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5年前就开始研究中国、会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陆克文是个十足的“中国通”。日前,他在参加完上海世博会闭幕式后,访问了北京。对于全球经济复苏谜题以及中国如何认知与适应新角色、中澳关系新前景,睿智、干练的陆克文有他自己深刻的见解。
我刚刚参加了上海世博会闭幕式。在看闭幕式时,我想起1984年我第一次去上海。我记得当时会见了汪道涵市长。汪市长抱怨,上海比中国其他大城市要落后。
5年后,我见到当时的上海市长朱基。我们站在外滩看浦东,朱市长跟我们谈了大规模的发展规划。那时的浦东还是一片农田。
现在,我这个老外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和上海都不再落后。
中国寻求经济发展新模式
中国正有意从过去30年的增长模式中走出来,寻找面向未来的新模式。旧的增长模式使几亿人摆脱了贫困,但是很依赖外需。这个旧模式的特点是劳动相对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快速加大,还有大额的贸易顺差和经常项目顺差。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表明,中国领导人将选择新的发展模式,一种渐渐转向依靠内需的发展模式、减少能源密集型增长的模式、注重质量而不是绝对水平的发展模式。
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为强调这一精神,十七届五中全会结束当天,中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产业政策,概括了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新的发展模式以扩大内需为重点,必将推动更大范围的改革,包括卫生、教育、工资水平、保障体系和保障性住房改革。
澳大利亚著名经济学家、前驻华大使郜若素(RossGarnaut)教授最近说,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正从劳动力过剩型经济中走出来。
这正是中国30年改革的成果。
经济改革之外更广泛的改革
当然,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不只提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谈到了政治改革。
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温家宝总理和中国其他领导人最近在讲话中也提到了这一点。
早在1978年,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中国人民的个人选择是联系在一起的。
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前,在中国,工作分配、住房、甚至是结婚都要经过“单位”批准。大街上的人全都穿着蓝色和绿色的衣服。媒体只有一个声音。人们怕被看见和老外交谈。
今天的变化太大了:整个国家色彩缤纷,媒体更加多样,博客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
今天,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开放和更多的选择,这将会影响整个社会,包括政府管理。
全世界都十分关注:中国,这个有着特殊国情的国家,会怎样面对这一挑战。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加快了全球经济改革,特别是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成为了全球经济合作最重要的论坛。议题包括新的全球发展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加强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性、可信度和有效性,使它们将来成为更强大的伙伴),全球经济和金融监管,以及全球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G20峰会中,澳大利亚和中国密切合作,共同推动重要倡议。在华盛顿、伦敦、匹兹堡和多伦多的G20峰会上,我们一起推动全球市场的开放和贸易流动。
中国和澳大利亚(还有其他G20成员)最紧密的合作,是起草“强劲、可持续和均衡增长框架”。在推动全球宏观经济上,这样的协调几乎从来没有过。
G20领导人会议马上要在韩国首尔召开。这个时候,全球经济到了关键时期。
为了支持全球增长,中国要刺激国内经济。而在国际上,我们更看重制定预算和可持续增长。怎样找到这两点的平衡,是我们今后一直要面对的挑战。还要考虑减少全球公共债务和全球预算赤字。
中国和美国最近在货币价值上的争论,也体现了这个挑战。
澳大利亚认为,制定汇率政策不应该脱离大环境,而要结合更广泛的结构改革。这是推动各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所必须的。
所以,我们欢迎G20财长承诺采用由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来体现基本经济要素,防止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最近的华盛顿国际金融组织年会上说,中国将继续进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加汇率灵活性,但是将逐步推进。
周小川形象地说,西方人喜欢用立竿见影、动作过猛的西医,中国人喜欢用传统的中医,虽然见效慢,却稳健有效。
他说,驾驭中国的汇率政策是一项复杂的艺术,需要兼顾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失业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国际收支等多种因素,进行权衡考虑。
我相信,“中西医结合”有时候是有用的。我记得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温总理说,中国能为世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管理好自己的经济,尽快恢复强劲增长和稳定发展。
中国就是这样做的。
将来,这个经济逻辑也一样清楚。中国经济的好政策,也是全球经济的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