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不转型做财经，在坚持中求变对抗外界浮躁
《译林》：不会转型做财经，在坚持中求变对抗外界浮躁
外国文学旗舰刊物《译林》自1979年创刊以来一直备受文学创作界和读者的关注，近日却有消息称《译林》将转行做财经。译林出版社很快回应是假消息，但也承认生存状况今时不同往日。
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斌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读者与市场都已经变了，《译林》杂志却几乎三十年不变，这是好事也是坏事。作为文学杂志，我们以坚持中求变对抗外界的浮躁。”
鼎盛时期曾需用粮票、烟票换购
“我是1986年大学毕业来到《译林》，从编辑做到了社长。”谈起《译林》，社长顾爱斌有着无限感慨，“现在，周围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读者早已不复当年，可《译林》几乎没有变。这是好事，也是坏事。”
创办于1979年的《译林》杂志，是当年刊载外国文学的中国第一刊。早期以登载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上的惨案》等作品为主打，在当时引进外国经典文学的大潮中，曾引起过不小的震动。随后，《译林》又相继翻译了《教父》《天使的愤怒》等名作，马里奥·普佐、阿瑟·黑利、西德尼·谢尔顿、罗宾·科克、约翰·格里森姆、孔萨利克等西方通俗小说名家也都是通过《译林》而被国人所熟知。
如今的《译林》与三十多年前相比，从季刊改为了双月刊，但无论从内容、表达方式还是外观装帧来看，几乎没有大的变化。但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却是如此明显。
顾爱斌说，《译林》早已经不是读者获取外国小说的唯一渠道，除了各类出版社都在译介外国小说，网络、手机等免费资源更多，加上苹果IBOOK的出现，年轻观众几乎已经不读《译林》了。
据顾爱斌回忆，鼎盛时期，《译林》全国发行量超过70万册，在报摊上出现了“一刊难求”的局面，甚至得加粮票、烟票来换购，称得上是“洛阳纸贵”。然而2000年以来，销量急剧萎缩，这些年愈加明显，双月刊每期销量在4万册左右。
“现在，我们的读者还是过去的那批，甚至越来越少。”顾爱斌无奈地说。
数字化浪潮来袭，外国文学成奢侈品
作为一本推介当代外国文学的杂志，《译林》曾镌刻了一代人的文学记忆。然而无论你愿意与否，现实已在那里，中国人阅读量大幅萎缩，受到损害首当其冲的就是纯文学类期刊。
“八十年代精神阅读、九十年代物质阅读、新世纪数字阅读，这就是潮流的变迁。”顾爱斌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对学习美国亦步亦趋，对数字化浪潮心向往之，在奔跑中逐渐遗失了阅读的传统。“社会过于浮躁，阅读快餐化，这都是书业和媒体喊了多年的问题，但从现在看来，已经是不可逆了。欧洲人虽然经济也很发达，但对于阅读的重视要比中国好太多。”他说。
顾爱斌认为，许多出版集团都在花大钱做数字出版。而与数字化相关的媒介，只能是电脑、手机、电子阅读器等等。介质决定了内容，网上和无线阅读本来就不是纯文学的领域，快餐化的阅读更适应这些载体。与之相比，原本定位于通俗大众的《译林》杂志，竟然日益“被高端化”，难以适应这个市场化的社会。
“纯文学已经日益边缘化，变成了小众在消费，外国文学则几乎成了奢侈品消费。”顾爱斌说。
希望还能活下去，活得更好
“这次的假新闻严格来讲是误读。事实上，我们的确在谋变。但并不是要把《译林》改成什么其他杂志，而是利用《译林》的品牌做衍生刊物。说是财经，其实也只是为集团上市公司做的一本《凤凰文萃》。”顾爱斌说。
顾爱斌认为，传统文学杂志萎缩除了外部原因之外，从内因上看，未能很好地从内容设置、管理运营等方面顺应市场发展的要求也是很大的问题。针对这一现状，《译林》近年来一直在做调整。比如通过科幻小说、魔幻小说等比较时髦的内容来引起年轻人的注意，还曾经用增加一部分学术论文的篇幅来争取高校专业市场。
“译林这个品牌是好书堆起来的。虽然影响力不复当年，但‘做不好对不起读者’这一点不会动摇。加上母公司凤凰和译林杂志社的支持，《译林》继续做下去的信念不会动摇。”顾爱斌表示，“如果说大环境是我们无法改变的，那么作为杂志人只能用坚持中求变来对抗外面的浮躁。希望还能活下去，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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