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珠三角：能否打开一扇透视中国的未来之窗

    科学发展、经济转型、改善民生、社会和谐……在“十一五”成绩斐然、“十二五”规划即将开启之际，中国人对未来有着更为美好的憧憬。外界有评论认为，“十二五”时期，将是中国的又一次“华丽转身”。

    在包括珠三角地区在内的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憧憬中的一部分，在当地政府的推动、民间的参与、企业的努力下，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当然，在这样一个迈向美好未来的过程中，也少不了暂时的迷茫和转型的阵痛。

    在过去30年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锋的珠三角地区，为“中国制造”奠定了全球竞争力的基础。同时，在全球金融危机、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和环境资源承载力的多重压力下，珠三角也被逼至产业升级的拐角。

    与此同时，伴随个人财富的累积，珠三角已迅速崛起一个庞大的新兴中产阶层。这一阶层的出现，对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要求更加迫切。

    新的经济、社会转型趋势，形成一股倒逼改革的力量。

    “珠三角目前面临的转型问题，粗看是广东的问题，细看是整个中国未来的问题。”有观察家评论说。

    乐观者看到，一些“新经济体”的气质特征正在珠三角逐渐显化：2009年，深圳华为公司合同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与华为同城的平安保险、招商银行、腾讯等紧随其后，让中国在“低端制造”之外，真正拥有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一流企业。

    与香港一关之隔的深圳，此时正在一个叫“前海”的地方谋划更高远的未来。决策者希望借助“香港的政策+深圳的土地”这样一种全新模式，将该地建设成为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高地，为珠三角乃至整个中国谋求在全球金融体系中更大的话语权。

    毫无疑问，如能在这场转型中控制上述制高点，珠三角引擎必将重新升级。或如一些学者所畅想的，实现“一体化”后的大珠三角，将成为“环南中国海经济圈的轴心”、“东南亚区域经济板块的CBD”乃至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新势力”。

    再造珠三角的转型试验，能打开一扇透视中国的未来之窗吗？   

    改革的“思想探索”

    持续的经济改革能否最终推向政治体制改革？广东正试图通过“再造珠三角”，提供一条试验路径

    财经国家周刊报道 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洲正在聚集越来越多的改革资源和力量。 

    2010年国庆前夕，在广州召开的“广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路径”专家与省长座谈会，又请到两位以“改革”见长、且在中国有影响的智囊型人物：一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另一位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

    刘世锦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宏观调节和产业经济三大部门任职，长期参与中央制定相关政策的调研工作；周其仁精通土地产权制度问题，主要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中长期背景研究。

    座谈会由广东省省长黄华华主持，朱小丹等4位副省长及政府各职能部门一把手悉数出席。

    自从2008年5月广东推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双转移”战略以来，像这样的座谈会几乎每月一次，从未间断。这项名曰“广东学习论坛”的领导干部培训计划，更像是一场思想盛宴，但凡在中国谈“改革”、“转型”问题出名的政府智库型专家学者，都被奉为上宾，请来为广东转型“把脉问诊”。

    当然，也不排斥“洋顾问”，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就曾表示，最喜欢看的书之一，是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

    背景链接：

    2008年5月，在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主导下，连续5个月“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最后成果，集中汇集于《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及8个配套文件中，被概括为“双转移”战略。

    “双转移”是广东省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和欠发达的东西两翼、粤北山区之间的一种产业和人力资源的双向交流。具体是指珠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后者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就地向二三产业转移，或向珠三角发达地区转移。其目的在于实现当年邓小平的设想，即“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双转移”推出7个月后，借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准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以下简称《珠纲要》），将珠三角发展规划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为珠三角定位指明方向：“科学发展模式试验区、深化改革先行区、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这是中央对珠三角未来的期望，也是指导后者的行动纲领。

 
    与以往不同，2010年国庆前夕的这次“专家与省长座谈会”推出了“升级版”——广东省政府决策咨询顾问委员会在当天宣布成立。该顾问委员会至今已吸纳130名成员，除刘世锦和周其仁外，还包括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农办主任陈锡文，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等。

    “广东目前正处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要实现科学发展，更迫切需要借用外脑的智慧和专长”。省长黄华华向与会专家表示。

    座谈会上，黄华华就广东的“转型路径”提出五问：

    一是如何实现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切实增强广东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二是如何抓住国际产业布局重构之机，加快提升产业层次；三是如何更有效地推进广东与港澳、台湾地区和东盟等区域经济合作；四是如何破解广东可持续发展中资源环境的制约；五是如何进一步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地区、城乡和群体之间贫富差距，提升广东人民幸福指数。

    一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专家一语中的：“这五个问题，粗看是广东的问题，细看是整个中国的问题。”   

    临界点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原本也在此次座谈会邀请之列。但二者因故未能出席。

    吴敬琏一直关注珠三角“转型”战略。他与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有过两次公开会面。

    第一次是2008年5月。吴敬琏受邀作题为“广东发展转型的机遇与挑战”的演讲。演讲前一天，汪洋与其单独会面，“深谈3个多小时”。

    针对广东“双转移”战略，吴的建议是“最好还是鼓励就地升级，而不是把现有的整个企业弄掉”，此外，吴还建议对制造业集中的地方，要延伸产业链，增加附加值，形成“微笑曲线”。

    正是在这次会谈后，常挂在广东官员嘴边的“腾笼换鸟”，又有了两点补充，即“扩笼壮鸟”和“筑笼引鸟”。

    此后的官方文件中，也总是会在“双转移”后头缀上“双提升”(提升产业竞争力和自我创新能力)和“双破解”(破解产业转型升级和综合竞争力提高难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难题)，并强调“三促进一保持”(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立现代产业体系,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吴敬琏与汪洋的第二次会面是在2010年全国两会前后。先是吴敬琏与陈清泰到广东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调研，“深入广州、深圳、东莞等地，先后走访16家企业，召开7场座谈会”。随后，汪洋与调研组在北京交流意见。

    吴敬琏调研组认为，广东当前正处于发展转型的“临界点”，社会各界已经普遍意识到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必要性，原有加工制造业已开始向产业链高端提升，在一些领域已经具备创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条件。但是“要特别注意防止传统发展模式的复归，避免产业转型升级变成低端产业的新一轮扩张”。

    知情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透露，会谈中，吴敬琏点名表扬了几家转型升级做得比较好的广东企业，建议政府在电子信息、电动汽车、平板显示和半导体照明等领域加强研究和规划，因为“产生新兴产业集群的希望很大”。

    汪洋听了很兴奋，当即表示要围绕重点新兴产业加强干部培训，制订技术路线图和工作路线图，并在适当时候建立专门推动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的领导机制，“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

    两年时间过去，吴敬琏对汪洋及广东“双转移”的评价也逐渐发生变化。

    2008年底，吴敬琏曾批评说：“广东一些地方政府错误地以为劳动密集的就是低级产业，资本密集的才是高级产业，产业升级就是用行政手段把低级产业逼走，腾出土地给高级产业，殊不知产业升级是指扩大和提升附加值。”

    2010年8月，吴敬琏曾在上海和无锡作过两场演讲，谈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问题。期间曾两度盛赞广东转型：一次是说广东采纳了他们提出的电子信息、电动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目前执行力度“比较不错”；另一次是说广东重视教育，尤其是筹建南方科技大学之举，是从长远角度、即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考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手笔“非常的令人鼓舞”。

   转型蓄势

    国庆前夕，社会各界自发组织的对广东“双转移”两年来阶段性成果的“验收”，陆续多了起来。

    9月下旬，广东当地媒体推出了一份《珠三角经济转型媒体调研报告》。调研组用了1个月的时间在珠三角8个城市广发问卷，“以民意为杠杆进行珠三角经济转型测评。”

    这份调研报告给出的结论是：“超七成企业认为现在适合转型”，“企业所面临转型压力主要来自市场，政策压力要小很多”；受访的企业家和学者认为，转型环境支撑因素并不理想，缺乏人才是头号问题。

    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和标准化研究院则通过一个叫“组织机构代码”的概念，管窥到实施两年多的“双转移”战略目前“已初显成效”。调研者的逻辑是，一个地区的组织机构数量越多,就代表其经济发展越有活力、规模越大。

    通过观察发现，从2007年到2010年,广东在组织机构的绝对数量上,无论是珠三角、东西两翼地区,还是山区,都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2010年与2007年相比,珠三角地区增幅26.2%，西翼和山区的组织机构数量增幅分别为22.5%、21.8%,也都超过了20%；只有东翼地区增幅相对偏低，为16.1%。这些组织机构代码的变动间接说明，“双转移”战略的影响正在逐渐凸显。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东莞采访时获得的资料也部分印证这一现象。据官方提供的数据，2009年，东莞全市加工贸易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是上年的16.5倍；而2009年由过去没有法人资格的来料加工“车间”“转正”注册为三资企业的，是2008年的2.6倍。这些均被当地官员宣示为转型的成绩。

    两年前，对“双转移”的各种质疑曾逼得地方官员们“多做少说”，或“只做不说”。现在，他们也能理直气壮地拿出一些具体数字。

    广东省副省长刘昆在9月下旬的一个招商推介会上说：截至今年上半年，广东全省34个产业转移园累计签订正式投资协议项目1850个，协议总投资额达到3700亿元；广东省经信委副巡视员孙生则说，上半年34个园区内企业实现产值695.65亿元，税收4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2.5%和75.6%。结论是“产业转移工业园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增长极”。

    但有市场分析人士则认为，广东的“经济增长模式存在强大的惯性”：根据广东省统计局的最新统计，今年1~8月，广东工业投资虽然完成了2827.21亿元，增长了18.6%，且增速比上半年加快6.3个百分点，但领跑的仍是传统制造业，饮料、烟草、造纸等产业（增速均在60%以上）。“产业结构升级之路任重道远。”

    大多数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广东省人士倾向于认为：要看到实质性的转型效果尚需时日。一位经济学者认为：仅就现阶段而言，“双转移”推动下的转型，发挥的主要还是“投资拉动效应”。

    官方资料显示，“双转移”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投资计划：从2008年到2012年，广东全省安排产业转移资金400亿元（此外还通过电力优惠减少90多亿元，合计接近有500亿元）。这笔钱的用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投向产业园区的基础建设，“每年15亿元，东西两翼、粤北山区一个市1亿元”。

    此外，这部分政府投资将发挥杠杆效应，如上所述，广东全省2010年上半年针对产业转移园的协议总投资额达3700亿元。

    地方官员们认为，这是一种转型的“蓄势”。

    粤式政改

    9月6日，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庆祝大会之际，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辟出专版，以温家宝总理此前在深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为缘起，刊登题为《政治体制改革：未来特区新使命》4篇评论文章，讨论特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着力点问题。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在开篇文章中提出：“今天改革中出现的放权与收权的周期反复，行政体制紊乱造成的政策实施扭曲变形，以及垄断者的垄断和既得利益者的讨价还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步履蹒跚，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副产品。”“只有突破政治利益的刚性，才能实现经济利益关系的调整，才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其余三位作者是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巡视员、研究员王利文，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黄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高尚全。三人分别从党内民主制度建设、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公平正义角度，建议深圳先行先试，率先突破，为全国探索经验。

    与广东的媒体直言“政改”不同，广东的官员仍旧“只做不说”，深度推进“双转移”战略。

    数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的人士表示，从推进“双转移”的力度来看，已明显颠覆昔日广东省政府在人们心目中“无为”的印象。据此，有人认为，这可能正是“粤式政改”的逻辑：“以持续的经济改革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的反作用下倒逼政治机能作出回应”。

    “双转移”战略最终促成了广东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迈出了“破题”的一步；深圳、顺德的大部制改革，东莞的扩权强镇，也被认为是背后贯穿着一根趋同的逻辑线：“改革阻碍经济发展的政治体制部分”。

    在东莞，《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现实：东莞市下辖32个镇街，如果仅赋予镇一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则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审批权和执法权都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使。这意味着，32个镇街根本不能自主招商，更别谈招商效率、经济活力。因而，“扩权强镇”最初恰是应“招商”的需要而来。

    反过来，在东莞市引导产业转型升级、为“三来一补”企业转“三资”企业时，最大的阻力也来自于32个镇街形成的“诸侯经济”：了解内情的当地人告诉记者，“三来一补”企业大都没有法人资格和工商注册，不交税，只给镇街及村政府缴纳“工缴费”和地租；一旦转为有独立法人和工商登记注册的“三资”企业，则“工缴费”就要透明成税收，被市一级政府划走。

    这迫使东莞市不得不尝试又一项改革——在市一级政府和镇街、村政府之间“财税分成”。东莞市社科联主席王思煜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这项探索目前已在东莞下辖的长安镇和厚街镇试点开展。

    “转型最深层次的问题是利益协调。”王思煜说。

    佛山市委书记陈云贤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去年顺德大部制改革完成后，佛山市1市5区也在今年6月份完成了大部制改革。9月底，佛山将全部完成33个镇街的“简政强镇”改革工作，分步骤向基层放权。

    陈云贤说，大部制改革和简政强镇都是旨在缩短流程、提高行政审批效能。因此，“行政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以人为本，服务于企业和经济。”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研究员郭岱君博士认为，经济改革不只是政策的变化，也不只是换脑袋，经济改革最后是要制度化。

    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主编的《广东“双转移”战略——广东经济转型之路》一书中，同样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双转移战略不仅仅是产业或经济的问题”。

    “持续的经济改革能否最终推向政治体制改革？”广东省正在通过“双转移”、通过“再造珠三角”，提供一条试验路径。（记者 王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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