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企改制之后，非时政类报纸何去何从(2)

　　“下海”后，媒体更有担当

　　传媒作为有着强烈意识形态的特殊行业，很多人担心其企业化之后，在资本的作用下，在商业利润的导向下，出现偏差和失控的状况会越来越多，媒体越轨会较前多现。在2012年3月28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北京发布了中国传媒行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对中国传媒行业的社会责任建设现状首次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报告》指出，中国传媒行业的社会责任建设整体状况不如人意。主要表现为缺认知、缺标准、缺监管。整个行业缺乏对社会责任管理的学术上的认识，缺乏一套考量媒体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标准体系，缺乏强力督导媒体履行社会责任的管理举措。周志懿因此表示，媒体社会责任的履行与转企改制没有必然联系。郝华忠也同样认为，媒体的终极价值是公信力，无论转企改制与否，公信力和社会责任都会成为严肃媒体坚守的阵地，尤其是要做“百年老店”的报人，责任和公信不会有问题。

　　另一方面，郭全中指出，媒体的社会责任也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实实在在为读者和受众提供真实、专业的高质量信息，这需要充分竞争的市场约束和媒体的自律。只有市场充分竞争了，让那些不讲社会责任的媒体如过街老鼠一样被淘汰，才能真正践行媒体的社会责任;只有媒体的实力够强大了，能够不靠行政手段和其他手段来生存时，也才能使得自己具有践行媒体社会责任的能力。他表示。现在很多人一提转企改制，就想当然地认为转企后的媒体的社会责任会大打折扣，认为“企业化的媒体社会责任就会低”，这是一个天大的误区;相反，传媒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媒体的社会责任不仅不会大打折扣，而且会大大提高。例如，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财经》、《新世纪周刊》、《南方周末》等媒体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是大家公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转企改制也为非时政类报刊提升管理理念和水平，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和条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转企改制后非时政类报刊会更好地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

　　司文博也从记者角度对媒体转企改制之后的社会职能做了“预判”。他认为，在媒体之外，有两种主要的力量影响媒体对内容做出的选择：权力和金钱。转企改制，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前者的行政色彩，强调了后者的激励机制，媒体需要面向市场讨生活，首要考虑的，是满足传播对象的要求，完成商品交换关系。传播对象需要什么?硬性的信息需求，和软性的知识性、娱乐性等个性化需求。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各种曝光、揭丑类的内容会逐渐增多，“出位”将成为媒体博取注意的常用方式。在传播手段上，媒体将更为大胆，有更多的方式进行创新。他认为，为增强受传者对媒介品牌的识别度和忠诚度，不同媒体会逐渐明确各自角色特点，走上不同路线，比如精英路线、揭丑路线或者八卦路线等。令人感到乐观的是，从总体看，这种变化将提高社会的透明度，提供给人们更多的精神选择，媒体的社会守望功能将得到增强;但同时也需注意，社会信息流、意见流、感情流的变化，将影响每个人的生活;量的增加、质的改变以及传播速度的加快，将为社会控制提出新的课题。

　　这些新出现的问题，使得改制后媒体的社会责任离不开科学合理的、符合媒体客观发展规律的监管体系。对于如何引导和监管，以确保新局面下媒体真正履行好社会责任的问题，周志懿认为，首先有必要推动媒体以社会责任管理为导向，将此作为非时政类报刊转企改制的指导性方针，牢固树立媒体的社会责任理念，永远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其次，整个行业必须有一套评价体系，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的推进来督导传媒单位履行社会责任。郝华忠也同意在改制过程中，需要通过媒体管理的不断细化，使得界限界定逐步清晰，并指望社会道德认同的提升来矫正传媒行业的“下海综合症”，在既有平衡逐步打破之际，将出现一个相互博弈，重新达到动态平衡的过程。

　　集团化发展：“媒介产业园”成趋势

　　新闻出版总署曾指出，深化改革是加快报刊转变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实现集约化集团化发展，既是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调整报刊产业的必然要求。要通过联合、兼并和重组，跨地域、跨媒体的战略整合，做优做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传播力的大型传媒集团。部分业内人士也认为，出版领域改革的推进将有利于我国传媒业与资本市场的结合，而大型传媒集团的打造将有望打造一批“国家队”传媒上市企业，传媒版块有望“扩容”。同时，在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背景下，文化产业将迎来广阔的发展前景。有关人士估计在未来3年，100家文化企业将或上市。改企、上市可以改变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脱离资本市场的现状，把文化企业放入金融体系中，从而利用资本市场平台，放大文化财富效应。因此建立“媒介产业园”成为非时政类报刊、甚至整个传媒行业转企改制之后的一个趋势。

　　集团化是企业组织资源的一种有效形式，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为了能够节约成本、提升效率，就应该采取集团化发展，这是企业的自然选择。对于这一趋势，几位业界专家都给予了肯定。郭全中认为，现在很多传媒企业利用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机遇“跑马圈地”，占据稀缺资源，这是传媒企业多元产业的拓展，是企业的市场化选择，也是传媒企业市场化意识的觉醒，是一件大好事。周志懿也认为，媒体行业的集团化发展，符合市场规律。媒体转制后，必然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各类资源的整合和重组，只要是基于市场的行为，都有其合理性。

　　当然，集团化不可盲目跟风。周志懿认为，建立“媒介产业园”应该“量力而行”。中国传媒业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有一股多元化的浪潮，许多媒体跟风大张旗鼓地搞多元化发展，结果成功的比较少。即便在集团化的过程中，许多所谓的“集团”也是为“集团”而“集团”，纯属拼凑，内部管理纯属于物理性的捆绑，而没有产业上合理的优质化学反应，不仅没有好的效果反而劳民伤财，这样的集团化就没有意义。他还介绍道：“一些非时政类报刊在转企改制过程贪大求全，改制后改的名字‘雷人’、吓人的不少，什么‘亚太’、‘北方’、‘中南’全出来了，恨不得一统天下;也许愿望是好的，但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只有把短期发展与长期目标结合起来的发展模式才是务实的模式。”因此，在集团化的过程中，其关键不在于大，而在于适合自身情况，对集团的发展有利;不能盲目跟风，盲目求大。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方向与路径的选择尤其重要，一定要有科学的研判与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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