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平易的记者 才能写出平易的新闻作品
[主持人]您从事的是科技新闻报道,大家都觉得科技新闻都很专业,普通人难以理解,我小的时候可能只能从科幻故事上了解到科技方面的知识。所以说科技记者不单单是记者而且还是科普宣传员,都说作科技记者难,您认为如何解决科技报道中的通俗化问题呢?让更多的读者更好地去理解。
[刘亚东]翻开我们很多科技类报纸,你会看到不少像天书一样的文章,因为里面大量地充斥着术语,大家读不懂。当一则科技新闻报道里面大量充斥着术语的时候,那通常不是由于我们的记者或编辑想炫耀自己的学问,而是因为他们在这些术语面前束手无策、无能为力,只好采取一种偷懒的办法,直接把术语堆积上去,结果是讨好了少数专家,得罪了广大的读者,很可能连少数专家也不领情,这是我们科技报道方面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要想解决通俗化问题,处理好科技报道中的术语问题,离不开两件事,一是解释,二是翻译。解释就是根据你自己的理解,用类比、详析、图表、背景介绍、相关链接等等各种手段把一种专业表达阐释清楚,让读者明白。翻译是指把一种学术的说法用你自己的语言,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语言表达出来,让读者理解。解释和翻译是科技新闻写作的基本功,一则好的科技报道,无论谁做,最终都离不开这两样法宝。把术语还给专家,把知识传给读者,这应当成为科技新闻写作的座右铭。
新闻就是讲故事 记者就是一个通风报信的人
[主持人]您有这么多作品常常见报获奖,那么您觉得怎样才能写出一篇好的新闻作品?
[刘亚东]我只能谈一点我自己的感受。接着刚才你讲的通俗化的问题,通俗化就是平易,现在很多记者包括一些电视节目主持人采访时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自以为是。我猜他们是在盲目效法意大利著名女记者奥利亚娜?法拉奇,以显示自己的提问多么尖锐。殊不知,由于新闻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这种做法在中国是很难为大多数受众接受的。只有平易的记者,才能写出平易的新闻作品,才能受广大读者欢迎。这又涉及到一个对新闻的认识问题。
我对新闻的认识比较肤浅也比较简单。新闻就是讲故事,记者就是一个通风报信的人。作为记者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否则肯定做不好这份差事。陈述事实,这是记者的天职,又是做好新闻报道的秘诀。一则好的新闻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讲故事,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记者都会写新闻。我身边有这样的事例,一个记者兴高采烈、妙趣横生地给大家讲一个故事,但是他在讲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个故事的新闻价值,反到被旁听的记者拿去写成了新闻,并且还获了大奖。
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科技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但就是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在我们一些记者的笔下却变得千篇一律,面目可憎,缺乏生气。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新闻和生活之间的血肉联系。对新闻的模式化、概念化的理解窒息了他们创新的天赋。从本质上讲,新闻是事实,而不是概念。虽然在一篇新闻作品里面不可能完全排斥概念和判断,但也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我在新闻写作中遵循的一个原则是:多摆事实,少讲道理,更不要替读者下结论。还有一个摆哪些事实的问题,要尽量多摆那些读者熟悉的事实,这样才能更好地贴近读者。最重要的是心里装着读者,在写每个字,甚至每个标点符号的时候都要想着读者的感受。
[主持人]从1992年到2008年,从您刚刚到科技日报到现在的成功传媒新闻人,您觉得现在媒体从业者与您所在那个时代媒体从业者有什么不同?您认为一个好的科技记者、一个好的记者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刘亚东]时代的发展对记者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在网络化时代,媒体从业者应该有更加敏锐的新闻嗅觉、更加迅捷的反应能力和更多的专业技能。科技记者首先是记者。对记者的素质要求很难用三言两语说清楚。但是我想强调几点:第一、肯吃苦。因为我们媒体这个行业的特点就决定了它不是一个非常舒服的活儿,你要想舒服最好不要去做媒体。这个职业需要我们锲而不舍、坚韧不拔。有时不仅仅是体力上吃苦,还有精神上吃苦,所以好的记者必须肯吃苦。
第二、具备与人交往的能力。新闻记者最重要工作就是与采访对象沟通,采访者与被采访者之间有一道鸿沟,好的记者有办法迅速把这个鸿沟填平,我们的记者要乐于和擅于与人打交道。第三、具备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很少有记者一生只从事一个领域的报道,通常是刚从抗风雪现场回来就奔赴到抗震救灾第一线,刚结束奥运报道,又从事神七发射的报道。所以要求记者要有广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爱好。这是职业的要求。科技记者与一般记者相比又有了专业的要求。我非常赞成这样的提法,要做专家型记者。科技记者也不可能行行通,但你至少要对几个领域比较熟悉,最好在一个领域成为专家。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的科技记者还应具有国际视野,其中包括良好的外语条件。
作国际科技新闻报道要胸怀祖国 国内科技新闻报道要放眼世界
[主持人]您多年从事这项工作,您认为我国科技传媒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刘亚东]第一、权威性不够。我指的是大众科技传媒,而不是指学术刊物。美国有《科学美国人》、《大众科学》等著名科普杂志。《纽约时报》每周有一个科学版,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学者都看这个版面,从中了解本学科本领域的最新科技发展动态。这就是其权威性的表现。在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家媒体能够做到这一点。权威性不够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我们缺乏一支高水平、专业化的科技新闻采编队伍。懂科技的不懂新闻,懂新闻的不懂科技,这是我们这个行业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恐怕在短时期很难解决。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很多大众科技传媒对外部世界关注不够。以我为主是对的,但不能搞成自恋。我总是宣扬这样的观点,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在我们的传媒重要时段或重要版面上,没有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科技报道,你的权威性从何谈起!
第二、普及性或者说通俗性不够。我们很多的科技报道貌似高深,结果是专家看了不满意,老百姓也看不懂,处于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尴尬状况。时下好的科普科幻作品少之又少。我们缺乏高士其那样的大家,更没有自己的阿西莫夫。
[主持人]您觉得中国的传媒如何走全球化的道路呢?
[刘亚东]我们的新闻传媒不能总是局限于对内传播,还要针对外部世界。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我们应加强和西方主流媒体之间的互动。我们要正确对待西方主流媒体的一些批评报道。我们要认识到西方主流传媒和西方国家政府的声音不能完全划等号。因为在西方国家,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更多的是以间接的方式,而不存在一种直接的必然联系。比如说每年一度的美国总统咨文,从理论上讲,美国任何一家电视台或报纸都可以不报道它,之所以报道它是因为这些媒体觉得其受众关注这件事,所以才去报道。
另外,西方的媒体也经常批评本国政府,这也说明西方媒体不完全是政府的传声筒。西方主流媒体对于一个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也是可以转变的,我们和他互动和交流的过程也是促使其认识转变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和西方主流媒体的互动。
第二,我们应为在华的外国记者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个性化的服务,这点也很重要。我在美国工作时看到,在美国所有的大城市几乎都有外国记者俱乐部,通过外国记者俱乐部为驻美国的各国记者提供非常周到、非常有效的新闻采访服务。我们应该借鉴这种做法。比如说前不久北京奥运会期间,2008北京国际新闻中心为非注册的国内外记者提供了非常周到非常个性化的特色服务,促进了外国记者对中国的了解,事实上这对于奥运期间世界舆情朝着越来越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我们要加大对外宣传的力度。长期以来,我们对外宣工作重视不够,往往更加关注于对内宣传。陈毅元帅出访东南亚时曾说过,不到国外不了解中新社的作用。我曾经写过一个整版的长篇通讯,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同行们鼓与呼。我们不能认为对外宣传只是少数几家外宣媒体的责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随着我们对外影响力的增强,对外宣传工作越来越重要,这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
[主持人]接下来,你在报道国外新闻的同时,即使人在美国,也是着眼于国内的建设和发展,您是如何做到这点的呢?
[刘亚东]我想谈一点国际科技报道和国内科技报道的心得。简单的说,搞国际科技新闻报道,要胸怀祖国;搞国内科技新闻报道要放眼世界。一方面,我们搞国际科技新闻报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国内的发展服务。这就要求我们针对国内科技发展水平和需求,对浩繁的国际科技新闻线索和素材进行取舍。我在美国工作期间,每做一篇报道通常首先考虑的是,国内有哪些有多少读者会对这一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感兴趣。事实证明,在这个问题上我考虑得越多,判断得越准确,我的新闻报道效果也就越好。另一方面,我们搞国内报道不能固步自封。特别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我们尤其要学会,以国际的视野和视角来捕捉和报道国内科技新闻,从而使我们的报道更加符合时代的潮流和发展的脉动。
新闻传媒不能限于对内传播 必须加强和西方主流媒体的互动
[主持人]您在美国和媒体打交道很多,如何理解西方媒体和我国媒体之间的差异?
[刘亚东]概括讲,社会制度的不同决定了中国的媒体不可能去照搬西方媒体的那一套,具体说可能有以下一些差异。第一、所处发展阶段不同。大家知道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了几百年,西方的媒体也已经经过了一个长时期的发展阶段,达到了十分发达的程度。因此,其社会功能、社会影响力、社会影响方式等等都有比较大的确定性。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来媒体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了空前发展。但是我们毕竟只经过了30年的发展,我们的媒体总体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待于发育、成熟。
第二,价值主张上有较大的差异。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报纸是不是商品这个问题,你去问美国人,他会感觉非常奇怪,为什么不呢?他认为报纸就是商品。可是在中国,这样的命题恐怕还不能被我们社会大多数人所认同和接受,因为新闻媒体除了商品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公益属性。
第三,市场化程度不同。在美国无论多么著名的媒体,美联社,CNN.或者ABC,只要你经营不善,随时都会垮台,除了股东或者这家媒体的员工在乎以外,大家都觉得无所谓。但这在中国恐怕行不通,我们的国情使然。差异还有很多,但是我想主要表现在以上这些方面。另一方面,既然都是媒体,无论是西方媒体,还是中国媒体,当然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比如,中央号召新闻宣传要三贴近,即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其实国外的媒体也是要“贴近”。如果不“贴近”,就没人买他的报纸,看他的电视。事实上,在“贴近”这个问题上,西方媒体的很多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主持人]您今天来参加的是我们新华网的网络视频访谈,平时在工作和生活中我相信您一定也经常接触网络,那么您认为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互联网发展之迅速的确为很多人始料不及,到2008年6月底我国已经有2.53亿网民,超过美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大互联网国家。网络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和形成的压力是实实在在的,是非常现实的。但我认为,传统媒体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被吞噬,不会消亡。中国现在依然有超过10亿人不是以网络作为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读者对报纸还是有巨大需求的。另外网民数量的上升,我相信不会是线性的上升,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趋缓。
每天都觉得脚下的新闻之路才刚刚开始
[主持人]刘老师,我看了您的背景资料以后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您曾获得北大的国际政治学的博士、清华工学硕士,有这么两个最高的学历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媒体这个行业?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行业,您会说什么?
[刘亚东]这个可能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从小喜欢读书。我在文字、语言方面的神经比较敏感。另外,客观地说,我从小学、中学到高中文理两科发展得比较均衡,我上高中的时代,社会风气是重理轻文,因为我数学成绩好,1979年就报考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获得了工学学士和硕士学位。但我一直对人文科学感兴趣,自己感觉在电子工程学方面略知一二,就很想到另外一个领域去看一看,这样的话我又报考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读博士,我是1992年毕业的,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从我的知识背景来看,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这两种知识背景,所以到科技日报从事科技新闻工作,可能比较顺理成章,也更有利于发挥作用。
[主持人]您的知识非常的丰富,再来做传媒反而是得心应手了。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行业,您会说什么?
[刘亚东]我每天都觉得脚下的新闻之路才刚刚开始。
[主持人]你在科技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平生首件新闻作品,叫做《政治家科技化--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新动向》,就被评为报社季度好新闻。我们很想知道这是一篇怎样的稿子?而且当时是在什么背景下写出这篇稿子,它的新闻点在哪儿?
[刘亚东]我那时候刚从北大毕业到科技日报工作,当时正好赶上美国总统大选非常激烈的时候。当年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动向,就是后来成为总统和副总统的克林顿和戈尔等人,他们都非常重视科技发展,那个时候美国的科技发展也开始出现战略性转轨。因为我学的是国际政治,对这些问题比较关注,到科技日报工作以后,又急于拿出一点本领来证明自己。
正好有这么一个好选题,所以我到了科技日报上班后的第二天就把这篇报道写出来,领导看了以后非常满意。见报以后读者的评论也非常好。
[主持人]接下来就到了1993年9月,您随北京申办城市代表团赴摩纳哥蒙特卡洛,报道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活动。当时时间很短,一共才9天,您总共发稿并见报27篇,共45000字,平均每天5000字,并且多篇获奖。我非常想知道,外出报道如此重大的新闻事件,我想当时一定工作非常繁忙而且工作量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如何创造这样高工作效率的?
[刘亚东]1993年的那次采访活动的确是我工作中的一段非常难忘的经历。因为当时申办2000年奥运会,是全国人民都非常关注的大事。接受了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报道任务以后,我觉得很光荣,压力也很大。第一次到国外去采访,的确吃了很多苦,另外我要强调的是当时没有笔记本电脑,稿件都是手写,你想想,即使每天抄写5000字都是非常吃力的,更不用说写新闻了。
实事求是的说,我的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我外语比较好,可以直接用外语去采访,当时记者团队里面有20多个记者,除了中国日报的记者以外,大多数记者都不能用外语直接采访,我有这样一个便利条件,客观上也大大提高了我的工作效率。
[主持人]您到科技日报工作2年之后,您就被派往美国工作了。在美国工作5年里,您总共发表100余万字的作品。这其中也有很多作品有了很大的反响,尤其是通讯《查尔斯顿海军基地关闭之后》发表后,引起了读者强烈反响,听说辽宁和贵州的两家国企还多次打越洋电话,向你索取相关资料,这是怎么回事呢,给我们也再讲一讲吧。
[刘亚东]当时,我是通过纽约的外国记者俱乐部了解到的这个情况,就是美国的南卡罗莱那州查尔斯顿海军基地,它的存在对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支撑作用。冷战结束以后,这个海军基地作用就不大了,就把它撤销了。后来在当地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等共同努力下,查尔斯顿又走上了繁荣发展之路。在纽约外国记者俱乐部的协调安排下,我飞抵查尔斯顿,对当地的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普通工人都做了深入的采访。
不出我所料,这篇文章见报以后,在国内又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因为在90年代中期,我国很多的国有企业也面临着转轨等问题,也有很多的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很多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对这篇文章就很感兴趣。他们给我打电话索取相关的资料,我一一给他们答复,尽可能地给他们帮助。
[主持人]您也给广大的网友介绍一下您所在的媒体科技日报在近几年有哪些创新,请您介绍一下近几年的发展情况。
[刘亚东]在互联网时代,要想抓独家新闻是越来越难了,一般情况下做不到。每当热点事件发生的时候媒体都蜂拥而至。热点新闻是抢出来的,但是怎么抢,抢什么,这里有一个同题竞争、特色表达的问题。科技报道的受众主体文化水平比较高,素质比较高,他们更加关注与科技热点事件相关的难点和重点问题,他们不仅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想知道为什么发生,它的结果、作用、影响是什么。因此,他们迫切需要有见地、个性化的深度报道为他们解疑释惑,那些在同一层次上无限展开、广度有余而深度不足的雷同报道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如果一家媒体能够着力于以独特的视角进行有一定深度的报道,使读者从中了解到热点新闻的实质,并且由点及面的把科技热点新闻和科技发展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这样的话,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从2004年开始《科技日报》相继推出了一些深度报道板块。我们注意发挥平面媒体的优势,通常是以主打文章对于科技热点事件展开深入的分析,同时我们借鉴了网络媒体的优点,以若干短小精悍的链接从不同侧面对主打文章进行补充,并且配合图片、图表等。这是编辑安排的一桌盛宴,为的是让读者一次吃个够。
在主打文章的处理上,我们比较成功的移植了电视媒体面对面访谈的形式,以现场景物、对话语言等手段设法贴近读者,调动他们的参与热情。为了打破文章较长带来的沉闷,我们还对主打文章进行了拆分处理,有效地释放了读者的阅读压力。这些都是我们所做的一些探索和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