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体制和运行机制亟待改革（上）(6)

　　报业体制和运行机制落后于时代

　　
　　▲：您觉得，这些问题和报纸本身的体制和机制之间有什么关系？
　　●：报业体制和运行机制落后于时代需要和读者需要，导致报纸比较闭塞，接触的信息又少、又慢、又差，这样的报纸自然无法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改革开放以后，体制有一定的进步，但主要问题是大一统，缺乏多样化。
　　第一，强调有统一的指导思想。我认为，这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宪法以及党和政府各方面的政策取向，但不是说每个报道都要有统一的指导思想，即便是一些重要的报道也不一定得有。
　　第二，强调有统一的宣传口径。实际上，客观事物是复杂变化的，每个新闻从业人员对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也是不同的。除了有关部门提供有关事实或事件必要的背景材料和新闻报道应注意的事项外，不一定要有统一的宣传口径。统一的宣传口径，只会束缚报道者的报道眼光。宣传部门、行政部门设置了很多报道的禁区，提出了这个不准、那个不准，不但不合理，也不合法。
　　第三，干部的统一调配。新闻干部要经过国家的一套人事制度来任命，比如征求意见、公示、审查等等，毫不例外。现在是上级任命的干部多，作为组织部门来讲，要特别强调尊重报社群众的意见，把自上而下的考察和自下而上的推荐结合起来，使报社能够选拔一些适合新闻工作，有才能的、称职的干部。
　　第四，体制上有问责、无监督。一个新闻报道错了，应该追究责任人和领导人的责任，但是有些错误，不完全是报社的新闻从业人员造成的，有些是领导机关制定的计划或做出的指示不妥当。应该允许有关人员提出申诉，对不合理的指示提出批评监督，有利于共同防范错误的发生。不能单由报社承担责任，否则会出现口服心不服的违心检讨。报道错了，就要层层检查，不断写检讨，这是不正常的。应该提倡在报社内部发扬民主，提倡自下而上的监督。有些问题如果因为不合理的规定而变成所谓的错误，就会造成更大的隐患。
　　我自己也碰到过这样的例子，作家白桦写了一部小说《苦恋》，本意是通过描写一个作家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事例来控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也道出了个人崇拜的危害。后来一位领导人批评这篇小说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中宣部通令全国省级报纸转载一篇批判文章。当时，我们报社党委讨论后，认为这样做不太妥当：第一，全国发一篇大批判文章，这种做法已经随着“文革”的结束废止了，不应该重复。第二，批评这篇小说违反了四项基本原则，通篇是政治批判，没有艺术批判。我们决定不予转载，从而成为唯一没有转载这篇文章的省级报纸。地方党委要追查总编辑的责任，弄得很紧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要允许下级对上级提出不同意见，要实事求是，分清是非，不能采取过去那种一棍子打下去的办法。但这种情况，在新闻界是比较多的，没有多少人能够抵抗这种问责。这件事，如果不是胡耀邦一句话，我就丢了乌纱帽。
　　统一思想是指大家通过学习、对话、交流、协商，初步取得思想上的统一，而不是说每个人的脑袋从一个模子出来，那样的统一思想是没有的。有句口号讲，“政治上思想上做到完全统一”，我对此有所保留。如果说政治上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办报宗旨的统一，这是没问题的。但思想上要做到完全一致是不可能的，每个人的思想认识水平是不一样的，怎么可能完全一致，这不符合辩证法。
　　第五，方法作风的问题，机关化、行政手段方式多，用咨询、民主讨论的方式少，自上而下的多，自下而上的少。上世纪50年代初期，报纸上错别字很多，毛泽东批评了这种现象，胡乔木连忙写了篇很大的文章《为出版一份没有错误的报纸而奋斗》，我看现在也没有奋斗出来。这背后很大的问题是：编辑部人员自下而上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发挥不够，光靠一个号召是解决不了的。解决这个问题，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检校制度上，提高从业人员的责任心和业务水平。
　　可想而知，这样的报业体制决定下的运行机制也有很多问题，主要弊病在于缺乏负责制和专责制。样样东西都是一把手负责，实际上什么都可以不负责。有些事情，也没有专责制的规定，他也很难负责。其次，我们报社比较偏重采访编辑写作业务，但对信息的收集、分析，没有一个健全的系统，读者的调查、咨询也没有一个健全的系统，对评论队伍和评论的运作也没有一个健全的系统。这三方面的缺陷可以说明，我们报社的运行机制有很大的问题。报社的言论不如解放前的《大公报》和《文汇报》。基于信息的分析也不行，导致报道缺乏新闻背景，很多新闻只说“是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没有背景分析。上世纪80年代，台湾有个飞行员驾驶飞机飞到深圳，这个事情很大，国外的记者和通讯社都报道了，但是中国推迟了24小时才由新华社报道。官方认为这个事情很重大，需要请示，时间上就晚了一天。其实按照我前头讲的，事情发生了就可以报道，不需要有统一的指导思想。你可以写，某月某日有架飞机到深圳，具体原因在调查中。不就完了么。我们没有一个信息采集和处理机制，国外也没有分析，只好等上面的指示。
　　综上所述，这些体制和机制上的弊病不是一时形成的，而是过去各种条件下积存下来。过去一直这样干，现在要改也比较困难，只有通过进一步的新闻改革来解决。（未完待续）

　　（采访者分别为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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