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珠三角：能否打开一扇透视中国的未来之窗(2)

 

    “新经济体”轮廓

    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的背后，一个“新经济体”的轮廓正逐渐清晰

 

    “世界工厂”珠三角正经历一场巨大的产业转型升级试验。人们期待着一种“内外兼修、自主创新和低碳环保”的“新经济体”能从这里诞生。“这个经济体的外部形态应该是一个‘微笑曲线’，嘴角上挂着掌控全球制造业制高点的自信。”有人描述说。    
    “新经济体”雏形

    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滥觞的背后，一个“新经济体”的轮廓正被反复勾勒。

    佛山市市委书记陈云贤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概括说，佛山正依稀呈现五种令人满意的转型路径：一是双转移、“腾笼换鸟”的路径；二是招进大项目、形成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兴产业集群的路径；三是科技进步、自主创新的路径；四是借助金融手段促进产业高地发展的路径；五是“四化（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和国际化）融合、智慧佛山”的路径。

    官方资料显示，“腾笼换鸟”后的佛山正在形成新的产业集群。南海区的罗村，大量的陶瓷产业转移后，引进30多家LED（半导体照明）企业，形成了灯饰会展业；台湾的奇美、国内的一汽大众以及液晶电视的第三代等高端制造业的代表项目也进驻佛山；目前落户佛山的世界500强企业超过47家，项目投资超过87个；国内的500强企业超过99家，项目超过167个。

    过去几年，佛山一直是珠三角经济的领跑者。2009年佛山GDP增长13.5%，人均GDP也率先突破了1.15万美元。在陈云贤看来，“佛山未来要继续领跑珠三角，就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9月28日，《广东省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正式印发给珠三角各市。《规划》认为，广东目前已具备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但与真正的“现代产业体系”尚存距离。《规划》提出“以培育广东现代产业500强项目和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抓手”，提升产业发展层次，实现“广东制造”向“广东创造”、“广东服务”转型。

    但广东省的学者们更倾向于用一种形象语言描述珠三角“新经济体”的特征：“多培育几个深圳华为、中兴这样的民营跨国公司。”

    1987年末，贵州人任正非在深圳蛇口的民房里创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008年，凭借1737条国际专利，华为公司成为全球专利权排名第一的公司；2009年，华为的合同销售额超过了300亿美元，财务结算的营收也超过了2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直逼全球第一宝座。与此同时，与华为同在深圳的中兴通讯公司，也在2009年成为全球第五大电信设备商。

    华为和中兴的成功，让珠三角乃至中国真正拥有了全球一流的跨国公司。某种意义上足以为珠三角的深度转型、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提供精神动力。毕竟，这两家公司算是当前珠三角产业升级最得意的代表作。

    此外，以新能源汽车引来全球广泛关注目光的比亚迪，以及“现今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腾讯，都成为人们勾勒珠三角新经济体印象特征不可或缺的元素。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曾指出，拥有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区域在全球产业格局中的竞争力。“以往中国跻身世界500强的企业中，大都是石油、银行这类资源型垄断性行业，说明不了问题；如果中国的高端制造业也能跨入世界500强行列，则是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标志。”

    憧憬与焦虑

    在广东采访期间，《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感受到，珠三角“新经济体”正不断带给人们憧憬和焦虑。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国务院原则批复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深圳全城市民欢欣鼓舞，认为这是继当年蛇口工业区之后的“深圳再出发”，目标直指“香港的政策+深圳的土地”、“特区中的特区”。更多的人则据此畅想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中国的“曼哈顿”，谋求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而另一些人则对新经济体的前途感到迷茫。

    在爆发专利申请热潮的东莞，一位长期从事专利技术和知识产权业务的律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根据中国《专利法》，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三种。第一种是最有含金量的，后两种“其实没太多价值”，“外观设计专利甚至不用经过实质审查，只要申请，外观稍微变一变，基本都可以获得授权”。

    这位律师说：“创新谈何容易？首先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其次是创新的成果能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至于要形成自主创新品牌，那又是更高一个层面的事了。”

    在东莞，昔日的玩具、服装等产业被视为“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转移”到韶关等地，LED（半导体照明）、太阳能光电版等电子产品制造业成为政府招商的新宠，一概被打上“高新技术产业”标签，并被视作“引进升级”。

    一位从事LED产业多年的东莞老板告诉记者，目前东莞有200多家LED生产企业，绝大部分都是在做产业链中下游的加工制造环节，仍然没有控制产业链上游的核心技术。

    “是不是换个产品就叫转型？”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疑问。

    2010年年初，经济学家吴敬琏在广东调研时也曾提醒：“要特别注意防止传统发展模式的复归，避免产业转型升级变成低端产业的新一轮扩张”。

    比之创新，外销转内销则是“压力更大的一种转型”。

    佛山市陶瓷协会一位不愿具名的女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过去陶瓷企业做外销，陶瓷运出去就可以放手不管了；一旦转做内销，就没那么轻松，要“放水养鱼”，投入重金铺设渠道不说，还要进行品牌维护和管理，操心费力，见效也非一时之功。

    佛山一家企业主也表达了转向内销的焦虑：“内外兼顾两条腿走路固然是好事。问题是，我的销售总监做惯了外单，如何做内单，比如搭建渠道、整体营销，不是他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

    与这位企业主的担忧一致，当地媒体曾就珠三角企业转型压力做过一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多企业认为，当前转型最大的困难是“缺乏人才”。

    正因如此，在珠三角企业转型向“内”的过程中，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内销渠道刚铺了一半，外单来了，就又掉头回去了。

    至少在佛山市陶瓷协会那位不便具名的女士看来是这样：转型到目前为止，让企业看到的“还只是投入，还没见到产出”。这位女士认为，转型给企业更多的是“危机意识”，“让企业认识到不转型就得死”。

 

    连锁反应

    无论如何，在“双转移”战略的推进下，产业转型升级正在引发连锁反应。

    一项统计显示：陶瓷企业大规模关停后，2008年底，佛山市南庄镇空气中二氧化硫日平均浓度下降66%，二氧化氮日平均浓度下降56%，可吸入颗粒物下降47.1%。这也是令佛山市委书记陈云贤最为欣慰的一点。

    但在9月初，东莞市沙田镇环保分局的一位副局长却难以欣慰。由于为企业排污开绿灯，这位查明涉案金额仅10万元的副局长被“双规”。东莞当地的几家报纸大都发了这条消息。

    一位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的广东省人士笑言：不只是在东莞，在推行“双转移”的整个珠三角，环保官员都成了“高危行业”。“过去一家企业可以拿50万元搞定污染，也可以拿5万元搞定环保局长。但现在不行了。”

    曾有媒体报道，广东推进“双转移”战略初期，部分产业转移给转入地带来新的生态环境压力。清远源潭工业园是珠三角陶瓷工业的一个大规模转移地，自2004年以来，园区内9座覆盖着茂密树林的山头被平整掉。从珠三角迁来的12家国内知名大型建材陶瓷企业落户此地后，“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硫，方圆10多公里范围内的群众受不了空气、水源污染而纷纷搬离。”

    污染的传递问题如果不解决，势必会成为“双转移”的硬伤。广东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目前无论是承接产业转入的粤西北地区，还是将产业转移出去的珠三角城市，都加强了对污染的“过滤”意识。韶关市政府政研室主任谢祥腾说：“高污染的企业我们一概不要，严禁入园。”佛山市委书记陈云贤则表示：佛山市迁出去的陶瓷企业在转移的同时，也在进行清洁技术改造。

    企业转型升级、产业转移搬迁，也为银行等金融机构带来了业务量的增长。广东发展银行董事长董建岳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时表示，他对转型的一个切身感受是，“这两年有关环保方面的贷款项目上升很快”，比如污水回收，污泥处理，等等。值得欣慰的是，这些看似没利润的项目“至今并未出现不良贷款率”。

    “转型”大局当前，银行在审核某些大客户资质时也比以往多了一根神经。董建岳清晰记得，有一次他应邀去参观一家废钢回炼企业。他早就知道这家企业实力很强，“很赚钱”，但是在看过“废钢回炉”的过程后，董建岳感到触目惊心：“跟原子弹爆炸一样，废钢上裹着的油漆、塑料等可燃物轰的一声变成了蘑菇云。”这笔贷款最终没有谈成。

    另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东莞银行，在转型的号召下，已开始着手对自身“转型”。

    2009年8月底，东莞银行在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开设了松山湖支行。这间银行只做一种业务，就是专门给科技型企业提供贷款，并且还推出了一项金融创新：面向科技型企业的商标、专利权质押贷款产品。

    这项“金融与科技联姻”创新之举的背景是：作为广东省科技金融结合试点的三个试点城市之一，2009年1月，东莞市提出的《东莞市科技金融试点工作方案》顺利通过专家论证，地方科技金融服务机构的筹建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有业内专家将其称之为“科技银行”，“实践证明。这是解决科技型企业资金需求的有效融资模式”。2009年1月，国内首批成立的两家科技银行在四川成都开业。

    另一个奇怪的反应发生在政府身上：一边要大力推进转型，一边又要咬牙忍住阵痛。

    东莞市财政局预算科副科长李树峰告诉记者，东莞市2008年财政收入增长12%，2009年增长10%，今年财政收入的预算目标是增长6%。“这个数字有两重含义：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体现，二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体现。”

    为应对转型带来的地方财政税收等各种压力，东莞市政府曾提出“四个忍得住”：忍得住暂时的阵痛，忍得住暂时速度的放缓，忍得住暂时收入的减少，忍得住社会的非议。此“四忍”深得省委书记汪洋赞赏。

    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也面临着转型带来的新课题。韶关市政府政研室主任谢祥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他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一项政策研究是“如何培育产业自身的配套环境”。“因为孤零零地引进一家企业不行，还要给他们做产业链上下游的配套，培育产业集群，否则留不住企业。”

    此外，产业承接地要面对的另一项挑战是土地违规案件的上升。一些市县急于承接转移，引进项目，在用地问题上未批先占，触犯刑律。此前有媒体报道，佛山市清新云龙陶瓷工业园违法占地被国土部“挂牌督办”，在建项目被叫停，企业损失巨大。（记者 王玉光）

 
   陶瓷镇“换鸟”记   

    作为昔日的“中国建材陶瓷第一镇”，佛山南庄镇如今留下的尽是“陶瓷碎片”。

    最高峰时，南庄镇建陶企业达到75家，自从2006年政府实施“三批”（关闭一批、提升一批、培植一批）”产业发展战略以来，南庄镇如今仅剩下13家陶瓷企业，且全部通过了广东省的“清洁生产”审核。

    搬走的陶瓷工厂和销售门店腾出大片土地，堆满了待拆的残墙、砖土和垃圾，被包围在一片房地产广告之中。

    在一片陶瓷废墟的对面，一家占地600亩的大型“环保建材城”已经崛起。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未来将是华南地区最大的环保建材集散地，且“销售网络辐射全国”。这是南庄镇“腾笼换鸟”的代表作品。

    官方统计显示，大规模关停并没有削弱南庄镇的陶瓷实力：2007年，75家陶瓷企业的总产值是177亿元；2009年，剩下的13家反而达到了118亿元的总产值。

    在南庄镇一家叫做“强辉”的陶瓷企业，《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看到，所谓“清洁生产”，就是在陶瓷生产线的末端安装几座喷淋式脱硫塔，用以中和尾气排放过程中的二氧化硫。粉尘，是陶瓷产业最大的污染物之一，强辉公司的解决办法是，在陶片出窑时过一遍冷水池。如此，既能降尘，又比之从前的“吹风散热”更为节能。

    强辉公司总经理助理阿娟告诉记者：建脱硫塔费用需要500万元，冷水池大概几十万，“加上七七八八的节能改造投入，这些年企业共花了3700万元”。阿娟坦言，以清洁生产为主题的转型升级，目前还没能给企业带来实际收益，“不过让公司更规范了。”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看到，在南庄镇的主干道上，路的两边到处是“强辉”的销售广告。同时，以展示、销售为主体功能的“陶瓷总部基地”四处盛行。在南庄镇及毗邻的石湾镇，记者就看到华夏陶瓷博览城、中国陶瓷总部基地、瓷海国际和中国陶瓷城4家业态雷同的陶瓷展销中心。

    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委员会委员何永庆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至2009年底，华夏陶瓷博览城、中国陶瓷总部基地、瓷海国际三大基地共进驻陶瓷营销中心1027家、总部124家。“初步形成陶机制造、国内高端陶瓷研发、设计、信息、展贸平台和后勤服务基地。”

    从外销转向内销，也是广东省为企业指引的一条转型路径。省委书记汪洋曾说，要为广东企业拓展内销渠道“站台”；省政府制定了“广货全国行”战略；珠三角各市热衷办展销会，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全国重点城市联合巡展，还与阿里巴巴签订合作协议，在网上交易平台设立广货专区。

    超级城市体的梦想与现实

    经过多年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珠三角经济地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穗、佛、深、莞率先出现同城化趋势，珠三角内部城市走向有机融合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国内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产业大转移，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从“积雪地带”向“阳光地带”迈进。

    “积雪地带”是经济发达但气候寒冷的美国北部及东北部地区，“阳光地带”则是美国南部及西南部地区，阳光充裕，但经济落后。

    为弥合“积雪地带”与“阳光地带”的经济裂缝，从肯尼迪时代到里根执政中期，美国政府采取措施推动产业转移。这造就了日后持续的繁荣：从1978年到1983年5年间，美国消费增长最快的25个城市中，有19个城市属于阳光地带各州。当今几个举世闻名的高科技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其中有4个在“阳光地带”，比如加州的“硅谷”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研究区”。

    如今，类似的故事正发生在中国南方的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最富有的地区之一，在2009年人均GDP即已逼近1万美元大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线的珠三角，在领衔中国经济快速发展30年后，开始“调头向内”，着力于解决内部发展平衡问题。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秘书长陈耀曾撰文认为，这种现象在“十二五”期间会集中出现，是新一轮的“沿海经济再造”。

    但广东的官员们却更愿意将其理解为一次“疗伤”行动：珠三角的GDP总量是粤北山区的5倍，是东西两翼的4倍；2007年，广东地区差异系数为0.77，全国是0.67。“热土”与“寒极”并存于珠三角内外，被官员们定义为广东多年不治的“内伤”。

    如何让“寒极”也变成“热土”，破解区域协调发展的难题？广东提出了一种新思路：用产业和劳动力的“双转移”冲破行政疆界、推动区域的联系、对接和一体化。

    8月下旬，一份旨在完成上述使命的《珠江三角洲城乡规划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正式出炉。规划提出，要在珠三角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基本公共服务、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五大方面进行一体化布局。   

    广佛同城“试管”

    2009年上半年，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们曾惊呼：“一个人口超过3000万、地区生产总值近2.5万亿元的超级城市体正在珠三角诞生。”经过多年高速工业化、城市化的推动，珠三角经济地理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穗佛深莞率先出现同城化趋势，珠三角内部城市走向有机融合。

    同年3月，广州与佛山签署《广佛同城化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并建立市长联席会议机制，确定2009年将重点推动52项工作。“广佛同城”由此成为官方推动珠三角一体化试验的一支“试管”。

    同城化的生活，对于广州和佛山的市民来说，其实早已开始。乘坐公交车穿梭于广州和佛山之间，不过20分钟，让人感觉不到是两座城市。

    按照预期，2010年11月3日广佛地铁将正式开通。广州和佛山的间距离将再次缩短。对“广佛同城”以及珠三角一体化规划来说，这都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步。

   “一级政府、一级事权是全国性原则，涉及政府架构改革、财税制度改革、事权再分配改革，谈何容易？”广东省政府一副厅长拿着《珠三角城乡规划一体化（2009-2020年）》，向记者感慨道

    2010年国庆前后，冲着地铁将通的利好，广佛同城地带的房价又遭遇一轮暴涨。最近几年，万科、中海等国内一线地产品牌公司大都进驻到这片同城化造就的热土。

    决策者希望在“广佛同城”的“试管”中看到怎样的化学试验？于2009年底出台的“全国首个跨区域综合规划”《广佛同城化发展规划（2009~2020年）》明确地列出了几个目标：在规划、交通和产业方面实现对接，以及联手保护环境，全面推动教育、医疗等城市公共事业领域的合作，力争“到2012年实现广佛基础设施一体化；到2020年实现广佛经济一体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同城化”。

    如今出炉的“珠三角五个一体化规划”，恰是以“广佛同城”为蓝本。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珠三角提出一体化规划有着诸多现实的背景。其中之一，剑指久被诟病的“产业同构”现象。

    过去多年，珠三角9座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肇庆、中山、江门、惠州）在产业布局上自然生长、各自为政。体现在招商上，常常是“明争暗斗”。就连今日已同气连根的广州和佛山，在未订立同城化“盟约”之前，也不能幸免。

    一位受访的广东省人士举了一个例子：珠三角地区许多城市都提出发展商贸、会展业，于是就沿着珠江两岸，建了几十个会展中心；东莞市下辖32个镇，“镇镇都有会展经济”，“有的两个会展中心之间相隔不过几里路”。

    目前，广东省知名的会展包括：广交会、深圳高交会、东莞国际电脑资讯产品博览会、顺德国际家电博览会和佛山建筑装饰陶瓷国际博览会，等等。在有了“一体化”概念之后，这些会展都会主动把时间错开，且在内容上互相补充，使得招商参展具有了规模效应。

    广州和佛山也不断深化互补发展：广州进行汽车制造整车生产，佛山则抓住机遇，发展下游汽车零配件产业集群。一条产业链，成为同城化的纽带。

    “珠三角五个一体化”规划出炉后，又进一步强化了内部9个城市“和而不同”的关系：东岸地区发展金融、物流、会展、信息服务、专业服务、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以及高技术产业，形成服务化、高端化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带；西岸地区发展汽车等优势传统产业，以及外包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形成自主化、集成化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带；珠三角沿海地区发展石油化工等先进制造业，以及商务休闲、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等现代服务业，形成规模化、集约化的临港产业带，适当布局发展现代农业。   

    “输出”型珠三角

    改变中心城市与腹地的关系，是珠三角一体化的另一用力方向。

    规划者的设想是，通过再造一个“扩散和输出”型的珠三角，改变以往中心城市过度“输入、吸引和聚集”腹地发展要素所造成的区域发展失衡状态。

    在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汪一洋主编的《广东“双转移”战略——广东经济转型之路》一书中，揭示了困扰珠三角竞争力提升的深层次问题：过去，珠三角9市是广东的绝对核心，与外围区域形成了明显的“核心边缘效应”，外围区域长期面临发展要素和发展机遇的流失，造成了珠三角与外围区域的巨大落差。

    一个现象是，过去珠三角有的地方存在发展的惯性和惰性，不善谋划转移和升级；有的地方有积极性，却囿于一城一域，没有腾换和回旋的空间。而珠三角以外的区域，长期处于失血状态，大多有空间，却没有产业。

    因而，广东提出用双转移冲破行政边界，推动区域的联系、对接和一体化，“重构一种中心与腹地的新型关系”，用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的方式推动产业扩散和输出，使中心城市真正产生带动力。

    资料显示，伴随珠三角中心城市产业扩散和输出能力的加强，广东各山区市县财政收入增速都超过了全省平均速度，珠三角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差距逐渐缩小。2009年1~5月，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广东全省经济增速明显回落，仅为5.8%；但粤东4市逆势上扬，GDP增速达到9.2%。

   韶关市主要承接东莞和中山等珠三角城市的产业转移。韶关市政府政研室主任谢祥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此前由于交通条件限制，韶关招进来的产业不多。但在双转移推动下，交通条件明显改善，进驻的产业不断增多。“这两年韶关一直保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如果单靠我们自身，实现不了这样的增长。”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种输出型的“超级城市体”再造试验如今已深刻影响到广东省官员的政绩考核。《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双转移”对地方官员提出了“人均GDP”的政绩考核指标后，一种“做大分子、做小分母”的“官场统计学”在广东开始流行。

    “分子”即GDP总量，可以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增加其收入的方式实现；“分母”即当地常住人口（居住6个月以上的），可以通过加大劳动力转移输送、减少常住人口实现。对于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来说，这项考核指标提供了一个赶超和缩小与珠三角差距的机遇——虽然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在GDP总量上还不能赶上或超过珠三角，但换作人均GDP却完全有可能。

    韶关市2009年被评为广东省双转移“双优”市，劳动力转移一向做得比较好。2010年上半年，韶关市完成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10836人，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50967人，其中就地就近转移就业29647人，转移到珠三角地区21320人。显然，人均GDP“分子”、“分母”的玄机，为韶关“双优”加分不少。

    为保证珠三角9市对粤东粤西粤北产业输出、扩散的积极性，新的考核办法还对9市官员提出了4项衡量工作成效的刚性指标：人均GDP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目标完成情况、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本市工业增加值比重下降情况以及共建产业转移园区情况。这4项考核，紧密地将珠三角中心与腹地城市政府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中国人民大学区域规划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可云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推动区域一体化，关键在于形成利益共同体”。但就目前而言，珠三角内部利益共同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将是广东省政府谋划破题的难点。

    可资佐证的是，在东莞调研时，《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发现，当地政府也曾试图建立干部双向交流机制，以达成产业转移两地的“利益共同体”，但效果并不理想。当地了解内情的人说：在对口帮扶的其他城市产业园内，虽然已有东莞市干部挂职，“但仅是挂名而已，产业园具体工作还是由所在地政府管理”。   

    突不破的“A计划”

    也有人对“五个一体化”设定的珠三角“超级城市体”框架不以为然，认为最大的缺陷在于“将香港排除在外”，“罔顾香港是珠三角城市群中心的事实”。

    深圳民间学者金心异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珠三角一体化规划充分体现了刻意强调以广州为区域中心，“重走A计划老路”。

    金心异所说的“A计划”，就是过去若干年，广东省政府一直把珠三角的城市格局或者说交通格局都描述成一个A字，顶端是广州，两边是广州-珠海和广州-深圳，中间一横是横跨珠江的虎门大桥。

    在金心异看来，A字形格局其实是一种行政本位主义的眼光：广州既然是省会，就应该也是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深圳和珠海是副中心。“从1992年开始，广东省的主政官员就梦寐以求实现A计划，但是做了快20年，A计划始终不成型，广州-珠海那条边始终若隐若现，形不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轴，没法和港深这边相提并论。”

    近年来，一些境外学者也曾提出类似的观点，认为香港应该成为珠三角城市群的“主角”。美国学者佛罗里达曾提出“香圳”的概念，认为“香港+深圳”将发展成为一个可与纽约、伦敦和东京并论的“世界都会区”。

    此观点深得深圳和香港两地人士赏识。2007年，香港特首曾荫权曾在施政报告中正式引用“港深都会”概念。深圳市委党校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谭刚还出版专著论述“港深都会”。

    但在广东省的珠三角一体化规划中，却并未吸纳这一概念。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蔡瀛提供的《珠江三角洲城乡规划一体化规划（2009~2020年）》全文中，《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看到的相关表述是：“建设广州、深圳世界城市，打造珠三角世界城市区域”。

    一个现实问题是，如果“撇开香港”谈珠三角一体化规划和“超级城市体”构想，将直接影响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的对接方向。学术界此前曾推崇一个概念，叫“港-深-穗主街道”。认为这才是珠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动力轴。“港-深-穗主街道”再辅之以若干条次街道，就形成一个珠江口湾区的概念。堪比美国的旧金山湾区。

    金心异感到不解的是，“政府已经有了很多粤港合作的框架（比如CEPA），但为什么就不能再突破一点，把香港拉进来一起做一个珠三角城市群的规划？”    （记者 王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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