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将此书献给山西的父老乡亲。
我所描述和分析的正是他们多年来走过的可歌可泣而又艰辛无比的奋斗历程。我非常理解他们作为劳动群体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理解他们执着的生存追求,也理解他们那种生命的情怀。确实,在他们的生命感召下,山西作为全国能源重化工基地,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多少年来,我深情地希望养育我的这片土地繁荣昌盛,但看到的却是一直逊于发达省市的发展水准。当驻足于一片片狼藉的生态,审视着一堆堆煤炭的数据。才发现,资源型经济支撑了山西发展较快的城市,基本上构成了山西的发展模式。相比较,省内那些资源缺乏的城市、乡村,却步履维艰,既难享资源优势的殊荣,又不能像省外同样没有资源的地区那样另辟蹊径、异军突起,只好“望煤兴叹”。
20多年前,我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在如此尴尬的问题纠结下,产生写作冲动的结果。那时,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山西背上沉重的资源包袱,也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资源诅咒”。从那时起,资源负重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负效应总在心头萦绕,久久挥之不去。满腔热情积淀成心灵深处的文化自觉,一直没有中断。这时,我的女儿刚刚出生。
以后,在多年的企业、机关、市县、农村工作和生活实践中,这种斩不断理不清的纠结渐现出一丝曙光,似乎从迷茫中走了出来:贫穷落后和兴旺发达不仅仅是自然条件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由思想深处的价值取向决定的。而这种价值取向的区别恰恰是地域文化的差异所致。
山西的山区文化沉湎于素朴的儒家伦理情怀中,总想着群体中的互相照应、帮助,这是古老的平均富裕思想。一旦发现了直接变钱的煤炭资源,那种久贫盼富的急切心理倏间就会化为对金钱的渴求。简单的资源经济背后无需聚集和积累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有一股蛮力就可以实现致富梦。原来,“资源诅咒”的深处,根源是内陆山区封闭性地缘造就的文化保守性,而最终将会导致比“资源诅咒”可怕一千倍一万倍的“文化诅咒”。一觉醒来,当需要调整结构转型跨越的时候,我们文化后劲不足了,又一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带着“地域文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这个命题,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得到了导师刘吉先生、卢存岳先生和我多年的良师、尊长成致平先生的鼓励和帮助,他们勉励我一定要把这个课题拓展成书。于是,在原来毕业论文的基础上,耗时三年,25易其稿,经诸多专家、学者指点迷津,终成此书。搁笔之时,我女儿的儿子正好呱呱坠地。
跋
原以为,带着理想和追求,以“文化基因论”入题,从最小信息单元和链路寻起,能探得文化基因的解码,从而激起文化影响的涟漪。然现在看来倒有点一厢情愿,自己所见也只是窥斑见豹,所探更是凤毛麟角,才顿感学之浅薄,所谓“论”实乃妄自尊大,又何以堪称此名。却也辜负了刘吉先生、成致平先生、卢存岳先生以此书名作序对我及本书的期望与勉励。回味梳理自己的感悟,回顾审视创作之始末,掩卷沉思,倒觉得“文化影响”显得更贴切,遂以此为名,还望谅解。
金秋十月,好一个丰收的季节。耕耘三载,此书即将面世,心情更是激动不已。在此,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书创作的专家、同仁、朋友和领导,正是有你们的帮助,《文化基因论》一书,才有了与读者见面的机会;感谢刘吉、成致平、卢存岳三位先生为本书作序,是他们给了我写作的勇气,也是他们为我指明了创作的方向,让我寻到了文化影响的足迹;感谢中国企业国际发展协会倪同云教授、清华大学徐小勇教授、李涛教授、山西省委党校郭彩教授、山西大学乔瑞金教授和魏屹东教授、山西财经大学李红岩教授、以及太原师范学院王尚义教授和付书华教授,他们不辞辛劳,在百忙之中,为书稿查漏补缺、建言献策,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使本书得到进一步完善,也可以说本书是聚众智所成;感谢我的亲人和同事对我的鼓励,还有我女儿及她儿子对我 “文化之路” 的见证;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能给此书出版的机会,以及编辑本书所付出的艰辛劳动;特别要感谢的是给我创作灵感和精神动力的三晋人民,如没有对你们的深厚感情和热切盼望,也不会有此创作之举,特别期待能得到你们,以及社会各界的宝贵意见。
希望《文化基因论》能抛砖引玉,唤起更多的人从不同视角洞察,从不同地域探索,从不同时代解析文化“DNA”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