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也许提前给子女购买了住房,但未婚之前并未居住,不等于不能提前购买。为上学做准备也会提前购买,为退休做准备同样可能,为调动工作而准备等等的理由都与资产增值相结合成为了购买的理由,但却不一定是出租的理由。两头一挤的结果反而是在第二套住房政策的打压之下变成了房租价格的上涨。
减少了购买的能力与需求,就增加了租住的需求,减少了购买的能力反而压缩了出租的条件。政策的变动打破了长期的预期时,人们就会将储备房灵活的处理、以待时机,不敢做出长期的安排。
政府可以用行政政策来遏制一手房房价的过快上涨,可以约束开发商的销售行为,却无法控制这些空置在消费者、投资者个人手中的房产。有人将这个希望寄托于房产税的征收上,但全世界有哪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会向人民巨额的征收财产性税收呢?而中国的税收在全世界早已被称为是最重的之一了。我国的人均GDP却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可想而知不改变收入分配增加民众的收入,则任何方式都不会让民众受益的。
媒体在报道海南省你对空置房征收闲置税。但一个旅游为主的圣地岂会变成人口常住的地方?本来海南就是个调节南北温度资源差的地区,一年房产半年闲的情况是固有的特征,何来空置问题。那么旅游的淡季时,政府是否会对入住率较低的酒店征收闲置的税收呢?这岂不闹出个全球性的笑话吗?
用减税提高空置房的出租率是许多国家都有的,特别是二战之后的欧洲、美国一定期限内的短租等。而用加税的方式将空置房挤向市场的却几乎找不到成功的案例,加税的结果大约只会和限制二套房贷一样减少租赁市场的房源、加大税收向消费者的转移,最终表现在房租的进一步提升上。
大约只有中国才会出现这种仇富与不平的报复心理,让民众会支持与赞同政府对市场加税。岂不知任何税收都一定会传导到生活成本中,在非税对象的其他方面加重成本上升和价格的压力。
很希望中国的政府能像香港特区政府一样每年都公布一份这样的报告,既可以指导国家的宏观决策,又可以指导投资者的判断,并且可以指导市场中的消费。也免去了外行的媒体记者们辛苦的去做无用功,不但不能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并且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反而让媒体成了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