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中：要高度重视财富格差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经济所副所长、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王振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第六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与创新论坛)的主题演讲

　　我给大家提供一个论文叫要高度重视财富格差的问题。邹东涛教授肯定喜欢这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问题。我们研究经济学的目的也是要改变世界，那么对于这段话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萨缪尔逊对马克思这段话的评价是，“马克思在26岁时所说的这段话被选用他在伦敦海格特公墓的墓碑。但是，这段话也可以用来作为一切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名家的座右铭。”奥巴马靠改变口号赢得了总统的席位，青年人欣赏的乔布斯讲了一句话，人活着就是要改变世界。这次伦敦奥运会又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印象，在这次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其中有这么一句解说词，任何一个国家都发生过革命，但他们改变了只是自己，只有英国的革命它改变了整个世界。这句解说词我觉得分量是非常重的。最近CCTV天天给我们讲伦敦奥运会，我觉得没有好好总结。这次伦敦奥运会改变了什么?谁说奥运会的火炬只准高高在头上，我就叫你俯视看，谁说火炬不能灭，谁说火炬不能移动，204个国家。我们就追求参加人越多越好，而这次伦敦奥运会就实现所有国家都有女运动员参加，实现了一百多年以来的人人平等。

　　对中国人来讲，我们要改变什么?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改变的动力是永远不灭的，对于中国经济学家来讲，就是要改变中国“三不”现象的11个问题。“三不”现象指的就是中国经济发展依然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这里有11个问题。在11个问题里面，应该引起高度关注的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我在这篇文章里试图用财富格差的理论谈一点看法。“格差”是刘锋在博士后论文中提出来的，格差是日本社会特有的社会科学用语。问题在于格，日本最具代表性的辞典《广辞苑》第六版中，对于格有两种解释，一是规矩、规定、法则、规则和做法，二是身份、地位和等级。如果使用格差，应该是第二种解释中的身份、地位和等级的意思。

　　这种解释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为我们在分析收入分配或财富分配问题时都习惯使用差距一词，但这词只是表明收入之间的数量差别与多少，并没有表明与此收入水平相对应的社会地位和等级。显然在分析阶级社会里的或在阶层社会里的收入分配或财富分配问题时，如果仅仅习惯使用差距一词，不仅会盐基收入或财富分配问题的实质，而且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所以我今后就要使用刘博士给我们引进的格差这个理念。

　　有关资料披露，中国富豪多半财富都来自房地产，这个现象很值得我们思考。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确实引用过威廉·配弟的一句话“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我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是怎样对待财富之父和财富之母的呢?

　　据统计，由于彻底取消农业税和各种收费，结束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每年减轻农民负担超过1335亿元。但是仅仅2009年和2010年这两年的土地出让金就达4.2万亿元,是每年减轻农民负担1335亿元的31.46倍。2010年农民是67414万人,纯收入总计约等于4万亿元,也就是说,仅仅这两年的土地出让金几乎就相当于2010年农民的全年纯收入。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274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但是仅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的规模就是农村贫困总规模的78.94倍。“十一五”期间,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为832亿元,而2010年的土地出让金的规模却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的32.45倍。由此可以看出，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把农民获得土地增值的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堵塞了。因此，在征用农村集体土地的问题上，在农民参与土地增值的收益分配方面，我们的政策急需调整，核心是集体土地合理溢价应与农民分享。如果既存的发展方式构成了对农民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严重损害或潜在威胁，那是很难持续的。

　　事实也是如此，对于“原罪”问题我们可以装聋卖傻，但是面对“各个阶级如何瓜分它们共同创造的社会产品”却是容不得半点马虎。正如一位国外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科学在分配法则上的错误对生产的有害影响，比生产理论本身的有害影响还要大。只要人们普遍相信产品是按照一种不公平的原则分配时，在那些维护自我利益的人们之间，产业就会失去成效。如果人们普遍接受这样的一般信条，即社会进化是在不公正的方向下发展——即分配已经剥夺了工人的利益，并且从今以后还会变本加厉地剥夺他们——则就没有力量可以阻止用暴力推翻社会秩序的趋势。当前阿拉伯世界的动乱就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里所指出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十一大问题，其中突出的是“社会矛盾明显增多”，其实这一问题是与在财富格差中处于底层的草根群体状态紧密相连的。

　　2011年《中国日报》曾公布了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对4224人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问道，你是否属于草根这一问题时,56.6%的人做了肯定的回答。在被调查者描述草根的7个特征时，有三点较为突出：其一72.5%认为是处于社会底层，其二72.4%认为是属于弱势群体，其三67.9%认为是没有权势。

　　从这3个特征中，可以反映出草根群体基本上被认为是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权势的弱势群体。我们注意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富格差日益演变，草根群体产生的焦虑不安、愤怒甚至怨恨也随之增长。重要原因就是社会阶层之间的机会格差和结果格差日益扩大，其中财富格差就属于结果格差。

　　由此会在社会中产生三种不同的效应:：

　　第一，某些农村的草根群体充满失望感，因为户籍制度使通往城市大门的缝隙很小，以至于出现了“有的中国在北京，有的中国在上海，但大多数的中国在河南的梁庄”的呐喊。

　　第二，某些城市的草根群体充满失落感，因为各种腐败行为使他们上升的希望不时处于破灭。伴随着富几代的延续，穷几代的现象依然固化。

　　第三，某些政府官员面对草根群体的诉求充满失控感，因为他们缺乏处理各种危机的能力和合乎正义原则的法律依据。

　　可想而知,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缓解财富格差问题，整个社会就会充满了不安的气氛，不仅是富人，草根也是如此。长久下去，我们很难说可以避免重蹈法国人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描述过的历史覆辙。现在京城的高官和京城的知识分子都在读这本书。

　　因此，使我们国家成为一个公平的、正义的社会，使每一个人生活都有保障，不仅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理想，而且应该是我们政策实施的着力点。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