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体制和运行机制亟待改革（上）(5)
《真理报》模式仍在影响我们的工作
▲：的确，有些地方和部门片面理解“舆论导向”、“稳定压倒一切”的说法，实际上是在为不当的新闻管制找借口，千方百计地控制负面报道，导致报纸的舆论监督越来越难，也使报纸失去了在读者心中的公信和权威。刚才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是《真理报》模式，那么，在您看来，这套模式有哪些特点，对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哪些不利的影响？
●：首先稍微交代下《真理报》的情况。列宁起先办《火星报》，对十月革命起了很大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他后来指示创办了《真理报》，1918年以后《真理报》变成了苏共中央机关报，地位越来越高，在苏联的工业化建设时期、卫国战争时期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动员作用。但到了后来，《真理报》已经不仅仅是个舆论工具，还是党的权力工具。那时的《真理报》有至上权威，对《真理报》是不能批评的。相反，《真理报》可以批评任何单位，而且还规定，有关单位在受到《真理报》批评以后，必须检讨。在斯大林掌权时代，他直接掌握报纸，曾对《真理报》发表过多次讲话，比如“报纸是党的喉舌”。但是，他把报纸的喉舌功能无限制地夸大了，一级一级都有机关报，各个部门也有机关报，构成了报纸的权力体系。斯大林通过报纸打击反对派，他自己还通过报纸制造个人迷信。
上世纪50年代，国内新闻界向苏联学习，《真理报》这一套模式随即被国内复制。50年代初，我是上海《劳动报》总编辑，报纸就模仿苏联的《劳动报》。苏联《劳动报》把“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放在报头，我们也学这种模式，还要打上“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暨上海总工会机关报”。我就搞改革，说我们一个地方的工人报纸，天天登“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一个口号，没什么必要。而且这是从苏联《劳动报》抄过来的，没有我们报纸自己的创见。所以我就拿掉了，为此还专门向上级打报告，领导同意的时候没讲什么话，结果反右派的时候这成了我的一大罪名，叫“篡改报纸无产阶级的方向”，后来撤掉领导职务、受处分。
具体讲，这个模式带来几方面的问题：
1.使报纸工作行政化、官僚化。我国过去有3000份机关报，从中央到县里都有机关报，一级一级向下。到现在也是如此，有部级机关报、局级机关报、处级机关报，报纸变成一个行政化、官僚化的东西。
2.报纸脱离了社会舆论。本来是群众要办报，报纸要反映舆论。结果机关化后，变成领导指挥舆论，报纸异化了。
3.用行政干预的手段来代替政治思想领导，由于报纸报道不符合上级规定的统一口径，导致总编辑被迫不断写检讨。
4.使新闻从业人员脱离社会、脱离群众，变成了官吏或者准官吏，我们的记者走出去还有人来迎接，记者不是来听取舆论，而是来问问官员在讲什么。
5.使报纸脱离市场，不是向消费者负责，而是向领导负责。就好比我做个东西卖给你，你是消费者，我要对你负责，报纸不好可以退货。但是《真理报》的模式是对领导负责，不在乎群众是否满意。
建国之后，我们的新闻业模式，包括报社内部的整个建制，都或多或少按照《真理报》模式设置的。直到现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这些都说明《真理报》模式仍在直接、间接地影响着我们的报纸工作。但是这么多年来大家没有进行辨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大家把这些包袱背在身上，不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阻碍了我们报纸工作的发展。
50年代，开展新“三反”运动，就是反官僚、反贪污、反浪费。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的张春桥刚从苏联学习《真理报》经验回来，就在报纸上搞了一个大典型。军管会交通部长兼华东交通运输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对学生的一封批评信进行打击报复，受到华东局给予的纪律处分。张春桥在《解放日报》发表“压制批评是党的死敌”的社论。他不问犯有压制批评错误的干部情况如何，犯错的事实怎样，就举起一顶“党的死敌”吓人的帽子，要把他们一棍子打死。不久，他就在《解放日报》“党的生活”版发表言论，说“我们要点名了”，摆出一个整人的架势。广大干部看了，不知道他要点谁的名，人心慌慌，造成很大的思想混乱。这些做法受到中央的批评，张春桥不久就离职而去。这是他所谓学习《真理报》经验的“得意之作”。所谓“压制批评是党的死敌”是斯大林的话，发表在《真理报》上。张春桥就抓住这一点把党的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引到歧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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