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稻葵：降房价必须解决土地供应

　　与历届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的具象的主题不同，当2012达沃斯新领军者年会将论题确定为“塑造未来经济”这一十分宽泛的问题之时，似乎更加切中美国、日本、中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政府换届的大背景。

　　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著名经济学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将更多希望寄于改革。当中国经济越来越关乎世界经济未来之时，中国经济的改革也不再只关乎中国自身的命运。以下为采访实录。

　　改革路径

　　记者：未来3到5年中国经济改革应该如何入手?

　　李稻葵：未来3到5年关系到中国经济到底会是什么样的体制?中国的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最关键的一个阶段。所以未来3到5年各种各样的改革至关重要，它决定着中国经济能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未来3到5年改革至关重要。三件大事必须抓住：第一件大事必须夯实市场经济，或者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法制基础。无论缓解社会矛盾，还是解决经济纠纷，促进民间投资，一个健康的、独立的、权威的司法系统，至关重要。

　　第二件事要建立一个最基本的行之有效的福利制度，因为现代市场经济对于部分的、少数的群体而言是非常残酷的。

　　第三件事在国际上必须要打破现在的这种严峻形势。必须要积极主动地去营造一个对中国而言相对友好的、宽松的国际环境。这些方面不仅需要在外交上加以运作，更重要的是在经济、外贸、投资、金融各个领域全方位地运作。

　　记者：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在下滑，很多人已经看到这种迹象，包括总理各地走访，数据已经下滑得很厉害了，大家都知道这种状态，政府也把稳增长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应该怎样实施才是最合理的。

　　李稻葵：其实很简单，现在经济的下滑原因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不是外贸的问题，外贸已经很争气了，外贸上半年顺差增长30%，这是相比去年同期。所以现在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在放缓，假如说适当的要维系一定增长速度的话，那么很简单，短期来看就是要适当地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只要能够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的话，足够了，对整个GDP拉动0.3，0.4个百分比。

　　如果按照这个思路，适当的维系增长速度，短期内不能降速太快，怎么办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要推出一批民生性的公共服务类的投资项目。比如说针对自然灾害的基础建设。比如在中国的西部推出一个项目，就是所有的地震频发区，地质灾害频发区推动建设，要不然加固，要不然搬迁。

　　记者：但是这样的产业会成为支柱产业吗?

　　李稻葵：这是民生，这不是支柱。这是短期内中国经济必须的投资，不能看到灾害年复一年，每年夏季的时候都对中国百姓生命和财产带来威胁。对于一个逐步进入现代化经济的社会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包括北京市一场雨能够让接近100人的生命丧失，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令人痛心的，必须要投资。这个投资，政府不投，谁投?政府为主，辅以一部分民间投资，政府必须负起责任。这个投资投下去之后，只要过程严格控制，每一分钱都是落到实处，都是对百姓福祉直接起到拉动作用。我的建议性意见，要短期内推出一批民生性的投资项目，基础建设。我都不愿意用基础建设，我要用“国土建设”这个词。稳定增长，同时改善民生，能够为百姓造福，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稳住增长速度，不要过分地下滑。

　　记者：社会矛盾会不会影响当前的经济改革?

　　李稻葵：在我看来这种压力，这种阻力并不是不能够破解的。其实完全可以破解的，无非两件事：一个要给被市场经济甩出去的一部分民众，最基本的福利保障。所以基本的福利制度必须得建立，包括住房，包括医疗，这是其一。

　　其二，公平的、独立的，具有权威性的司法系统特别重要，司法系统的权威性必须建立起来，公信力必须建立起来。很多社会矛盾，很多社会的一些不满的情绪，事实上最终的解决方式必须通过独立的、公开的、透明的司法系统，解决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个司法系统变得更加行之有效的话，我想现有的很多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可以延续的。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法治社会，在法治社会情况下，它的执政党多年以来地位相对的稳固。

　　法治出路

　　记者：如果让您给社会改革、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三个改革做一个排序的话，现阶段最想做什么?

　　李稻葵：我不太愿意谈抽象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一谈抽象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人们脑海里浮现出来的就是普选，就是多党执政，这个太简单化了。这种话语体系已经被污染了，我倒宁愿强调法治改革，推进法治改革，把法律的地方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这种方式，事实上它是在改革政治体制，但是这种改革更可行，这种改革更具有公信力，这种改革更具有可操作性。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股市现在大家很不满，但是你追究一下股市一些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还是执法不利，大量的内部交易，大量的上市公司违规操作应该在法律上有一个说法，应该受到司法系统的制裁。但是现在司法系统是地区性的，每一个上市公司如果出问题的话在当地判决，一般情况下是如此，除了个别的例子。这个系统完全可以改革，完全可以根据证券市场特殊情况在北京或者上海专门设一个证券法庭，把所有与上市公司相关的法律纠纷，放到北京来，放到上海来，让相关的地方政府不能够干预，这是一个非常切实可行的，并不涉及到基本的政治制度的一项改革，但是如果这个改革出来之后，我坚信对于债券市场，对于股票市场长远来看是非常重要的。

　　经济变量

　　记者：有关房价的问题，现在货币政策不断宽松，楼市调控砝码不断加大，两者之间是矛盾的概念。这种矛盾局面应该怎么破解?

　　李稻葵：我一年半前讲过限购是必要的，但不是治本的。限购是一个降温的政策，治本的政策必须在供给方下工夫，供给方指的土地的供给，新房子的开发，如果不在这个地方下工夫，再搞限购也摁不住房价。以北京为例，五环以内还有什么新开盘的房子?很少了。如果按北京这个情况搞下去，再继续限购，我相信一两年之后房价还得起来，道理很简单，没有供给。小孩都懂这道理，没有供给，刚需仍然存在，年轻人不断在北京寻找新工作，寻找事业发展都得买房子。

　　所以根本之根本还得在土地政策，地方财政，土地供给，房地产开发，供给方做文章，这个文章如果不做，相关的改革不做的话，光靠限购是不够的。所以我坚持我的老观点，限购是必要的，限购是一支降温剂，因为目前货币存量这么高，不搞限购的话，价格还得涨。但是只搞限购是远远不够的，光指望限购，或者光指望房产税来解决房价的问题，我看是美好的愿望，或者说梦想，实现不了的。

　　记者：您的意思说北京大城市房价还是有一定上涨?

　　李稻葵：必须在土地供应方面要有新的机制，必须要推出一批，不断地推出新的房子。经济在发展，城市在发展，老百姓需要新房子，不能老指望别人再买二手房。只有你新房子不断推出，你才能够在控制了投资性和投机性需求的前提下，控制住房价，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了。我觉得地产界的人，大部分人对这个问题看得是比较清楚的。但是反而学术界我觉得同行们不见得看得很清楚。

　　货币政策适当的放松，是针对整个投资增长速度放缓，整个社会融资量有所下降，这么一个大背景推出来的，这是一个全局的政策，这个政策至于落实在房地产方面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即便是副作用对房价的催生也是在供给不足大前提下出现的。要我说这个板子不能打在货币政策上，不能说房价涨了货币政策有责任，不能这么讲。房地产是一个相对而言，对整个宏观经济而言是一个局部的市场。不能把局部的过热归结于大政策，按这么说由于房地产价格上涨，所以货币政策不能放松，所以增长下滑，这个逻辑就很荒唐了，局部影响全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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