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采访记：看似远在天边，其实近在心中

    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可我们“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到伊拉克去！

    因为伊战七年，美军战斗部队要撤离，那里有我们读者非常感兴趣的新闻。

    今年8月29日至9月9日，我们在伊拉克那片留有战争伤痕的土地采访，度过了难忘的12天。

    回首这次异邦采访，我们自觉有很多的遗憾，但重要的是收获了信心，有了无所畏惧的勇气。不管在哪里，不论在何时，只要钱江晚报的读者需要，都会找到完成采访任务的办法。

    跨国行动：扣住美军撤军的历史节点

    今年8月初的一次谈版，我们不经意间谈到美军要在8月底从伊拉克撤离全部战斗部队。没想到，本报总编辑李杲突然问了一句：“伊拉克能去采访吗？”我们回应说：“有什么不能的？”于是，李总当即拍板：立即摸清可能性，全力争取成行。

    为什么要去伊拉克？我们的理由基于以下三点。

    其一，这个题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伊拉克战争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格局。一场建立在谎言上的战争，留下的是这样的“成绩单”：美军4415人阵亡，伊拉克死亡十万余人（较少的估计数），战争耗资7423亿美元，远远超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奥巴马上台后，不得不改弦更张，承认伊拉克战争是一场可以不打的战争。在美军撤军这一历史节点，走进伊拉克了解真实情况，对于地方都市类媒体介入重大国际新闻报道，无疑是个很好的契机。

    其二，来自伊拉克的一线新闻其实很匮乏。钱江晚报编辑所能接触到的伊拉克的一线新闻不外乎是新华社和外电，而这些稿件大多是报道爆炸、袭击等突发性事件和高层外交动态，对于伊拉克的社会生活与民众所思所想，明显“供给不足”。

    其三，伊拉克看似远在天边，其实近在心中。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用传播学论及的“距离说”来表述，就是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在这里存在着错位。由于传受双方思想中存在的“异”，而传播之所以能延续，则是基于双方的“同”。因此，传播参与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不断在“同”与“异”的矛盾中调节。钱江晚报读者都对这个战乱的国度始终怀有同情心和好奇心，更重要的是，已有不少中国商人在伊拉克抢占商机，其中好多是浙江人。这些在伊拉克打拼的老乡，肯定有许多精彩的乱世危情故事。

    但是，怎么去，还有一大堆问题在等着我们。

    我们动员了所有的社会关系来打探这件事——伊拉克驻华使馆，我国驻伊使馆，驻伊中资机构，浙江省外办，中东浙商侨领，旅行社和签证中介……

    一开始传回来的多是坏消息。伊驻华使馆一开始迟迟不予答复，后来说同意办理，但要等很长时间。濒临绝望时，突然柳暗花明：杭州的一家中介机构通过迪拜的浙商，联系了在伊拉克巴士拉做展会生意的一家公司，对方表示在几天内就可以办出伊拉克签证。

    签证有了，接下来就是准备行装。一开始，我们就把风险与艰难预想得充分一些，尽量把采访所需的东西都带上：地图（“万能”谷歌地图上竟然没有巴格达的市内地图）、录音笔、太阳能充电器、车载电源逆变器、方便面、衣服（做好没地方洗衣的准备）、野外求生用的哨子、钓鱼钩……反正能想到的全都带上，以防万一。

    伊拉克还是处于非正常状态下的“战地”，容不得我们按部就班地去采访。临行前，恶补有关伊拉克的各种资料非常必要。地理、历史、文化……重点是伊战及战后的新闻记载，我们收集打印了几十篇，反复研读，几近滚瓜烂熟。

    出发前，我们就开列了拟采访的目标人物，并通过电话和网络进行大量的预约与准备工作。最为不易的是预约驻伊美军的采访联络。我们发现驻伊美军的官方网站上可以申请美军的嵌入采访，便通过电话和电邮与之取得了联系。随后，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填写递交了繁琐的申请表格，签了“生死状”。美军还要求我们自行准备防弹衣、防弹头盔和弹道护目镜——开始，我们想通过武警部队租借，对方表示均有我军标志，不能携带出境。后来，在浙江慈溪市找到我国最大的防弹衣出口厂商——大成公司，他们答应友情赞助两套装备。

    可是，从各种官方或私人的渠道获悉，目前巴格达局势依旧很乱，更糟糕的是，为了筹备明年的阿盟峰会，在巴格达像中国使馆所在的曼苏尔饭店这样比较安全的驻地都不接待客人了。极有可能，我们一去，连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我们仍不甘心，另找出路。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了驻伊中资公司身上。打了无数电话，辗转打听到中兴公司在伊办事处负责人门总的电话，但接不通——这在通讯设施极不完善的伊拉克是很正常的事。于是，我们就给他发了一条短信。没过多久，一个显示区号为深圳的电话打到了我们的手机上，原来是门总通过IP电话回电了！他古道热肠，很干脆地说：你们来，可以住我们那儿！

    此刻，是8月27日，离我们出发只剩下两天。

    29日登机时，我们又接到中兴公司驻巴格达办事处后勤科长的短信：“热烈欢迎！保持联系！”

    跨国主题：被战争改变的国度和命运

    我们去伊拉克采访什么？报社与我们反复商议，确定了一个主题：被战争改变的国度和命运。

    报道的落脚点则放在一个个典型个体的命运上，通过采访伊拉克民众、政府官员、士兵和中国商人，来反映这个国家在连年战乱后的现实，进而探究它可能的未来。

    作为一家地方媒体，一个临时进入的“特工队”，限于人力物力资源，我们不可能宏大叙事地完成全景再现式的报道，只能通过微观视角来折射这一历史时刻。再则，从钱江晚报读者的阅读期待来说，更希望看到活生生的人物和新鲜的故事，而不是长篇大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历史大视野的观照。

    当地时间29日8点50分，飞机降落在巴士拉的机场。从舷窗望出去，刺眼的阳光，接近白色空无一人的戈壁，远处油井冒出的黑烟和火焰，构成了一幅荒凉的影像。这就是伊拉克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我们坐上接站的中国商人租的车，往巴士拉进发。短短30多公里，居然要经受8个检查站的盘查。全副美式武装的伊拉克军警，或坐在机枪掩体后面，或是手持AK47。不过他们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检查过后都微笑放行。

    在中国商人租住的巴士拉4层小酒店入住后，我们立即进入采访。出乎意料的是，一开头碰到了两个浙江商人，他们畅谈伊拉克商机的慷慨激昂，让人印象深刻。晚饭后，我们又穿越重重关卡，赶赴中国商品展会的帐篷市场采访。晚上11点多，这里还是客流如潮。随后，又去采访展会的伊拉克合伙人——巴士拉的媒体大亨，他手下有三家报纸一家电台。

    回到酒店，已经是30日凌晨1点。算起来，我们连续38个小时奔行，只在广州飞迪拜的飞机上睡了两三个小时。而次日一早，我们又要坐车500公里，从巴士拉赶往巴格达。

    就这样，我们为自己在伊拉克的采访创造了“传奇纪录”：一天只睡两小时，一天只吃一顿饭，一天坐车狂奔1000公里……

    被一堵堵防爆墙和检查点切割的巴格达，时常发生造成伤亡的爆炸。所以，在巴格达的中国人一般都不太出门，像是一群关在巴格达的“囚徒”。如要办什么事，可以请伊拉克雇员代劳。于是，我们的出门采访，常常被中国朋友戏称为“越狱”，他们每次都会关切地送到门口，叮嘱再三。当我们平安回来后，他们又会过来问今天有什么收获。最后，扼腕一叹：你们真不错，我们来这几年了，去的地方还没你们多。

    关心我们的还有伊拉克友人。我们联系采访的巴格达汽配商Silven天天打电话给我：“我的朋友，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我很担心你们的安全啊！”

    在巴格达街头采访，钱锋一个本子一支笔，不会引起什么误会，而摄影记者王颖的镜头，就容易被人误解为是啥玩意儿。检查点禁止拍照，但作为摄影记者，不拍肯定心里痒痒，所以免不了要“偷拍”几张。

    遭遇检查点多了，也就有了经验。司机一摇下玻璃，我们就满脸笑容地挥手，向士兵致意：“As-Salamu Alaykum（阿拉伯问候语：祝你平安）！”“辛尼（中国）！”检查完后，再无比热情地说：“苏克兰（谢谢）！”有一回，他们还热情地邀请我们下车，大大方方地让王颖拍照，还一定要和她合影。

    在伊拉克采访，很容易卡在语言交流上。我们的英语口语能力只是一般，对伊拉克的官方语言阿拉伯语更是一窍不通。没办法，我们就通过翻译网站，打印了一组阿拉伯文的问题，准备万不得已时就用书面提问。另外，还打了几句有拼音注释的阿文：“我是中国人，我们抱着善意而来，请通知中国大使馆”，准备在遭遇意外时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

    还好，伊拉克人老老少少都会一点英文，有许多还相当流利。碰到不会讲英语的，也总有人责无旁贷地站出来为我们翻译，加上中国商人的阿语翻译员一有空，也会来帮忙，于是，我们准备的阿语小抄，一次也没用上。

    跨国历练：走出去，走多了，才会走得稳

    人地两疏，获取采访线索也是大难题。

    抵达巴格达后，驻伊美军突然变卦，拒绝我们采访，给出的原因是撤军期间人手不足，且要接待副总统、国防部长等。我们不肯放弃，第二天依旧去坦克大炮守卫的绿区试图闯关，但森严的警卫给我们吃了闭门羹，说没有确认不能放行。后来，负责联系的美军上尉Dany专门打电话和写邮件，向我们表示歉意。随后，又是一次次的碰壁。巴士拉老板承诺帮我们联系巴格达市长、伊拉克国家投资委员会负责人等官员，也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

    事先的计划落空了，我们就灵活调整，及时去发现新的选题。首先说服在伊的中国朋友，让他们提供熟悉的伊拉克线人。这一招，还真管用，如丈夫被汽车炸弹炸断腿的贫民窟妇女扎哈拉一家，就是中兴公司员工在夜聊时提供的报料。

    同时，我们利用一切机会，和日常接触到的人谈话采访。比如在巴士拉机场等待入境时，我们就抓紧时间对来自美、英、印、巴等国的旅客进行采访，征询他们对于伊战的看法，随后写进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伊战》这篇报道。

    我们还有一招是“滚雪球”，采访一个人后，就争取对方介绍或联络下一个人。比如采访了中兴公司的伊籍保安队长后，就继续和他聊天，引出了他熟悉巴格达每周夜间比赛的“飚车党”。后来，他还表示愿意带我们去拜访当将军的哥哥……

    我们虽然置身前方，但是后方的编辑部每天根据掌握的媒体资讯，即时给我们发报道提示，如今天有什么重要的新闻节点，适合做什么稿件配合。如巴格达发生自杀式袭击爆炸那天，我们和后方就进行了不断的交流，使前方采访不断进行印证和补充。

    事实上，只要把握采访的主旨，时时留心，处处观察，新闻线索还是会如源头活水。

    时差也是我们的障碍。伊拉克与中国有5个小时的时差，早上9点，伊拉克人上班时，国内就已是下午1点了。当时恰逢斋月期间，下午伊拉克人又都放假了，留给我们采写的时间非常紧迫，况且出行屡屡遭遇检查，半小时的路程就变成一小时。有时我们赶稿到晚上7点，北京时间已过零时了，后方夜班编辑几乎抓狂。

    网络传输也是个大问题。巴士拉和苏莱曼尼亚都用拨号上网，用主人的话说，打开一个网页，你就可以先抽支烟，再等它慢慢打开。文字稿还好说，发照片那可真是要气得七窍生烟了。弄不好一断网，就前功尽弃，从头再来。

    此次伊拉克采访12天，我们发回文字稿件和照片40多篇，共计3.2万字。后方编辑部对我们的报道浓墨重彩地加以包装，设置了专门栏目，并多次在头版加以导读，还出版了两次专刊。这次跨国采访，带来了预期的热烈反响。读者首先对钱江晚报记者的勇气表示佩服，对记者现场记录的伊拉克人生活画面感到新奇。尤其是浙江商人，看到商界同行勇闯硝烟弥漫的国度发掘商机，十分羡慕。我们回国后，还接到了许多电话，表示想联系在伊拉克的浙商，也去抢占市场。据说，巴士拉新办的固定商场，几十个摊位没多久就被一抢而光。投资开办商场的浙商非常高兴，说要在钱江晚报上做广告，进行二期招商。

    总结此行的经验，我们觉得首先是充分的准备，既有物质装备，更重要的是联系采访对象和案头准备。由于我们事先熟读了大量伊战背景资料，所以后来都在报道中成为点晴之笔。如引用奥巴马向伊斯兰世界的喊话中提到的“托马斯·杰斐逊曾经说过的话：‘我希望我们的智慧会随我们的力量而增长，并告诫我们，我们的力量使用得越少，它就越有力。’”还有伊拉克诗人萨迪·尤素福的诗《美国、美国》：“美国！让我们互相交换礼物吧……拿走萨达姆·侯赛因，给我们亚伯拉罕·林肯！或者不必给我们任何人”……这些都深化了报道内涵，增加了信息含量。

    其次，是充分利用好海外华人和中资机构的资源，找到采访的战略支点。海外华人华侨很多都是浙江老乡，这是我们跨国采访必须依靠的优质资源。另外，像中兴通讯这样在全球100多个国家设有办事处的“日不落企业”，我们报社应该考虑结成战略联盟，这对我们拓展全球报道带来巨大的便利。    

回顾伊拉克的采访，我们突然觉得，自己是童话《小马过河》里那匹小马，伊拉克这条河到底有多深，只有趟过去心里才有数。没有谁生来强大，走出去，走多了，才会走得稳，走得好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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