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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 冯飞专访

来源:未知 作者:中国产业网 发布时间:2012-09-05 13:42 搜集整理:中国产业网

  十年结构调整成效显著 中国产业竞争力增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 专访

  冯飞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83年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经济、管制经济学技术创新等,曾参加国家部署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持的许多重大研究项目,参与有关部门发展规划、改革方案和政策设计。主持或承担的主要课题共200余项,主要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研究;“十二五”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研究;“十二五”基础设施发展总体思路研究;2030年能源战略研究;2050年中国能源和碳排放研究;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途径研究;实现 “十一五”时期节能减排目标的途径研究;中国可持续能源财税政策研究;加入WTO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国技术创新政策研究;加入TWO后对我国制造业影响;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研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研究;垄断性行业改革等。多次获得有关部委的奖励,包括中国发展研究特等奖、一等奖,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近十年来,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出现了一些阶段性变化的新特征,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他就十年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变化、资源能源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途径、垄断性行业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中国经济时报:十年前,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当时您对中国主要产业的发展变化有哪些分析和判断?

  冯飞:十年前,在加入WTO的背景下,我们对中国主要产业的竞争力以及入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特别是提出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分析框架,对主要产业的国内外指标进行了对比,对重点产业进行多维度研究。

  以汽车产业为例,当时人们对入世后我国汽车产业的影响普遍持悲观态度,但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由于导入了需求潜力这一因素,特别是入世后恰恰是我国汽车消费需求潜力集中释放期,从而得出入世后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相对乐观的估计,如果应对得好,发挥出汽车产业链条长、带动性强的特点,就有可能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高增长支柱性产业。当时,我们预测到2010年我国汽车消费会超过1700万辆。当时业界对这个数据颇有质疑,但后来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测基本准确,事实数据是1800多万辆。

  中国经济时报:如何从产业的角度看待近1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

  冯飞:2002年,我们提出了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以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为特点的工业化中期特征。这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我们基于先行工业化国家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历史,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特点,认为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之间在当时不可能出现大的调整变化,这也曾对“十五”、“十一五”规划的内容做出了贡献。

  能够做出上述判断,主要是基于三个影响因素的思考:第一,当时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出现从吃穿用到住行的升级,与之相对应出现了以汽车产业和房地产为代表的带头性产业,由于这些产业的特点是产业链条特别长,对其他产业的带动系数高,这样就形成了高增长产业群。第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几乎每年以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从而带动了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第三,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产业分工,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高增长产业群再次出现。上述三个因素叠加起来,使得产业结构呈现出高增长产业交替出现的局面。目前,我们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处在由中期向后期过渡的转折性变化,靠重化工业支撑、资本积累驱动的增长方式已走到尽头,开始进入到要以技术进步驱动经济增长的新阶段。

  中国经济时报:您推断我国将进入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当时您对资源能源问题有哪些思考和研究?

  冯飞:当揭示出重化工业加速发展的工业化中期特征之后,引起了我们对能源资源环境问题的担忧,于是我们在2003年就开始进行资源能源问题的研究,预计中国会出现资源能源问题,在国内较早地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我们提出把资源节约与保护环境等问题并列,作为新时期的基本国策。

  对于能源资源问题,我们认为要进行三个转变:一是从重视能源供给转变为节约使用能源;二是从利用国内能源自我平衡转变为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三是从市场化程度较低转变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

  我们提出通过三个途径来实现节能:技术节能,结构节能,管理和制度节能。要综合运用三个手段,就是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特别主要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建立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

  以上这些思想和研究确立了我们在能源界的影响。“十二五”时期,我们继续进行节能减排的研究,认为应以节能减排为抓手,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同时应对能源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国家开始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请问您参与了哪些研究?

  冯飞:2003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时机已经成熟,当时面对的就是传统产业如何振兴的问题,装备制造业、原材料等产业如何调整的问题。我们研究认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安排投资项目对实现振兴很重要,但推进改革更重要,应将中央经费和项目支持结合起来。当时东北的主要问题是市场化程度不高,对内对外开放不够。同时,东北的国企比重过大,国企改革滞后,具有特殊性,需要花钱买机制。

  中国经济时报:电力、铁路等垄断性行业改革是中国十年改革的重要内容,您对此有哪些研究和政策建议?

  冯飞:我们对于电力、铁路、电信和民航四大行业改革进行了 “三个半”的研究,之所以说是 “三个半”,原因是电信行业中主要研究有线电视的改革。

  对于电力改革,从研究到改革方案的参与设计,前后持续了2年的时间。当时我们主要对英国电力体制改革进行研究,对美国电力改革进行分析,当时美国加州电力改革3年后出现了问题,我们经过研究发现,出现问题并非是因为实施了改革,而是改革得不够彻底。同时,对阿根廷、德国、日本等国电力改革的方式、方法和存在风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析。电力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将可竞争环节和自然垄断环节分开,在可竞争环节引入竞争,对于自然垄断环节引入有效的政府监管,监管制度的设计应体现政监分离的原则。具体而言,就是“厂网分开,竞价上网”,建立监管制度。

  对于铁路改革,我们认为要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研究如何引入竞争。我们对全球铁路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析,全球主要有4种模式:欧洲以英国为代表的网运分离模式,就是将路网和运输分开;美国的干线公司或平行线竞争模式,网运一体,但同一条线路至少有两条平行线,美国的路网中平行线比例非常高,具备引入平行线竞争的条件;日本的区域公司模式;前苏联的铁路局模式,目前俄罗斯进行了改革,政企分开,网运分离。基于这些研究,当时我们认为网运分离模式值得探索。

  关于民航改革,当时全国有几十家航空公司,我们研究如何推动行业重组,如何实现政企分开、机场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对于民航业,监管当局如何监管,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

  关于有线电视产业化改造,我们提出了“网台分离、制播分离”的原则。 “网台分离”就是电视网要成立公司,实现产业化、三网融合,电信与广电实行双向开放、双向进入,过渡期由于存在不对称竞争而暂时采取不对称开放的政策。 “制播分离”中的制就是制作主体多元化,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国家对“播”进行监管。

  总而言之,垄断性行业改革的总体思路就是:可竞争环节引入竞争,自然垄断环节加强监管。

  中国经济时报: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的经济和产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请您谈谈对于2008年以后我国产业调整的思考和政策建议。

  冯飞: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首先是对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的研究,我们主要对这十大产业中的六个产业进行了研究,并参与了调整振兴规划的起草,这六个产业是汽车、钢铁、有色金属、纺织、医药和石化。对于十大产业调整振兴,我们认为要把短期应对和中长期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以纺织业为例,金融危机之后纺织产业的竞争力非常弱,产业层次很低。其实,金融危机前,三分之二的企业已经处于微利和亏损状态,对于政策调整和市场变化的敏感度非常强。基于此,对于纺织业振兴,我们认为,第一,纺织业振兴最关键的是推进产业升级和企业重组;第二,把淘汰落后产能和节能减排结合起来;第三,推动纺织业的产业梯度转移,建立一些新兴产业集群。对于汽车产业,要大力度推动重组,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

  面对新形势,我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了研究,这主要是在陈清泰和吴敬琏两位学者的推动下进行的,在国内研究较早,也较有深度,后来也参与相关文件和规划的起草工作。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我们对新能源(风能、太阳能等)、电动汽车、生物医药、物联网、新材料、新型显示技术、节能环保产业等进行专题研究。我们认为,制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突出矛盾在于体制机制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是普遍性的,即所有行业都存在的问题,如准入、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等;另一方面是特殊性的,即行业性问题,如新能源入网、生物医药审批、三网融合等。我们认为,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孕育着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和科技革命,新兴产业成为未来竞争的制高点,如果体制机制不改革,我们就可能丢失本次机遇。为此,必须同时推进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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