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舆论监督“弱效果”论辨析

　　媒体舆论监督“弱效果”论辨析

　　——以媒介生态学的视角

　　【摘要】以将媒介作为环境予以研究的媒介生态学的观点，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权力调控舆论难度的加大，是提升媒体舆论监督效果的外在生态因子;地方新闻媒体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网络监督日益彰显的民众力量，是提升媒体舆论监督效果的内在生态因子。这表明舆论监督并非进入“弱效果时代”，它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日益发挥助推器作用。

　　【关键词】媒介生态;舆论监督;权力调控;新闻改革;监督效力

　　2010年第12期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收录了一篇题为《舆论监督进入“弱效果时代”》的文章，文章称“舆论监督环境劣变，监督性报道发表前的干扰变本加厉，但报道后的冲击力也日渐式微”，呼吁通过倡导和培养“新闻职业共同体意识”来改变当下传播环境，维护媒体共同利益，以显示整个媒体行业的力量。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包括对政权和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对社会公众行为的监督两方面内容，其形式有媒体的批评报道、读者来信、新闻调查、新闻评论等，而媒体的批评报道是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舆论氛围，舆论监督不但是搭建信息传受的桥梁，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安全阀”，通过舆论监督可以发现问题并促使问题的解决。现今的舆论监督，是否正如文章所说，进入“弱效果时代”了吗?

　　若把媒体看成生态环境，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媒介生态学”正是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培仁如此定义媒介生态学：“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1]他认为，媒介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媒介的信息传播与运作，其任务就是“找到保持生态平衡、传播适度的内在与外在的控制因素——生态因子，测量出传者或媒介对诸种因素的耐度和适应度”。

　　本文以媒介生态学的观点，分析促使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增强监督实效的内外生态因子，阐明舆论监督并非进入“弱效果时代”。

　　外在生态因子：政治环境好转——政府对舆论监督越来越重视

　　媒介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媒介政策、传播制度等。媒介的舆论监督环境，更依赖并得益于政治环境——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善管媒体、善用媒体、善待媒体”，是现今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考验，而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将很大程度地提升舆论监督的实效。

　　现在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官员了解民生的重要途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意识到了舆论监督对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反腐倡廉以及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积极作用。调查性报道“山西黑砖窑事件”曾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批示;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政府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要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要习惯于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作为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评论部于2011年6月16日撰文批评地方政府打压媒体，称舆情不是敌情，要求各级媒体亟须养成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学会“新闻执政”;人民网成立专门的“舆情频道”对各级政府的舆情应对进行专题报道与分析;中央电视台舆论监督类栏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公信力与影响力日益凸显其品牌效应。

　　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更表现在系列保障舆论监督的制度的出台。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促进了媒体监督政府，问责、监督形成了制度。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也明确提出要“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党内舆论监督被写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舆论监督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一个重要监督制度。2009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规范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工作，妥善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关系。舆论监督有了制度上的保障，监督的力度可以得到加大，监督的效果与影响力自然也可以得到提升。

　　外在生态因子：舆论生态多元——权力调控舆论难度加大

　　监督性报道发表前的干扰变本加厉，是否意味着现代信息社会里权力调控舆论变得越来越容易?

　　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舆论生态。当前中国的舆论生态，包括民间舆论场、传统媒体舆论场、网络舆论场、境外舆论场四大舆论场，民间舆论呈现出网络化生存特点，传统媒体舆论场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特点，网络舆论场则呈现“倒逼”传统媒体效应[2]。当前中国属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造成舆论燃点很低，而舆论一律几乎不可能，本地舆论监督受压制，还有异地舆论监督;内地舆论失声，还有境外舆论喧哗。内外舆论场互动，使舆论事件多发，舆论调控难度加大。同样的话题，媒体之间的竞争或呼应又会激活舆论场，引发舆论共振或辩论，以致“小事闹大，大事闹炸”。

　　权力调控舆论难度加大还表现在媒体记者开展舆论监督的途径的多元化。媒体记者开展舆论监督，平面媒体不行，还有新媒体，如博客、微博和手机信息。不少传统媒体在自己的新闻网站开通博客频道，由记者们写博文告知“新闻背后不知道的故事”，如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博客频道，汇集了中央电视台的名嘴、记者的博客。新媒体为记者们打造了一个更为高效、便捷的舆论监督平台，以致“即使在舆论约束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传统媒体也可以有所作为，最大限度地表达社会舆论的真实诉求”[2]。

　　监督性报道发表前的干扰变本加厉，从另一角度也表明了“权力”们对监督性报道发表后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的担忧。舆论生态的多元，信息的多渠道传播，使舆论一旦失控，场面将无法收拾。“权力”们介入舆论迟缓或干预不当，将“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3]。监督性报道的监督效力，从一定程度上讲并非日渐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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