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沉浮:没有终点的衰落 期待可持续的繁荣(3)

　　没有无终点的衰落 期待可持续的繁荣

　　5. 旗帜泰达与同时期的天津失落

　　1984年，经历了8年震后沉沦的天津，终于迎来了一个难得的机遇——天津成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泰达)成为中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天津的沿海优势得以再次发挥作用。

　　此前的1979年春天，邓小平做出了在南部沿海建立改革开放特区的重大决策。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特区成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以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地区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极。

　　1984年1月4日至2月17日，邓小平考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经济特区，回京后即提出“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施特区的某些政策”。

　　由是，中国诞生了第一批1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名列其中。

　　当时，天津开发区真正实现“三通一平”的土地不过2平方公里，签约企业也仅有41家，投资总额不足8000万美元，投产企业仅2家，年产值区区3872万元。

　　但当两年之后的1986年8月19日至21日，邓小平在视察天津开发区时，深受鼓舞的老人欣然挥毫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这几乎成为中国开发区发展模式的“圣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开发区的发展)并鼓励天津：“你们在港口和城市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他还谈道，“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日后的泰达果然不负厚望，不仅经济总量多年领跑中国各级开发区，更一度占到天津市经济总量的一半。

　　但是，泰达辉煌亦难掩当时天津的失落。

　　彼时的天津，一方面，由于唐山大地震后，天津遭遇巨大破坏，但由于援建力量集中于唐山，而导致天津市的发展严重滞后；另外一方面，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前夜，整个国民经济的转型，让国营企业比重极高的天津，也开始步履蹒跚。

　　“这时天津成了很难受的一个城市，一方面国家计划调拨、销售不灵了，当时棉花调拨，别的地方不给你，猪肉也是，只好拿工业品去换；另一方面市场又不健全，天津生产的是小排量汽车，但100多个地方下红头文件，只能买本省市生产的汽车，这不是市场经济，而是一种‘割据经济’——在经济形态过渡、两种经济都不健全的情况下，天津受的影响很大。”原天津市政府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吴敬华回忆道，“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的发展很慢，甚至不如山东、河北这些既有资源又有生产能力的地方。”

　　这样的尴尬结果便是，作为直辖市的天津，在1979～1986年间年均经济增长只有6.5%，远低于全国9.5%的平均水平，甚至没有完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八个“五年规划”，尽管皮黔生牵头的开发区几乎成了天津经济的唯一亮点所在(这位多有争论的泰达掌门人，因其治下的泰达和滨海新区的发展，曾在天津政坛迅速崛起，如今已锒铛入狱，饮恨津门)。

　　当然，天津并非没想过要改变局面。改革开放之初，天津就曾向中央提出，希望能够获得深圳特区那样的优惠政策和开发开放地位。但天津的这一要求最终未能如愿。失去这次机遇后，天津改革开放的步伐落后了好几年。1986年之后的天津，仍然延续着旧有的经济增长轨道缓缓前行，逐渐为后来居上者超过，直到1994年滨海新区成立。

　　而这8年，是中国东部发展最快的时期。

　　同是1986年，天津2000公里之外的深圳，正创造着深圳神话，每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30%，几乎是天津的5倍；1500公里之外的温州，农民采购员们正在忙着组织向全国贩销服装、皮鞋，努力完成第一笔原始积累。

　　此外，同是1986年，1000公里之外的汉城，正忙碌地准备着奥运会，这个在20世纪30年代远不如天津的韩国首都，正即将完成基本现代化；2000公里之外的东京，则处于日本经济神话的最高峰。东北亚的竞争对手，早已把曾是东北亚最大工商城市的天津甩在了后面……

　　6. 滨海新区往事

　　1990年代，中国开启了上海浦东开发开放的大幕。随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的建立，浦东作为长江三角洲的龙头迅速崛起，并带动整个长江中下游流域一起腾飞。从深圳到浦东，改革开放从南往北稳步推进。

　　“深圳速度”、“浦东变化”让天津人开始思考新的发展方向。对滨海新区关注的最初想法就来自天津工业重心东移。

　　在邓小平1986年视察的鼓励，以及改革开放前在城区布局大量工厂与市区居民居住、生活、交通、商业等产生的冲突，1980年代中期主政天津的李瑞环，给天津定下了“一根扁担挑两头”的城市格局：将城市中的工厂企业迁到滨海地区(塘沽附近)，以海河为轴的“扁担”“挑”起中心城区与滨海地区，中心城区重点是居住、生活、商业、文化功能，滨海地区主要是工业和港口功能。

　　至1993年底，天津开发区已具有一定规模，而天津东部汉沽、塘沽和大港一带，本身就有一些民族工业基础，加上天津港和保税区的物流优势，这一地区遂成为天津新的工业中心。

　　1994年元旦，时任天津市市长的张立昌第一次面对天津市民发表新年祝词，提出所谓“三五八十”四大目标。其中最为亮眼的就是“十”，即用10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区，使其GDP达到天津的40%，外贸达到天津的50%。

　　据天津滨海新区一些官员的回忆，滨海新区成立后，天津曾希望中央能让滨海新区也享受浦东新区的政策与待遇，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呼声都比较高。但这个目标始终没有实现。而天津的政策要求两度受挫，也使“缺政策”成为在天津颇有“市场”的一种对发展滞后的原因总结。

　　而这一时期——1999年——中央对天津的城市定位——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亦令天津方面不爽。——“所谓重要的经济中心，就是不止一个中心。”天津市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张利民说。

　　当然，虽然两次受挫、虽然没有为滨海新区争取到名分，但无论是天津政府、民间还是学界，都希望天津滨海新区最终能进入国家决策视野。而这种意识随着天津滨海新区自身的发展壮大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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