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好照片，＂功夫在诗外＂(2)
主持人：您刚才也提到了1998年抗洪的时候，您的文章开始是被批评的，是不允许被报道。再到2008年抗震救灾时，海量化、及时化的信息，短短十年，您觉得我们在灾难面前的报道有什么变化呢？
贺延光：应该说进步是显而易见的。唐山大地震过去40年了，但在中国人心口一直是一个抹不去的伤痕，灾难太重，死亡人数太多。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媒体的报道是不充分的。到1998年抗洪救灾时，去一线之前，我跟当时报社的总编辑徐祝庆有一个时间很短的谈话，当时我对着他说：“老徐我的想法是第一要把灾难报道充分，第二才是救灾。”我说“为什么？如果不把灾情告诉公众的话，救灾是没有意义的，显不出来救灾的意义。”当时徐祝庆很支持我的想法，所以报道还是比较顺利的。到2008年汶川地震时，信息的传递就更快了。我开始是通过非正式的消息得知的，只是我接到一个电话，说汶川地震了，我就问严重吗，到什么程度。对方跟我说，反正中央电视台到四川的记者已经中断联系了。我想这个事情非同小可。我赶紧给报社领导打电话，报社领导、现在的总编辑陈小川，他说他已经接到好几个记者的电话了，大家都要求到灾区，明天一早大家来讨论这个事，为什么不当天晚上就走，因为当天晚上成都的飞机，机场关闭了。
第二天我们到了报社之后，报道班子马上就组建起来了，大家在讨论谁和谁一组，前方谁指挥，后方谁协调，另外一方面联系民航，成都的机场能不能开放，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他准备，就是和空军联系。后来从报道情况看，报纸、电视、网络、电台所有媒体几乎是想尽办法到灾区去，我知道有一家南方的报纸，地震当天他们10多个摄影记者，3辆汽车从广州就往灾区开了，可以说是马不停蹄。这种现象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虽然事情本身来讲是一个天灾，但是从媒体的反映来讲是前所未有的一种职业状态。大家想尽办法到那去，甚至电视都是24小时的现场直播，这在中国的传媒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我们从结果上看，面对这么大的灾难，全国的老百姓在媒体的报道下很快地被动员起来，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经媒体把事实真相告诉读者，读者知道了真相他就知道该如何办。所以汶川地震这么大的灾难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到全国人民的救援，应该说媒体的功劳是功不可没的。当然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进步，在这两个大地震面前媒体的表现是截然不一样的，现在你想一想能记住哪几张唐山大地震的照片。我是搞专业摄影的，但给我印象深的也只有王文澜拍的一张营救被困妇女的照片。而且王文澜他当时是部队救灾的军人，所以才有条件拍摄。此外我很少能记得直接面对灾难，面对死亡的图像了。当然在地震博物馆我曾经看了一些大场面，这些都是从飞机上拍下去的，就是大场面，具体的灾情很少。
可是汶川地震就不一样了，网络的图片都是滚动的，成千上万的，所以汶川地震比起唐山大地震，仅仅从我们的新闻报道上讲，是往前走了一大步。第一、很短时间把群众调动起来；第二、从国际社会来讲，我们的媒体，甚至我们的政府都是得了分的，新闻媒体透明、及时、迅速地把真相告诉中国以及全世界。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这样一个变化。 主持人：那么我们面对突发新闻尤其是灾难性新闻的时候，我们拍摄的过程中，一般用理性来选择一些场景来侧面反映这种灾难，还是直接面对现场用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图片来反映事件本身？贺延光：我对冲击力的理解，更喜欢用感染力来表述，用这三个字可能更准确一点。因为有的新闻照片是一个突发性事件，也许是一个爆炸，或者是一场灾难；也有的照片，就是我们平常生活的日常新闻照片，但也很让人瞩目，它未必是画面本身也多大的冲击力。当然灾难摄影，对新闻记者是一个更加艰巨的考验，在现场，考验的不仅仅是你的技术问题，同时也考验着你怎么把握这个新闻。第一、灾难新闻，你的照片就不能表现快乐，尤其在灾难现场；第二、表现灾难如何适度非常重要，还拿唐山大地震来举例，我听说，有人专门去拍死者的面容，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比较气愤，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是显示这种灾难本身，还是显示作者的勇敢，我非常不理解。在这么大一个灾难面前，如果要拍遇难者，那是轻而易举的，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可以说是横尸遍野。我们过去可能认为把真实的场面直接拍下来告诉大家就是真实性了。这就又回到我刚才谈了的准确的问题了，你拍人们的悲伤是不是也是一种灾难，你即使拍遇难者的遗体，你的距离、镜头、焦距都要考虑仔细，怎么拍摄既能表现这是一场重大的灾难，又能关照到遇难者的尊严、亲属的感受、读者的接受能力，这三条是必须要考虑的，要不然摄影就太简单了，谁都可以干了。所以我的照片里边也不是没有遗体，因为毕竟是这么大的灾难，但是怎么拍是要考虑的。基本的伦理道德这个问题，不光是我们在研究，西方的媒体也是一样研究，他们拍伊拉克战争，拍阿富汗战争，也拍了很多面对死亡和伤痛的照片，但是很多外国记者做得也很到位，很多事一些象征性的东西，把战争灾难的气氛渲染出来告诉你就可以了，并不见得要直接去拍一个遇难者面容去，我们是要学习借鉴的。
我在网上还看到，有人批评汶川地震时有的摄影记者架着一个三脚架把自己的照相机架起来，摄影记者不断地指挥站在废墟上的一对老人为他做这样那样的姿势，我觉得这都已超越了社会伦理的底线。摄影记者不能让灾民去为你的图片服务，你的图片要为新闻服务，你怎能如此摆布、导演！抗震救灾这个事对新闻媒体来讲，它的积极作用是媒体及时、迅速、全面地报道了这一灾难，动员了群众去救灾。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所讲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我们媒体人去思考的，不是灾难面前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镜头面前一定要有所顾忌。我们拍日常新闻也是这样的，也存在这个问题，你要对你拍摄的对象尊重，不能乱来的，要有所顾忌。
主持人：您除了在重大灾难面前会冲在第一线外，您的镜头还往往喜欢对着一些小人物，比如您的一幅很著名的作品《雪中的农民工》，那么您觉得新闻摄影的魅力在哪？
贺延光：我拍《雪中的农民工》，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那天是那年北京的第一场大雪。当天北京的媒体报道，几十万棵树木被雪压断。而且在这件事之前有一个很广泛的社会背景，我们城里人，很多北京人有意无意地都带了很多的歧视对待这个我们现在经济社会一个绝对不能忽视的人群，又是一个很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工。同时在这件事之前的几天，社会上还有一个大新闻，那就是温家宝总理亲自给农民工讨工钱，可见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是多么不容易。如果这群人生活不能真正地得到改善，中国社会的进步是没有意义的。我那天去拍杨利伟的报告会，去的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十几个农民工抗着行李在大雪中十分艰难地小心翼翼地过着马路，我赶紧摇下车窗抓拍了一张。我的心目中，我们需要杨利伟，但也不能忽视农民工。就杨利伟和农民工来讲，没有谁轻谁重的问题，都是我们社会的标志，他们加在一起才能完整地体现我们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社会越进步，越就应该关注弱势群体，这些人的利益不得到根本改善的话，中国的进步只是少数人的，是没有意义的。
主持人：您很享受这种记录的过程？
贺延光：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在中青报最大的收获，就是从一个党的宣传工作者到一个新闻记者的转变。刚到报社时，新闻记者的工作主要是上情下达，新闻工作者就是党的宣传者，这两者是划等号的。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新闻界看到的东西也多了，也有了比较，反过来也就会有更多的反思，新闻记者到底该做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种转变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我想我们整个媒体也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现在更多的人把新闻工作者比喻成大海航船上的瞭望手，这个比喻应该是比较准确的。风平浪静的时候对瞭望手是没有意义，只有前面有急流险滩，瞭望手的工作才有意义。当一个好的新闻记者，第一要传递信息，及时向读者报道；第二是表达立场，面对这个事件如何引导舆论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立场非常重要，所以这种情感立场的表述，新闻记者是不可推卸的；第三要促进社会进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促进社会进步。
主持人：和您聊新闻摄影，两个作品是绝对不能落下的，一个是您的成名作《小平，您好！》，另一个就是“胡连会”时的《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您觉得这么多年关于重大历史题材拍摄角度上有没有发生变化？
《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
贺延光：拍摄角度这个很难讲，我是觉得如何把这个事件准确地表达出来是非常重要的，所谓摄影的角度一切都要围绕着内容来，要为它服务，所有的技术手段都要为内容服务的。先说这个“胡连会”，“胡连会”对中国人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新闻，第一，台湾还没有回归祖国；第二，国共两党领导人过去多少年里都是刀光剑影。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国民党、共产党两个领袖人物要第一次见面，腿往一起迈，手往一起伸，这个意义是非同小可的。我们不能说一见面、一握手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但是这种伸手、迈腿，象征意义我们应该肯定，毕竟都是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所以连战到北京来，必然要引起中国人特别的关注，必然也会引起世界对这次会谈的关注。但是具体我来讲，我来表达这个，怎么能把它拍好，怎么拍出来不一般，这就完全是我的事。我可以说这张照片我是事先思考了三天，虽然没有到现场，我也很少去拍中央新闻，但是接见的那种程式，我是太不陌生的，我真是考虑了三天，要是派我去我怎么拍，想来想去，第一我要拍全身，第二要拍伸手相握而没有握到的一瞬间，就把这种象征意义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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