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历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教科书

　　柳斌杰：历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教科书——在《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和《中华史纲》出版座谈会上的讲话

　　(2012年7月30日)

　　江泽民同志提议编写出版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中国历史书，寄托了他对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深厚情感，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历史读物出版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江泽民同志在《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历代杰出的史学家们，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用丰富的体裁和浓重的笔墨，给我们留下了珍贵而又丰厚的史学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他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党政领导干部，需要自觉地学习历史。江泽民同志还高度关注中国历史的整理出版工作，在领导岗位上，曾经多次指示实施了许多重大史学出版工程;最近几年，他亲自组织整理出版我国机械、电子、能源等工业门类的发展史，探讨中国工业发展规律和工业化的历程，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江泽民同志这些战略性的思考，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历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教科书

　　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后人是在学习前人认识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历史活动的，每一代人都在学习历史，也在创造历史。历史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教科书。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自我更新的能力，历经五千多年而绵延不断，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系统，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优秀民族，也是一个特别重视记录历史和学习历史的民族。五千多年来，我们祖先利用甲骨、钟鼎、简帛、纸张等出版载体，完整地记录传承了连绵不断的中华文明史。中国古代很早就建立起专门的史官制度，“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修史治书者多是朝廷重臣，他们怀着以史为鉴的责任感，留下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唐代的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中国史家众多，灿若繁星。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之后，指出：“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继续不断，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上的。”中华民族的史学体裁也非常丰富，有《春秋》、《左传》为代表的编年史，也有西汉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二十四史”，有唐代杜佑《通典》为代表的典制史“十通”，也有宋代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为代表的纪事本末体，元、明、清三代对此都有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中华民族修史治书的优良传统，把修史、学史、用史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工作，调集全国力量整理、出版、点校《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等历史文献。即使十年动乱时期，这些重大出版工程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亲自领导下也照常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十分重视历史的传承。邓小平同志强调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他说：“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江泽民同志就党史、国史、军史出版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并经常要求干部学习历史，以求今日之用。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同志强调：“只有铭记历史，特别是铭记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中国革命史，才能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

　　在江泽民同志的关心指导下，今天问世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和《中华史纲》两部历史书，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地叙述了上自中国境内远古人类与文明起源，下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灭亡的历史。构架清晰，重点突出，知识丰富，体系完整，以简略的笔墨勾勒出中华文明的起源及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状况。较为广泛地吸收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对于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给予较多的关注，在分析朝代兴替的原因中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充分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底与严谨的治史态度。为广大党政干部、社会大众以及需要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知识以及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海内外读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普及教材。

　　二、历史传承是出版工作的基本职责

　　自古以来，出版的真谛就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今天的出版业还有宣传真理、普及科学、服务教育、资政育人的功能，但“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依然是出版人的基本职责。

　　历史是前人实践经验的沉淀，也是出版的成果，凝聚着前人的智慧。中国古代出版都以历史为主体，从周公到孔子，都把记录历史当成大事。他们懂得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方向，强信仰。观今必鉴古，无古不成今。西周时期的周公提出“殷鉴”思想，司马迁撰写《史记》，意在“述往事，思来者”，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中那些成败、兴衰、安危、正邪、荣辱、义利、廉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个人、民族、社会、国家均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学习历史了解和懂得这些历史经验，可以增强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历史的前进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大量的历史典籍的阅读，人们可以发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历经种种艰难困苦，却能始终保持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历史上那些生动精彩的人物故事，无不受到历史规律的支配。优秀传统文化潜移默化地传承着这些历史经验，延续文化的生命力，也就是延续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当代发展大势，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更加充满自信。

　　中国的历史是以爱国主义为主线的，爱国主义是取之不尽的精神力量。翻开中国的历史书，中华民族五千年不懈奋斗的历史画卷跃然纸上，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推动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百折不挠，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人类文明奇迹。深深扎根于祖国历史土壤之中的爱国主义，是历史读物中强大的情感力量，凝聚了中国人的信念，对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也是我们今天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中国古代出版以史为要，因而中国史书源远流长，种类繁多，卷帙浩繁，有正史、别史、杂史、稗史、野史之分，历朝历代都高度重视编撰史书，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不断开拓前进之路。当代中国出版始终把历史出版放在重要位置，先后实施了整理、点校“二十四史”、《清史稿》、《中华民国史》等重大出版工程，完整的历史典籍已经形成，一大批党史、国史、军史、创业史和改革开放史，如《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等一批重点工程也已相继完成;一大批地方史、行业史、断代史出版都取得了重大的成果，继承、发展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给子孙后代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三、历史图书出版要继承创新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也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我们有责任也有必要引导全党全社会树立科学的历史观，认真研究和学习历史，从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获取经验和智慧，增强观察和分析当代现实问题的能力，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引导我们的人民大众从史学中增强民族自信，发扬爱国主义传统，世世代代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因而，历史图书的出版是关系千秋万代的事业，必须要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不断继承和创新。落实江泽民同志的指示，对出版界来说，当前要在几个方面下工夫：

　　一是要在重点出版上下工夫。中国史书出版数量巨大，但完整、系统、全面性还不够，这要作为今后历史出版重点，加以突破。要充分发挥国家重点出版规划对历史读物出版的引领作用，依靠专家的力量，按照历史读物出版的规律，制定并实施系统科学的出版规划，形成脉络清晰的史书出版体系。要站在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突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挖掘和整理出版，形成一个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历史图书出版大体系，纵横互证，古今贯通，填空补齐，不留遗憾，准确记录和传承中华文明史。要筹划一批国家急需、对文化传承具有深远意义、填补空白的历史基础性工程。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加强政策引导，在出版基金、资源配置等方面，鼓励支持那些列入国家规划的重大历史工程项目，保证这些项目的出版。

　　二是要在普及教育上下工夫。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华历史文化产生浓厚兴趣，这是中华文化凝聚力和魅力之所在，也是我们加快普及工作的动力。因此，历史图书出版要创新普及的方法和思路，多出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群众爱读的历史读物，使文化典籍从学术的殿堂深入寻常百姓之家。大凡优秀的历史普及读物，无不是以史实准确、思想深刻、文字通俗生动，赢得广大读者的。老一辈史学家和出版工作者为我们作出了典范，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吴晗先生撰写的《朱元璋传》，以及中华书局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等，都是普及读物的经典之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出版发行机构应学习这些成功的范例。

　　三是要在历史成果的应用上下工夫。近代以来，随着安阳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经洞写经文书、居延汉晋简牍、湖南里耶秦简和北京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新史料的发现，把历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许多新成果、新发现相继问世，补正了以往史书记录的不足。出版工作者要跟踪历史研究新成果和考古新发现的进度，及时出版最新的史学学术成果，满足学者和读者的需要，还原历史的真实，丰富历史的内容。

　　四是要在科学性上下工夫。历史出版的科学性是以真实性、客观性、准确性为基本要素的。在当前学术浮躁、戏说成风的历史文化的不良风气中，出版历史图书更要强调科学性。重点出版项目要由著名专家学者主持，出版社要有专门的机构负责，根据学术规范和出版规律，潜心策划、扎实编辑，切实保证历史图书的学术水准和出版质量。要克服历史虚无主义，杜绝胡编乱造。文天祥在《正气歌》里，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看做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历史虚无主义者则与此相反，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幌子，不尊重历史事实，片面引用史料，任意打扮历史、假设历史、伪造历史、炒作历史，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艺术真实”的名义下，大做翻案文章，把戏说当历史，把虚构当史料，对于国家、民族十分有害，出版者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

　　五是要在对外交流上下工夫。要抓住国际社会了解和研究中华文明兴趣不断增加的有利时机，落实江泽民同志“要向世界介绍我国历史”的要求，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加大中国历史图书走出去的力度。要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华文明史，客观、历史地观察今日之中国。我们也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外来历史文化，吸收借鉴一切有利于我国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和优秀成果，立足国情、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中华文化包容、创新，始终立于世界文化发展的潮头，对人类文明作出大的贡献。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和《中华史纲》两部历史书，是在我国新闻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创作出版的精品力作。新闻出版部门有责任有义务做好两本书的出版、宣传、发行工作，使之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社科文献出版社作为我国社科学术出版领域的名社，一定要充分发挥在图书宣传推广方面的优势，制定周密的方案，利用多种渠道，把这两部书的出版发行译介推广工作抓紧抓实，让更多的读者从中受益，实现江泽民同志“高度重视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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