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国资委主任王勇：国企面临的挑战

　　王勇，掌管超过20万亿元央企资产的国资委主任，一直被外界视为“国务院各部委里最富有的掌门”。

　　然而，履新两年多，这位以低调著称的官员，极少接受媒体专访。他温和而低调，喜欢和基层员工握手，见到劳模不忘鞠上一躬。那个能够在“三聚氰胺”等敏感事件中废旧立新，做多说少的王勇一直没有变过。

　　也正是因为这种特质，在国资委主任的位置上，他被赋予了更多的期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加大，国企利润增长快速放缓，成本居高不下，中国的国企正在遭遇十年来罕见的寒流冲击。

　　为求缓解难题，酝酿中的《国资法》等方案都被排上日程。2012年6月，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15家央企2010年度审计结果，其中不乏收入分配失衡、私有化等风险问题，剑指内部管理。

　　面对这些严峻形势，国资委主任王勇强调，国企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是收入增速减缓和成本费用进一步提高。有些行业更是遭遇到需求下滑、成本上升的叠加。他认为，也是这些因素给国有企业带来了机遇。

　　“提升管理和苦练内功的时候到了!”王勇如是说。

　　《财经国家周刊》：2012年1-6月，包括央企和地方国企在内的国有企业经济出现了多年以来少有的严峻挑战，企业的利润出现了下降，请问如何应对?

　　王勇：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错综复杂。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剧烈变化，金融危机还在发展蔓延，地缘政治更趋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升温，国际市场竞争更趋激烈，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增长动力明显减弱，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较多。

　　除此之外，国内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仍很突出，出现了外部需求持续疲软、内需增长缓慢等多重因素叠加的状况。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容易被掩盖、被忽视的薄弱环节和深层次问题更加显露出来，对中央企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通过管理提升找出风险点、止住出血点，从管理中要效益、出质量，对继续保持中央企业生产经营平稳运行良好势头至关重要。

　　实践表明，宏观经济形势趋紧，正是企业加强管理，提升管理水平的有利时机，既对企业解决矛盾和问题形成倒逼压力，又为企业强化管理创造相对好的环境。同时，在这个时候进行管理变革，阻力和成本相对降低，变革的效果可能更好。一些中央企业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通过强化管理、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成功化危为机，实现新发展的成功案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当前开展管理提升活动对企业应对复杂形势、保持健康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通过强化管理来降低成本、提升效益，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十二五”期间，央企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什么?您刚才提到通过强化管理来降低成本，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差距主要在哪里?

　　王勇：中央企业“十二五”改革发展核心目标，概括起来就是“做强做优、世界一流”。这一目标是基于中央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立足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所提出来的。没有一流的管理就不会有一流的企业。

　　总的看，中央企业存在的差距是相当大的，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

　　在基础管理方面，总部高效管控能力薄弱，流程不顺、标准不一、信息不畅、集而不团、管而不控的现象普遍存在;

　　在管理创新方面，中央企业基本还处在模仿阶段，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在投资并购方面，一些中央企业花巨资收购项目或资产后，资源整合和有效管理力度不够，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没有得到有效提升。甚至有的企业规模扩大了，管理水平跟不上，带来较大的经营风险;

　　在管理信息化方面，世界一流企业整个业务流程都实行信息化管理，财务结算、业务办理已经实现全球联网运行。大多数中央企业尚未形成全集团统一、高效的管理信息系统，业务流程和控制活动上线水平低，存在大量信息孤岛，未能很好发挥信息化在经营管理上的支撑作用;

　　在国际化经营管理方面，跨国企业的跨国指数一般在50%以上，而中央企业跨国指数还比较低，在全球布局、整合全球资源、打造全球产业链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

　　与世界一流企业相比，我们不仅在规模、装备、技术等硬实力方面存在差距，在管理、品牌、人才等软实力方面差距更大。

　　《财经国家周刊》：您多次提到，今年是“十二五”时期承前启后的重要一年，也是中央企业进一步做强做优的关键时期。那么如何做强做优，国资委在提升管理方面有何打算?

　　王勇： “十二五”时期，中央企业要努力实现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发展方法从外延式向内涵式转变，发展手段从依赖数量的扩张向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是两个关键因素。

　　近年来，加强科技创新已经得到各方面高度重视，相比之下，加强管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显得更为突出。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必须建立在对管理坚持不懈的重视和强化上，企业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在管理上转型升级。

　　经过多年改革发展，中央企业的整体实力得到增强，管理水平得到提高，一批企业在生产规模、市场占有等方面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初步具备了与世界先进企业同台竞争的基础。但一些企业在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未带来效益和现金流同步增长，发展方式仍很粗放，治理模式、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运行机制、管控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企业发展需要。

　　中央企业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发挥引领和表率作用，必须把提升管理水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扎实抓好，常抓不懈，通过强化管理促进转型升级，真正走上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国企改革棋至中盘

　　国企改革有望进入“深水区”

　　2012 年艰难的全球经济形势，给国企盈利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其近期交出的上半年成绩单中，1-6月国企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198453.6亿元，同比增长11.1%，同期国企累计实现利润总额10203.8亿元，同比下降11.6%。

　　值得注意的是，这已经是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应交税费同比继续保持增长同时，利润连续五个月同比下降。与此同时，则是成本的快速攀升。业内人士认为，国企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些吃大锅饭、管理粗放、热衷大量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大量投资金融、房地产、商业等非主业的问题逐渐暴露。对于“共和国长子”——国有企业而言，这是坏的时刻，也可以成为好的改革时机。

　　国务院国资委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指出，经济的下行既对企业解决矛盾问题形成倒逼压力，又为企业强化管理创造相对好的环境。“这个时候进行管理变革，阻力和成本相对降低，变革的效果可能更好。”

　　紧急“止血”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发现，国企今年以来盈利的急剧下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放缓和成本侵蚀。

　　对比国企上半年盈利状况的数据可以看出，国企成本费用总额为189200.6亿元，同比增长12.8%，营业总收入接近198453.6亿元，其中营业成本同比增长12.5%，财务费用同比增长43.1%。国企的利润几乎被成本的大幅度上升侵蚀殆尽。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只有2.8%。

　　财税专家安体富指出，管理成本尤其财务成本上升的背后，一定程度上存在国企“三公”成本、高管职务消费成本，办公楼、办公设施等成本的增加，还应该包括高额的工资薪酬。

　　成本飙升的同时，国内需求疲弱的态势，特别是房地产调控政策和铁路等基础设施新建项目投资增速回落，导致国企诸多行业产能过剩矛盾凸显，高成本、低效益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扭转。

　　有市场人士估算，央企现有28万亿元的总资产，但2011年的净利润不到1万亿元，剔除息税后的总资产回报率只有约3.2%，还不及银行1年期基准存款利率3.25%高。此外，国企还能获得税收、信贷、资源租等显性和隐性的补贴。国企到底有没有赚钱尚存在争议。

　　国资委曾经将中央企业的经营业绩与同行业世界一流企业进行了详细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央企当前在管理上同世界一流企业差距很大，特别是基础管理方面总部高效管控能力薄弱，“集而不团、管而不控的现象普遍存在”。国资委内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告诉记者，近十年来国企内部的改革一直在进行，而真正敏感的体制改革却鲜有动作。“此次管理层面的完善，改变的也只是国企机制方面的问题。”

　　倒逼改革下半场

　　国企改革注定将成为中国未来20年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议题。2012年以来，这已经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有70次提及改革，并将“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列为今年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

　　中国从1979年开始探索国有企业改革，最初以经营为突破口，利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探索国企的经营权改革，实行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随后衍生到承包租赁。但这条路走得并不太成功。

　　直至1990年代初期，开始研究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研究所有制，提出了把股份制作为改革的方向。随着各项文件及配套措施的出台，中国的国企改革从此走上了正轨。

　　经历了市场化改革的国企，垄断难题依然没有解决。虽然国企的资产扩张赶不上同期的中国经济增长，但垄断的领域却不少，几乎垄断了全部的原油、天然气和乙烯生产，垄断了全部的基础电信服务和大部分增值服务，垄断了铁路行业，控制了发电、煤炭、高附加值钢铁生产等基础实业领域。

　　就资产来看，2002-2011年，直属国务院国资委的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如加上地方和部委的各类国企，不完全估算，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总额达100万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在金融领域，国有资产总额已高达150万亿元人民币。在安邦咨询高级研究员贺军看来，上半场的国企改革解决的是国企的机制问题，从计划经济状态下“解放”，推动国企像企业一样参与市场活动。在上半场的国企改革完成后，改革中留下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都从改革中受益。

　　“目前的国企改革就像一场篮球赛，进入到中场休息阶段，观众还等着看下半场呢，裁判和运动员却都不想干了。”安邦咨询董事长陈功形象地比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说，现有国有企业的主体是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管理的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由于改革难度比较大，就搁置下来了。

　　还有一个原因，是客观环境的变化。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期，很多企业包括国企的盈利状况比较好，“日子好过了压力就小了，压力小了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了。”

　　“下一步我们必须主动削减国有部门的规模，这样才能更快地减少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市场竞争的不平等，才能更顺利地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模式。”张文魁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

　　踢破垄断“玻璃门”

　　引起决策层高度关注的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正在成为过去式，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资本积累太高，导致了严重的结构失衡，技术和管理的直接引进和复制拷贝的空间也大为收缩，未来必须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模式。

　　在这样的模式下，需要更多地依赖内生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一个富有活力、效率日益提高的企业部门是关键，而要实现这些，一条路径是在让国企成长的同时，也让民营企业实现共同增长甚至超越式增长。

　　张文魁指出，改革是有特定含义的，国企改革，一个是产权改革，一个是身份制度改革。新一轮国有部门的改造，应该实现国有部门的显著收缩，这主要应该通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来实现。扩大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对当前经济“稳增长”的目标有直接的积极作用。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社会利润总额下降1.6%。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下降9.9%，外资港资台资企业下降13.2%，但是民营企业增长20.6%。

　　前述国资委专家指出，要继续推进国企改制和市场化改革，将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母公司改制成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应是国企改革下一步的方向，但目前还没有破题。

　　“国民经济对内进一步向民营企业开放产业、开放股权，通过企业改制引入民营资本，引入更灵活的市场机制。”该人士说。

　　当然，改革必将面临诸多的阻力。比如一些大的央企搞股份制改革，治理结构的改革，可能涉及一些敏感问题。股份制改革，央企引进谁做战略投资者是个难题，引进跨国公司，可能太敏感了，控股肯定不行，如果给5%或者10%的股份，外资又不感兴趣;让民营企业来，又觉得实力不够强大。

　　公司治理改革也比较敏感，比如高管实行职员化，跟现在的党管干部可能是有冲突的，这也是个棘手的问题。

　　在张文魁看来，如果改革，该支付的改革成本就要支付，所谓的花钱买新机制。

　　比如转换制度身份、剥离一些办社会的职能、社保并轨等，肯定要支付费用，这个靠财政，包括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都应该支付，花钱要能买来新机制，如果买新机制，一定要花钱。如果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目前央企在公司制度的改革上有所突破，有三十多家央企在实行董事会的试点，宝钢，神华等都在做，董事会甚至引入了外部董事。

　　“真正董事会的改革，还是要以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改造为基础，这样才能解决可持续性和可普遍推广的问题，这个未来可以成为一种趋势和模式。”张文魁说，“改革是在捅马蜂窝，但是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改革，过一天算一天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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