。
被抹去了独立精神的天津,也不再被中央政府认可为北方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而是综合性工业基地。即使如此,等到国家“一五”时期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出炉时,天津也感受到了失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没有一个落户天津!相反,像天津拖拉机厂等很多企业成建制迁到内陆。
对天津来说,更糟糕的是,其政治地位也并不稳固,而是屡经变迁。1958年2月,中央直辖市天津市与河北省合并,天津成为河北省省会,直到1967年1月才又恢复为中央直辖市。
“天津划给河北,作为河北省会有很多损失:首先,按省辖市对待,待遇下降。”吴敬华说,另外,“划给河北后,原来的河北官员和天津官员谁也不服谁。”
在这8年时间里,天津市不但没有得到什么国家重点项目,反而将原本在天津市的厂矿企业向河北省其他地区分流。
与河北合而复分的8年,被称为天津“失去的8年”,加上唐山地震开启的另一个“失去的8年”,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天津曾经北方经济中心的气势消失殆尽,满是失落,甚至是苦涩。
就在天津在新中国的政经版图中日渐下滑之时,故都北京在成为新中国首都后又涅槃重生:到改革开放之初,北京的工业门类之齐全、工业占总体经济比重之高,在全国省份中高居第二,仅次于工业大省辽宁。
在京津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不仅天津北方经济中心的龙头地位不再,且由于强调各地区工业自成体系,北京与天津过去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开始变成各自依赖且相互竞争的关系,京津龃龉遂旷日持久,以至于,直到今天为止,将天津发展滞后情绪化的归结为“北京阴影”的声音,在天津依然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