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时期出版工作的支持与指导

　　[纪念胡乔木百年诞辰]对新时期出版工作的支持与指导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国家出版局和新闻出版署工作时，我有幸接触胡乔木，聆听他的教诲与指导。他既有政治家的高瞻远瞩，又有专门家的广博学识，而且这两者又是高度结合着的。他对出版工作的指导，从不停留于一般号召和原则指示，而总是联系实际，体现在对方针的阐明，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对书稿内容的要求和出版队伍的建设上。这样的领导人，真是难得，也难忘。2012年6月1日是胡乔木的百年诞辰，我谨以此文，表达我对这位宣传思想理论战线卓越领导人的敬意与思念。

　　一、1983年“加强出版工作决定”的提出者和把关人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版工作的形势可以这样来概括：一方面，由于十年“文革”造成的思想禁锢已被解除，人们对书报刊的需求迅猛增长，要求出版必须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而印刷落后、发行困难、纸张短缺和资金不足，又制约着发展，需要国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另一方面，在出版方针问题上，“文革”结束和步入新时期后，出版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加以阐明，作出规定。1982年2月4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审议国家出版局工作汇报时，对这两方面的问题做了充分讨论。会议接受胡乔木的建议，作出决定：“请中宣部牵头，召集出版、印刷、发行、轻工、财政、计委等有关部门商量，代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关于加强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要讲出道理，写清楚出版、印刷、发行工作的性质，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现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决定起草出来，经乔木同志审定后，提交书记处会议讨论。”

　　在胡乔木指导下，由邓力群主持专门小组起草，经中央书记处审定，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3年6月6日作出了《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既明确规定了出版工作的性质和指导方针，又对解决发展出版事业的许多重要实际问题作出了规定，如由国家经委牵头组织实施印刷技术改造工程以增加印刷生产能力，全国文化出版系统各单位的所得税由55%降为35%后全部留成用于发展出版事业等，对这以后二十多年来出版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成为指导新时期出版工作的纲领性文件。

　　二、为改变印刷严重落后状况指路布局

　　1980年代，发展出版事业遭遇重大困难之一是印刷技术落后，印刷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出书慢，周期长，大量图书不能及时出版。这成为国家出版局负责人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永恒主题”，也成为胡乔木高度关注的紧迫问题。

　　1982年8月7日，出版界老领导王益在新华社内参发表谈话，指出：现在图书出版越来越慢，已达到使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为要较快地改变目前这种状况，除解决印刷部门的资金问题外，还需要机械、轻工、化工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协助出版部门搞好印刷技术改造”。他建议：“印刷技术改造工作，国家应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或机构来抓。国家经委比较合适。另外，技术改革的一些科研项目，应由生产部门进行研究，目前由使用单位进行研究的办法要改变。”

　　王益的这篇谈话引起胡乔木的高度重视。他抓住王益谈话内容，为改变我国印刷落后现状指路布局。在新华社内参发表的当天即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并国务委员兼国家经委主任张劲夫：“为了解决我国出版事业的极端落后状况，非请机械、轻工、化工三部门大力协作攻关不可。此事希望中宣部和经委共同牵头来解决。王益同志的意见(见附件)很对，我完全赞成。”

　　历史已经证明，由于胡乔木的推动，国务委员张劲夫和相关部门抓得坚决对路，前后近二十年，国家投资数十亿元，支持新闻出版、电子、机械、轻工、化工等部门200多个骨干企事业单位进行技术改造，特别重点支持了汉字激光照排这一印刷技术的核心技术的突破，一下子带动了印刷水平的全面提高，使我国印刷工业综合能力上了一个新台阶。张劲夫曾指出：“如果说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是我国第一次印刷技术革命的话，那么从铅排铅印到照排胶印就是我国第二次印刷技术革命了。”

　　三、对出版发行体制改革的支持与指导

　　胡乔木一直关注和支持出版发行业的改革与发展。

　　出版领域的改革，起步于1980年开始的发行体制改革。那时出现的买书难，曾经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反响，也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关注。买书所以成为社会性难题，首先是由于印刷落后、出版周期长造成出书难，这又不是短期可能解决的;而发行体制存在弊端造成流通不畅也是重要原因，所以，改革发行体制搞活流通，就成为当务之急。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版界老领导王益《关于买书难问题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刊于1984年8月2日新华社内参)，提出四点建议：(一)改革出版、发行分工绝对化，出版社与发行单位共同解决买书难的问题。(二)改包销为寄销，社店共担风险，改变出版社长年吃“保险饭”的局面。(三)妥善解决备货问题，由出版社承担备书的主要责任，允许把备货所需费用计算成本，有的书可以适当提点价。(四)出版社从单纯生产型改为生产经营型。把王益的四条建议归结于一点，即是针对出版与发行割裂的体制性弊端，从流通环节入手，把发行改革与出版改革结合起来，以解决买书难和逐步满足读者基本需求为目标，提出整体推进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大计。

　　胡乔木看过王益的建议后于1984年11月8日写信给邓力群(时任中宣部长)并中宣部出版局、文化部出版局，指出：“王益同志所提意见，触及了现行出版发行制度弊端的症结所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没有人提出过的。我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如同意，希望中宣部出版局协助和督促文化部出版局认真研究，征求各大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的意见，提出切实的改革措施。此事涉及出版社仓库的修建和书价问题，要力求不向或少向国家要钱，提价幅度也要慎重限制，提出的办法在经文化部审核批准后还须向中央和国务院报告请示。”

　　十年后，即1994年6月3日，王益在回忆此事时说：“乔木同志的信，成为出版发行战线深化改革的思想武器和重要动力，促进了出版发行体制改革。出版发行工作在改革中增添了活力，有了很大的发展。”

　　四、为保证图书和报刊用纸谋划操劳

　　1980年代初中期，我国出版事业发展中另一重大困难，是图书和报刊用纸短缺，使出版难以保持正常生产和适量增产。有时印教科书也难以保证全额供纸。无纸即无书，我们在出版部门工作的人心急如焚，胡乔木也为之操劳不止。他多次向中央建议，向有关部门呼吁，扩大国内纸张生产，适当增加外国纸进口。1985年6月13日，他还同张劲夫一起，召开国家计委、经委、轻工等部门负责人会议，专门讨论国产纸增产和外国纸进口用汇问题。

　　当年实行指令性计划，年年讨论纸张增产和进口纸用汇，年年编制生产和用纸计划，年年召开纸张分配会议，年年时有用纸告急。1986年1月8日，胡乔木正在杭州调研，又紧急召我专程赴杭汇报纸张问题。那时，国家计委等有关部门要削减进口新闻纸和纸浆;新闻纸只保中央和省市几十种大报，出版用纸只保课本、少数最重要的政治书籍和科技期刊，其他大部分报纸、期刊和图书用纸都由市场调节解决。这样，将使大批报纸、期刊和图书，或因纸张供应不足不能出版，或因高价买纸而普遍再次提价。胡乔木对此深为忧虑。他从国家政治高度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只保课本用纸，不保其他图书用纸，这影响太大了。如果只有课本，没有其他图书，学校也办不下去。他还指出，首先使知识分子不安定，也影响整个国家形象。如果出版事业遭受打击，恢复就难了，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要报告中央书记处讨论决定。我回京后立即将胡乔木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使这次带有危机性的困难得以缓解。

　　五、为图书定价制度改革保驾护航

　　作为出版改革一部分的图书定价制度改革始于1984年，是经中央批准后施行的。

　　这次书价改革前，是执行1973年“文革”中制订的定价标准，比1956年低标准定价还低，加上此间纸价上扬、印刷工价上涨、图书生产成本增加，因而书价调整后增幅较大，引起广泛关注。1985年11月18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审议国家出版局工作汇报时，胡耀邦和其他领导同志对一年来图书涨价特别是教科书涨价过多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如果不是渎职，也是失职，未尽到责任”。胡乔木对会上的严厉批评似乎没有精神准备，未作明确表态。会后，国家出版局即向胡乔木并中央书记处送上《关于图书定价调整情况的报告》，实事求是地汇报了此次调整书价的必要性、增长幅度较大的原因和改进意见，并附送了经张劲夫报请胡耀邦、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批准的“课本可以提价。课本、图书、期刊的具体定价由地方管理”的全套文件。

　　胡乔木审阅了国家出版局的报告，补看了1984年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批示后，于1985年11月29日给胡耀邦并万里、李鹏同志写了一封信：

　　上次书记处会议讨论出版工作和教科书提价问题后，我即催令出版局将有关情况迅速查实报告中央。现出版局已送来报告，即送上请审阅。其中关键问题，是中小学课本下学期是否降价问题。上次书记处会议上财政部同志虽表示可以同意不涨价，但据出版局同志告，会后财政部在与各有关部门开会商讨此事时，仍表示坚决不能改变提价措施，即不能代负各出版单位因此而受的亏损。因出版部门本身实无力承担此项亏损，故此问题需请中央明确解决。估计到今年物价上涨因素，目前如需改由财政补贴，则必已超过一千五百万元。且今后教科书工本仍将继续上涨，故即令维持现行价格不变，则明年以后除非让书价继续上涨，一定的财政补贴仍不可免。就现有有关材料看，因中央已决定书价由地方自行决定，又决定课本以保本微利为原则，似还不好判断文化部和出版局应对目前的课本涨价问题负何种责任。

　　去年下半年文化部提出书价问题报告和耀邦同志批示等来往文件我都未看过亦未听说，故今年我和劲夫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今年教科书出版问题时因问题已有决定，再未有人提出，我也未曾想到在这个问题上如何把关，这是我的疏忽，今后当在有关问题上努力注意。

　　胡乔木在这封信里，既为图书价格改革中已经或可能出现的问题替出版部门承担了责任，又坚持了有利于出版事业发展的改革图书价格的决定。中央采纳了胡乔木的意见。后经有关部门商定，并履行必要的批准程序，将一般图书与教科书的定价作了分别处理：对一般图书继续执行1984年中央批准的调价方案，对中小学课本和大专教材，则以国家补贴的办法，既保持低价水平，又使出版单位有微利收益。渡过了这次书价改革的挫折后，又在1988、1993年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书价改革，除教科书外，对一般图书(图书中的大多数)，国家只做宏观调控，具体价格完全由出版单位根据纸张成本、印刷工价和发行册数自主决定，也就是实行市场调节了。可以这样说，这三次书价改革有力地保证和促进了新时期出版事业的发展，而胡乔木则为书价改革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六、高度关注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建设

　　按中国国情，在思想文化领域，必须重视和加强新闻出版管理，而这又必须由相应的机构来保证。

　　1949年建国时，我国分设新闻总署与出版总署，对新闻与出版分别进行管理。1952年撤销新闻总署后，又于1954年撤销出版总署，将出版管理工作划入文化部。1973年成立直属国务院的国家出版局，1982年又被撤销，将出版工作划入文化部，成为部属出版局。1987年中央决定设立新闻出版署，对新闻与出版实行统一管理。

　　在几十年国家行政机构变迁中，胡乔木总是在关键时刻，提出加强新闻出版管理机构的意见。

　　1985年11月4日，中央书记处讨论文化部所属国家出版局工作时，对出版工作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胡乔木在分析这些问题产生原因时指出，这与出版管理机构不健全有关。他说：“出版机构，主要是下面没有腿，这是需要解决的，也老早就提出来了。出版没有健全的管理机构，书记处把出版局、宣传部骂一通，也解决不了问题。上面对下面没有指挥权，指挥不动，遇到重要问题更解决不了。从1982年国家出版局合并到文化部以后，地方原有的出版管理机构都被撤销了，许多关于出版工作的意见难以贯彻执行，给出版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胡耀邦接着说：“不是臭骂一顿就能解决的。都是好同志。是没有把局面驾驭住。你们驾驭不了，要向中央反映，提交中央讨论。”在为起草会议决定文件出题目时，胡耀邦还说包括“出版机构体制问题怎么办”，“都要说清楚”。可以说，由于胡乔木的明确意见和胡耀邦的表态，这次书记处会议为1986年将出版局从文化部划出成为直属国务院的国家出版局以及随后将国家出版局改建为新闻出版署创造了条件。

　　1987年1月9日审议组建新闻出版署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只同意在《关于成立新闻出版署的通知》中写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认真加强新闻、出版的管理工作，其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等由各地自行决定”，而未明确设立相应的管理机构。鉴于国务院对一个地区机构设置有总数限制，有些省市区则以“认真加强”为虚，“自行决定”是实，拒不成立新闻出版局。胡乔木对此早有所察。1986年他在几个省、区调研时，发现有的省、区以人民出版社或出版总社或出版公司代行出版行政管理职权，说这“传出去是个笑话，要有个政府机构管理才好。”所以在1987年3月审阅中央《关于坚决妥善地做好报纸刊物整顿工作的通知》(中发[1987]10号文件)时，他便亲笔加了一句：“各省如有尚未建立新闻出版局者应从速建立，以便负责承担这一任务。”随后，各省市区新闻出版局终于陆续地建立起来了。

　　经国务院决定，版权与新闻出版管理机构设在一起，称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为给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领导班子增加一名副职并增设一名秘书长，我于1987年4月4日给中组部连尹(时任中组部党政干部局局长)并何勇(时任中组部副部长)写信请示，并传达几位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信中说：“3月17日，乔木、启立、力群同志同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负责人谈新闻出版署的工作。当谈到新闻出版署比国家出版局增加了报纸、期刊的管理工作，又有国家版权局的建制，在署的领导班子中需要为国家版权局增加一名职数时，乔木同志说：这个道理容易说清。版权局麻烦很多。参加国际版权公约后，工作量更大，不胜其烦，非常繁重。国内版权纠纷也管不胜管。版权局的任务，与新闻出版署完全是两回事。版权法，如果国务院法制局审议通过，就要提交人大常委会。争议可能不大。通过之后，工作量很大，要有准备。”

　　中组部对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领导班子增加职数的意见给予理解和支持，同意配备一正五副。另增设秘书长一人(进党组)。这“一正五副”的配备，从署到总署，一直延续至今。这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但这又是尊重和采纳了胡乔木的意见。

　　七、高校编辑出版专业设置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胡乔木对新闻出版在职人员培训和新人培养一贯高度重视，对高校创办编辑出版专业更是关怀备至。1984年6月7日给教育部负责人黄辛白打电话，提出：要在大学中文系建立编辑专业，可在北大、复旦两所大学试办。经教育部高教司出面会商，拟先在北大、复旦、南开三校试办。对教育部7月23日送去的《关于筹办编辑专业的报告》，胡乔木于7月25日亲自复信，表示同意。

　　胡乔木的复信首先说“编辑学在中国确无此种书籍”，但又指出“编辑之为学，非一般基础课学得好即能胜任”。他细心地选择中国古代与当代以及外国“近似编辑回忆编辑经验一类的书籍”，并且逐一列出，提供给筹办者参考。他对编辑出版专业的课程设置也有考虑。信中说，“我还建议编辑专业应设辞书学、目录学、校勘学(中国就有这两类的书)，编辑、标题、注释、摘要、插图、索引等的研究和试验，印刷、出版、发行知识等科目。”他建议，“找周振甫、吕叔湘、萧乾、杨宪益、叶君健、张志公(以上只是随意举例)诸先生，以及一些有定评的刊物、丛书辞书、年鉴的编辑，一定会提出许多具体的指示，使艰难的第一步便于成行。”他深情地表示，“为促成这个专业(或编辑、新闻专业)的诞生，我宁愿不惮烦言。”

　　截至2010年初，全国已有62所高校设置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编辑出版专业人才。我这样想，如果没有胡乔木的倡导与推动，没有教育部的理解与支持，只按设置专业对学科状况的“条条框框”要求，编辑出版专业二十六年前在普通高校是难以建立起来的。

　　顺便提及，在胡乔木关怀下，在1980年开始的新闻专业与出版编辑专业高级职称(职务)评定，在整顿中也曾因被认为“新闻无学”、“出版无学”而险遭取消，由于主管部门的争取和胡乔木的支持，又有学科建设成就的支撑，才得以延续至今，成为稳定、提高、发展新闻、出版专业队伍的重要举措。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事业在发展中能够克服各种困难并取得巨大成就，是同胡乔木的支持与指导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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