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华民：稳增长必须依靠市场力量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接受本报专访

　　中国经济遭遇下行压力。截至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已连续五个季度增长放缓。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已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也启动了新一轮的刺激计划。温总理近日在湖北省考察并召开六省经济工作会议，再次强调“稳增长”。

　　此轮稳增长与上次有何明显差异?稳增长难度在哪里?如何与调结构结合?本报记者采访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华民教授。

　　华民认为，保增长必须依靠市场，政府要把创造就业机会放在首位，而不是GDP。

　　“稳增长”形势

　　本次是稳增长不是保增长

　　记者：此轮“稳增长”与上轮“4万亿”的差异在哪里?

　　华民：从外部环境来说，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突然爆发，谁也不知道这场危机有多严重，世界各国都没有准备好，反应都比较强烈。而今次，尽管世界经济危机还在深化，但基本见底，再坏也坏不到哪去，全球已做好准备。

　　从内部经济来讲，上次“保增长”政府手上的资源比较多，能够一下子拿出“4万亿元”来救市。而且，从2004年宏观经济调控到2008年，发改委手上积压了许多项目没有审批，2008年是个放闸的机会。而现在，许多建设项目还在建，新的项目还没规划好，不适宜再大规模投钱，因此不可能重复2008年的投资力度。

　　另外，国家的经济增长仍在可以预见、控制的范围，增长基本也就在8%上下浮动，政府没有必要用太大的动作来干扰市场运作，避免经济大起大落，所以本次是稳增长，而不是保增长。

　　记者：在投资、内需和出口三者之间，应该如何侧重?

　　华民：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主要还是侧重在投资上，靠投资来推动经济，出口一直是下降的，内部需求是疲软的，消费是不足的。而投资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政府的基建投资，二是房地产投资。如今，基建投资遇到一些麻烦;房地产这个投资渠道几乎也被堵死。可以预见，单靠投资来保障国家经济增长困难重重。这些投资中一些与居民消费、出口是脱节的，许多是非生产性的，是收不回投资的，甚至大量投资流向存量部门，而不是流量部门。譬如房地产，钱投进去，把现金吸收掉，变成一堆“砖头”，不会创造现金流量和就业机会，这种投资是不可持续的。

　　“稳增长”靠什么?

　　投资内需乏力只能靠出口

　　记者：投资不可持续，是否意味着将更多转向拉动内需?

　　华民：消费也不容乐观。消费不是政府刺激出来的，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需要投资、就业、收入增长作保障。政府也不可能动员企业加工资来促进消费，加工资只会迫使市场竞争性的企业选择减员，甚至倒闭。到最后，能够加工资的只有大型国企、垄断企业，他们可以通过成本提高、产品价格提高，让消费者来承担工资上涨的成本。

　　大量民营的、参与国际竞争的企业，其产品价格是国际市场竞争的结果。你的产品价格高了，你的出口地位就被价格更低的国家替代掉了。因此，希望通过加工资，刺激内需来稳定增长也很困难。我认为，可靠的稳增长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出口，没有其他办法。

　　记者：我们国家有九亿农民，这不是一个巨大的内需群体吗?

　　华民：有人总是说我国有十三多亿人口、九亿农民，有大量的市场内需，我问你：农民有内需吗?农民一直处于半自给自足状态，不易产生太多的消费行为。政府给农民的种田补贴，他们也拿来建房子，结果又把流量变成了存量。当然农民工进城，情形就不一样了，吃喝拉撒都得自己买，消费就起来了。

　　一直有人说拉动内需来推动刺激经济，其实也要辩证看待。美国经济学家W·罗斯托早就说过，人均收入超过某个数量级、经济增长到群众大规模消费阶段时，才会有内需。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经验证明，在工业化早期，人均收入低于5000美元甚至更高水平时，都是采取出口导向、追求贸易顺差的经济政策。我们这几年一直把目光盯在内需上，我认为先要通过出口，工业化、城市化，农民变成市民，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内需自然就跟上来了。因此，在下一步的稳增长过程中，还是要重新把出口提高到战略性地位。

　　“稳增长”与调结构

　　调结构要更重视市场力量

　　记者：稳增长与调结构结合才能有效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变?

　　华民：调结构要更重视市场力量。如果单纯采用行政力量来调结构，只能通过关闭低端产业来相对提高高端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这种做法会造成更多的失业，乃至经济衰退。

　　要促进社会经济结构调整，政府可以做两件事，一是投入研发，培养知识分子，二是发展教育，为未来经济发展多准备工程师人才。

　　记者：稳增长与保增长都一样，增长是主旋律，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哪里?

　　华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两个方面，第一，从体制角度来说，要以市场为本，政府要放松管制，让企业家放手去干;第二，从增长的逻辑来看，一定是外贸推动，出口推动。究竟是市场为本，还是政治为本;是出口为本，还是搞内需，这两种选择将决定中国的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

　　记者：全球视野下，各国政府都不可避免要对经济进行管理，或者说干预，他们的经验对我国的实践有什么可借鉴之处?

　　华民：全球经济增长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市场导向与政府导向。这里要说明的是，计划经济不属于政府导向，是政府控制、管制经济。英美等国家，一般采取市场导向，像美国就是小政府大市场，而法国、日本等，有政府导向，都有产业政策，法国还搞过计划经济、公有制，雷诺汽车以前还是公营的，后来才慢慢改掉。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失败，与政府导向有关，对外的贸易政策是对的，对内的政策是错误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究竟是“政府为本、市场为用”，还是“市场为本、政府为用”，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处理得不好。

　　“稳增长”的政府定位

　　把创造就业机会放在首位

　　记者：“市场为本、政府为用”，说明政府也应该有所作为。那么，对未来经济发展我们的政府要如何作为呢?

　　华民：政府还是要把创造就业机会放在首位。在欧洲、美国，社会发生问题都是因为老百姓失业了，因此政府首要的政策目标就是要提供就业机会。如何才能提供就业机会——炼钢、挖煤、造房子提供的就业机会多，还是做鞋子、袜子、服装?现在的情况是，就业机会不多，却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下岗的人，这种做法是不妥的。

　　此外，中国农民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城市经济结构的调整导致就业机会不足，土地细碎化耕种的小农经济又缺乏经济效率。即便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不仅很难带来他们的富有(因为补贴总是有限的)，反而会使得更多的农民丧失通过进城挣工资来增加其收入的积极性。反之，假如政府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并尽可能采取方便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那么情形就会完全不同。

　　所以，如果说政府要干点什么，就是要创造就业机会，而不只是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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