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原总编辑范敬宜病逝:来生还做记者

    范敬宜 （1931—2010），江苏省苏州市人。从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83年调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此后曾任文化部外文局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出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从2002年4月起，被清华大学聘为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其主要著作有《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等。

　　昨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布讣告称，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11月13日中午在北京医院不幸去世，享年79岁。

　　清华大学和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将成立治丧委员会和治丧工作小组，随后将公布悼念活动安排。

　　“我们很伤心，正在安排老院长的后事。”昨晚，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很伤心。范敬宜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这也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共事。

　　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生袁丽萍听过范敬宜两次讲座，“他反复说，如果有来生还要做记者，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够，让我们感觉他生来就是新闻人。他对学生也特别亲切。”袁丽萍称，每学期学院都有院长接待日，问什么问题的都有，他从来都认真听我们讲。当听到学生叫他“范爷爷”时，他特别开心。他告诉这些未来的新闻人，做记者可以发现很多之前学不到的东西。 （记者郭少峰）

    范敬宜：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来源：人民网-《青年记者》杂志）

    我在经济日报也好、人民日报也好，特别是经济日报，没有人叫我“范总”，都是叫“老范”，到了人民日报以后，大部分人都管我叫“老范”，后来有一些人开始叫我“范总”，但是我觉得“老范”更亲切一些。

    新闻情结

    我从小对新闻工作有一种向往，也可以说是对新闻工作的情结，这可能因为我特殊的生活经历形成的。

    我从小体弱多病，不能正常地上学。从7岁念完小学一年级以后，到 15岁期间，一直在家里养病。小学没有念，初中、高中都没有念。而在家里惟一的伴侣就是书报，特别是报纸，那时我在上海，几乎所有的新闻报纸都看，比如当时的《申报》、《大公报》、《文汇报》、《新闻报》、《新民报》，以及各种小报，逐渐对报纸产生了兴趣。

    我很小的时候自己办报——用手抄的小报，写好了以后塞到别人家的门缝里面，写的都是一些谁家的孩子挨打了，一些很奇怪的内容。开始别人不知道报纸哪来的，发现了以后，就到我家里来问，当时落下一句话，说这个小孩将来一定会闯大祸的。

    到了15岁，抗战胜利，有一个国学专修学校，从内地迁回上海。我妈妈给我报了名，看看我能不能考上。我从那里毕业时，才18岁。接着我考上了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我在那里的中文系读了两年。

    其实在18岁毕业时，就分配我到华中师大当助教，我觉得还是喜欢新闻，当教师好像没有当记者“浪漫”，所以还是想做新闻工作，自己偷偷地跑到东北去了，因为那时主要的一个启迪就是抗美援朝，“谁是最可爱的人”，觉得自己应该到硝烟弥漫的战场当一个战地记者。瞒过家里人，到了东北，当编辑。应该说我开始做新闻工作的时候，没有更多的想法，就是想让生活充满传奇色彩，还有就是对新闻工作的责任感。

    到了东北做新闻工作以后，开始还比较顺利，因为那时候大学生比较少，我又很年轻。到了1957年，开始“反右”了，我就成了右派，20年的时间，差不多都是在一种非常曲折的生活中，曾经被送到农场中去劳动改造。文革以后，全家到辽宁西部最贫困的一个山区，去插队入户，真正当农民了。等于说差不多中间的新闻工作中断了20年，1978年到山东，又重新开始了。所以说我开始做新闻工作时是20岁，但真正做时已经将近50岁了。

    我的新闻生涯没有什么太传奇的色彩，但是中间又充满了很多曲折。这其中有一条我一直没有改变 ：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不许写稿，也不许在报纸上发表什么文章，我还是不断地写；不许用真名发表，就用笔名，笔名也不许用，就用一些集体的化名写文章，一直没有中断。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从新闻工作者到传媒教育实践者

    到清华大学当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离开了人民日报后，就在全国人大教科文委员会。有一天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人文学院的院长胡显章，原来的传播系党组书记王建华3人来找我，告诉我清华大学要办一个新闻传播学院，想听听我有什么意见。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们是来考察我的。那时全国的新闻院校已经达到200多个，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认为，清华大学如果要办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话，那应该是第一流的，因为清华大学本身就是第一流的大学，学生应该是面向主流的，而且是培育高手的，否则没有必要办。

    后来他们请我过去，我也挺高兴，过去从来没有教过书，也没有从事过新闻教学，但是新闻工作我没有做够，这也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不管怎么说，我有几十年的新闻生涯，有甘有苦，有些经历可以更多地向年轻一代传播，应该说也是一种贡献吧。所以就欣然接受了。这几年，我觉得生活特别充实，特别有意思。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课程设置跟其他新闻传播学院大致差不多，但是我们想尽量地能够创造一些自己的特色。

    第一，办学指导思想，就八个字: “面向主流、培养高手”。所谓面向主流，就是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够为主流媒体，特别是一些主要的党报来服务。培养高手，我们提出要“步步通经、学贯中西”，这是一个大的理念。

    第二，办学的特色，我们总的要求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贯彻到各个学科当中去。大概有四条：

    一、加强基础。新闻院校的学生应该是知识面特别丰富，有高的素质，全面的知识。以前有一些新闻教学工作者偏重于新闻专业知识的传授，其他的综合性知识太少。我们有一个想法，能不能成为一个比较优秀的新闻工作人才，不能只靠吃“维生素丸”，维生素能维持生命，但是没有听说靠吃维生素丸就能长成一个非常健壮、非常高大的人，他必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粗粮、细粮、肉食各方面的营养。

    所以，这方面我们就提出要加强基础，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要求几个贯通：古今贯通，中西贯通，文理贯通。古今贯通，要求新闻工作者懂得历史，历史是过去的事，新闻是未来的历史，没有历史的话，我们的报道会很单薄。学贯中西，随着国际化发展，应该培养有国际眼光的人才。文理贯通，不光懂文科，理科知识也要懂。新生入校以后，老师要给他们推荐读书的书单，一百本书，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什么都有，要求在大学学习期间能够读完。

    二、注重实践，要求新闻实践和社会实践并重。新闻跟其他学科不太一样，实践性特别强。像游泳，你在岸边上讲多少要领，如果不到水里，永远学不会游泳。过去在新闻院校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缺点，就是书读了不少，但是进入新闻单位后，要马上拿得起来，很难。有时候需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前新华社就曾提出，现在新闻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几乎都要重新回炉，我们想避免走这样的路，尽量缩短跟媒体的距离。所以，在教学中也比较注意这一点，比如我们讲新闻评论，那就要求写评论，写的好送给人民日报发表。那时米博华是评论部的主任，他对我们的学生非常关心。一些习作完成之后，他拿去全部点评：有什么共同的缺点，好在什么地方，不足在什么地方。

    前两年SARS的时候，人民日报总编室搞了一个论奉献的讨论，我们的学生也在课堂上讨论这个话题，然后把发言内容送到人民日报，“论奉献”的专栏就是以清华大学学生的作品开的头。这样慢慢了解媒体到底需要什么，媒体对文章作品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就能够缩短和媒体的距离。还有一个《乡村八记》，是本科二年级一个叫李强的学生写的，老师鼓励他寒假期间去做社会调查，李强就回到家乡做了八天调查，写了“乡村八记”，写得特别好，有理有据、非常扎实，又非常生动。

    多实践可以让学生弥补最大的不足之处，那就是对国情的了解不够。学生有很多优势，缺点就是到了辨析、辩论、分析这一层面时，力不从心，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因为有很多问题都是不了解过程而产生的，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三、国际视野。清华大学的优势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国际视野，因为我们有很多比较年轻的教授，他们曾经在国外留学和工作过，对西方的文化和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另外他们的外语也很好。基于这样一个优势，我们提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同时也有本土意识，外语又很好的学生，将来随着媒体多元化，学生就业的天地会更广阔一些。

    四、面向主流。培养高手到底是什么标准？我们提出来三条，一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二是有丰富的学养。三是要有好的文笔，特别要强调练笔，要练出一手好的文笔。

    “三贴近”需要艰苦的思考、实践

    “三贴近”需要艰苦的思考、实践，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现在这个方针的重要性谈的比较多，但是具体怎么“贴”，怎么做？

    首先我觉得大家应该考虑，究竟怎么样“贴”，从哪个角度“贴”，怎么样“贴”才能更近一些，这是很费脑子的。特别是经济报道，业务性、基础性都比较强，怎么和生活贴近起来，这就要花很多精力和脑子。

    我记得在经济日报的时候，很多同志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有效的探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年国家计委给我们一个文件，讲到规模经营的问题，比如汽车生产，有一段时间出来很多小汽车厂，可形不成规模，就达不到一定的效益。这个问题的经济业务性比较强，如果随便发了，肯定有好多读者看不懂，什么叫“规模经济”。后来现在的副总编辑就研究怎么能够贴近群众，用群众熟悉的语言、知识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通篇都改写了，我记得一开始写：“朋友，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能不能给我包一个饺子？’一定会闹笑话，怎么能包一个饺子，因为包饺子就必须买肉馅，必须和面，还必须加各种的佐料，还要擀皮。可是这么多的程序，结果它的效益只是这一个饺子的话，恐怕生活中没有人会这么做，谁要做的话，人家会认为你神经有毛病。但在企业生产中，确实有这种‘包一个饺子’的现象，形不成规模经济，一年才生产几十辆汽车，效益没法体现出来。”文章后来评上了全国好新闻一等奖。像这样很深、很硬的题目，很难解释清楚，它和生活不是那么近。

    现在新闻界研究业务的空气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关于“三贴近”。常常有一种现象，研究提法太多，研究做法太少。提法就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基本上，还是大致上，还是总体上。其实更重要的是要拿出做法来，就像鲁迅当时讲的“大众化”，他说老讲“大众化”，总有一天哪一个劳动人民会到你面前说“你给我画一个看看”，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还有一个新闻工作者转变作风，加强职业道德修养的问题。王元生讲过这样的话，几十年了，我印象还是很深，他说 ：“新闻工作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业，但是也是一个最容易堕落的职业，因为它有太多的膨胀和太多的诱惑。”这个话到现在听起来还觉得是发人深思的。特别是在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各种外界的，包括企业对于媒体要求很迫切，希望通过媒体更好地来传播他们，所以，各种各样的手段都有。一个年轻的学生进入记者的岗位以后，很快就会接触到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的学生到媒体实习，第一天就打电话来，他说今天我参加了一个新闻发布会，给了我200块钱的车马费，我当时想到这是应该退回去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退回去，回去了以后问带他的老师。这个老师就说 ：“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办法解决，那就这样吧，你买点东西大家吃了吧。”就是以这样的方式解决类似的问题。学生刚刚从学校出来，对这个事情看得还是比较重的，因为平常讲不能够接受钱财、财物等等，学生一进去的第一天就遇到这个事情，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要各个方面来协助，不是仅仅是新闻单位解决得了的。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头脑里面得有一些比较高尚的形象。像穆青同志。穆青同志去世的当天，我本来是上两节课，我就拿一节课专门讲穆青。我没有想到课后他们马上自己组织了主题团活动，一个主题就是“做人民的好记者——穆青”，我没有布置他们任务，他们自发地组织。他们听了我讲的一些片断，自己很感动，他们分工，然后寻找自己的资料，然后在活动上大家发言。这个发言最后竟然成了一本书，几天之后，他们把这本材料拿到我面前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和惊讶。因为我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做人民的好记者——穆青”，当时对穆青还没有这个称号。所以这本书出来以后，我给中宣部的领导同志送过去了，他们电话里说看了以后非常感动，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清华大学的学生想的跟他们如此接近。

    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学生的主流。有人认为现在的青年不会再喜欢这样的典型了，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想这种思想道德方面的熏陶，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不是说一次就能完成的，而是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可能会产生一辈子的影响。我老说农民的一句话，下雨就有露水。只要下雨就有露水，一点一滴的，平常的熏陶，就需要一个整体的环境。我一直对青年人抱着希望。

    高校传媒教育和现代社会记者职业要求的衔接

    理论与实际应该结合更紧密一些。现在书很多，中国关于新闻传播方面的书很多很多，国外也有很多这方面的书。这当中有很多新的理念、新的思想，不像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机会好好读书的，这些都是现在社会的优势。这些学生学到这些知识，到媒体去，往往用得上的不是很多，可能间接产生作用的是有的，但是直接的应付我们每天的采访、写作，这种很直接的作用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实务性的东西。有的同志反映，学校里出来的板样不会画，标题不会做等等，今后学校应该有这些实务性的内容，另外多和媒体合作，进行融合。各级党报和政府办的报纸，层次都是比较高的。但是学生开始的时候并不太接受这一点。我记得2000年的时候，传播系的学生，毕业以后要求到主流媒体去的只占了20％，有的是愿意到其他一些专业报、娱乐报、都市报，很多是要求到外资公司、合资公司等等。他们原来的印象是觉得主流媒体是面目比较可怕的，比较呆板的，比较教条的，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很缺少人情味。我想假如是对主流媒体的认识不解决的话，要面向主流就是一句空话。

    另外，我们讲的进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因为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教育，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主流媒体的了解，如果不了解，感情上离得很远的话，那你怎么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要是通过主流媒体体现出来的。其实我在院务方面做得不太多，主要是拉近学生和主流媒体的距离，让主流媒体了解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学生了解主流媒体。这几年里，我们几家大的重要的新闻单位，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等，在这方面都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特别是我的母报——人民日报。一个是他们每年都接收我们的很多实习生到报社实习，这是改变学生观念的很大的一步。经过几个月、甚至半年的融合，让他们觉得媒体都很亲切，不像想象的那么可怕。我们有一个女学生在人民日报教科文部实习，她跟她的指导老师特别融洽，指导老师对她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比如女学生上夜班回去，回到清华大学，考虑到她晚上路上不安全，就把自己还没有住的新房子给她住了，还把当年结婚时没有用过的新被褥给她用上。学生特别感动，所以她一心想到人民日报，这一点我也很感激报社的领导。他们对学生实习的时候专门做了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要怎么样关照他们，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获得更多的知识，下面各个部门的领导也都很关照他们。这样两方面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原来主流媒体老想到学生是要回炉的，现在有些大学生不是回炉的问题，而是他们来了以后一下子就进入了。我有一个学生，就是实习几个月的时间，头条发了6篇，其他报道文章发了30多篇，这完全出乎报社的意料。两方面拉近彼此的距离，这是对学生亲身了解党报、了解主流媒体、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对主流媒体本身有一种抵触，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就是空谈了。（根据范敬宜教授做客人民传媒“传媒沙龙”接受访谈时的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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