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江涛：中国经济面临九大问题与挑战(3)

　　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涉及很多方面，其中较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淘汰落后产能;二是推进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涉及很多利益格局调整问题，谁都不愿意被淘汰。即便是强行淘汰，也要做好补偿工作。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技术、高素质人才、现代化管理。所有这些都具备了，才能上台阶，这是“惊险的一跳”，很多企业可能跳不过去。到目前为止，真正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地区和企业并不多。

　　区域结构调整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从经济增速来看，近年来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差距缩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问题：中西部地区的节能减排压力在增加。去年我国部分节能减排指标任务没有如期完成，任务完成不太好得多数是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现在都在高速发展，主要依靠资源优势在发展高耗能工业。但现在必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这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就是一个限制。中西部地区希望国家和东部地区给予保护生态的补偿，但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下滑，补偿能力相应下降。

　　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带来挑战

　　资源压力较大集中体现在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在上升。全球新增的原油需求中国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全球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产品价格受中国的影响较大。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比国际上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那些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到我们这个阶段时人口都只是几百万或几千万。它们当时主要靠殖民掠夺来满足工业化快速推进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

　　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需要大规模消耗能源和资源，而我们又不能搞殖民掠夺，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去购买，所以中国对全球资源能源市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反过来，由于我们对国际资源需求巨大，价格变动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就很大，在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还常常受制于人。而且，比较容易开采的矿产大都开采得差不多了，越往后开采成本越高，价格就要进一步上涨，在没有获得新的替代能源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受高价格带来的高成本。

　　同时，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在国际上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按照此趋势下去，到2020年前后全球30%以上的碳排放量都将由中国贡献，届时我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我们已在国际社会承诺了碳强度减少的任务，到2020年前后估计要承诺碳排放总量控制任务。事实上我们已在国内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北京就已规定二氧化碳排放年均超过一万吨的固定设施排放企业必须纳入强制减排范围。低碳发展乃当今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方面不能过分相信阴谋论者的鼓噪，因为这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阳谋”，而非“阴谋”，若我们死抱着阴谋论不放，当世界上多数国家已步入或适用了新的低碳发展规则和秩序时，最终吃亏的一定是我们。二氧化碳只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低碳发展并非只是减少二氧化碳，实质是通过低碳发展解决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一种普世价值，消极应对者最终是要吃亏的。

　　但我国推进低碳发展面临几个特殊挑战。

　　第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阶段，也就是高碳排放阶段。

　　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已进入低碳阶段了。在这个时候强调二氧化碳减排，对我们来说是砍在脖子上，对发达国家来说是砍在尾巴上。我国在高碳阶段推进碳减排挑战巨大。

　　第二，我国的资源禀赋是一个高碳结构。

　　我国多煤、缺油、少气，新能源比重也偏低，目前只有9.8%左右。煤炭开采和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我国多煤资源结构不利于推进低碳发展。

　　第三，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处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环节，不利于低碳发展。

　　在国际分工中，搞加工、组装碳排放相对较多。而我国处于“微笑曲线”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发达国家则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设计和营销环节。实际上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把很多碳排放的环节移到了中国，导致“碳排放国际转移”问题。

　　第四，我国人口多。

　　人口越多，碳排放就越多。近十四亿人口，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碳排放源。

　　第五，我国的粗放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

　　我国现有的发展模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径依赖”，想要改掉它，成本很高。

　　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带来挑战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并非目的，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才是目的。但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发展会增加成本。大力发展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事业，所有这些政府和民众都是要掏钱的。

　　公益性教育和医疗是政府的职责，是不能搞产业化的。但如果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将所有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教育和医疗都压在政府身上，那政府财政将不堪重负。十三亿多人要实现全覆盖，哪怕是低水平，乘以十三亿也是一个巨大数字。仅保障性住房建设就已将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压得喘不过气来。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不断加大，行政事业费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设支出、社会福利支出、维稳支出等都或是刚性，或要增加。但政府收入却在减少，工商业税收因中小企业不景气在减少，土地财政因房价下跌在减少。

　　导致政府收支缺口拉大，债务负担增加。“欧猪五国”等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已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福利负担，造成资金链紧张。即使是富如美国，在医疗改革上也是举步维艰。福利保障一旦上去，就成为所有人的既得利益，要减下来很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福利保障一定会加强，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将增加，必须使经济新增财富能力超过福利保障支出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这需要满足多方面的条件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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